亲密关系的变革-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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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要。
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解释与拉康的解释有相似之处，尽管其结果相当不同。与拉康一样，马尔库塞批评自我心理学，十分强调无意识。然而，与拉康相反，马尔库塞认为，无意识的恢复为激进的社会批评提供了有力的中介；对马尔库塞来说，这是因为自我心理学接受现实的世界。通过转向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各种本能，我们可以揭示社会压抑的各种机制，也可以赋予现代性的解放前景以内容。
马尔库塞对解放的可能性的判断是由几个重要的概念步骤组成的，如把压抑分成基本的和剩余的压抑，并给现实原则加上行为原则。换言之，有些压抑形式产生于现代制度的“内在禁欲”，一旦超越了这些制度，这些压抑就烟消云散了。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说，这些压抑“按要求是多余的”。行为原则是在面对特殊社会秩序的（非永久性）历史现实而非心理现实时暗示的一种原则。比如，马尔库塞描写为“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就是一种社会形态，那里存在着剩余的压抑。然而，他迄今一直注重劳动语境中的剩余压抑。
对马尔库塞来说，解放与首要的快感相关，他把快感与享乐主义严格区别开来。现代工作纪律只有在身体被解除性欲时才是可能的。如果允许里比多从剩余压抑中逃脱出来，它就会威胁或完全破坏那个工作纪律。马尔库塞在一部早期著作中证明，享乐主义“体现了关于社会的一个正确判断”。对肉欲的追求恰好击中剩余压抑的核心，因此固有一种批判棱角。而享乐主义却是无政府的，只有与真理相关时才具解放性质。在这个意义上，真理与福柯所说的性的“真实”大相径庭：它是与幸福和审美欣赏准则相一致的快感。在幸福的问题上，马尔库塞与柏拉图是一致的，幸福是“服从真理标准”的快感。赫伯特·马尔库塞：“论享乐主义”，载《否定》，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68。
马尔库塞指出，在《文明及其不满》的一段有趣的文字中，弗洛伊德把文明的压抑性，不是与各种本能本身的升华联系起来，而是与性关系的排外性联系起来。弗洛伊德说，“性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第三个人只能是多余的或令人不安的。”转引自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48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一对儿恋人不会对任何其他人感兴趣；文明不能容忍这样，因为文明依赖于更大的团体间的关系。在此，弗洛伊德仿佛再造了传统上对性爱激情的抵制。然而，如马尔库塞所正确地看到的，性爱可在双重意义上具有解放力：当视对方为平等之人而尊重时，爱便打破了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的框架，但也在肯定的意义上与更广大的社会公民相容。“自由性爱”不仅与“永久的文明的社会关系”相一致，而且本身就是这种关系的条件。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49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
马尔库塞常常用弗洛伊德反驳弗洛伊德，以表明弗洛伊德对现代性的心理需要的阐释既是革命的又是保守的。于是我们看到，弗洛伊德认为原始自恋在现代文明中的残存不仅是神经官能症，而且是一种“可选择的现实”。尤其是，尽管不完全是在与性的关系上，自恋可以产生“与宇宙合一”的博大感觉。自恋主义通常被解作通过从更大的世界中隐退而对其进行的防御性适应（这里，我们还可以说，不仅弗洛伊德，而且像克里斯托佛·拉什和福柯等当代文化批评家都是这样解释自恋的，如福柯描写的“自我的加利福利亚海湾”），这揭示了一种超越潜能。自恋“可能成为客观世界新的里比多发泄的来源和储存库——把这个世界改造成一个新的存在模式”。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38页。
马尔库塞对生殖器性欲的性质的评价截然不同于赖希的评价。马尔库塞说，弗洛伊德提出，儿童的性兴奋采取普遍化了的身体性亢奋的形式，后来集中在生殖器上，这是性心理发育的正常过程。（实际上，如在第7章所指出的，弗洛伊德认为集中的生殖器性爱是男孩子的特点；女孩子则不得不以比较分散的性爱形式“应付一下”。）在马尔库塞看来，弗洛伊德没有看到，向生殖器性爱的趋进是对现代社会秩序强加的各种快感可能性的一种限制。“生殖器暴戾”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身体需要参与工业劳动的部位都被剥夺了里比多。恢复身体的性功能，恢复与审美欣赏相关的性爱的原始意义，是未来革命变化的必要组成部分。马尔库塞并不完全赞成可塑性性征，而把“性变态”，包括同性恋，视为对生殖器性暴戾的行为批判。这些行为批判标志着对性行为破坏生育予以抵制的场所。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64～166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
赫伯特·马尔库塞（2）
对马尔库塞如同对弗洛伊德一样，死亡本能并不完全是一股破坏力。人的创造性是生死本能结合的结果，而现代文明所面对的问题是，死亡本能已经脱离了其与里比多能量的必要的相互作用。死的愿望已经融入到现代纪律严格的机械的性质中来，而这种纪律不仅仅充斥于工作场所。对异化劳动的克服将释放剩余压抑，同时也把死亡本能与性快感的资源重新联系起来。摆脱繁重的劳动不仅使身体，而且使自然恢复了性爱，因为生殖器性爱的突出性关系到对自然环境采取的工具性观点。“非压抑性升华”将是恢复与自然之和谐关系的基础。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2。
一种非压抑性文化——一种仅仅保持基本压抑的文化，马尔库塞认为，在某些方面将是心理的倒退。它将是文明的一次逆转，同时又是一次征服，是为了进步而后退。摆脱了“性”，爱欲便具有了文化建构的能力，而且远远超越了当代社会的文化建构能力。只要有政治理论存在，我们就能从查尔斯·傅立叶那里比从马克思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基于狂热的迷恋、不是激情的爱而是爱欲在群体的爱和友谊中的绽开的愉快合作，将成为社交活动的主导媒介。用马尔库塞的话说，“随着性欲转化为爱欲，生命本能将发展其感性秩序，同时，理性变成感性，致使其为了保护和丰富生命本能而容纳和组织必然性。……压抑性理性让位于一种新的满足的合理性，在这种合理性中，理性与幸福融为一体。”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79～180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
性激进主义的各种可能性（1）
对于像赖希和马尔库塞一样认为现代文明固有压抑性的任何人，一个主要的难点源自福柯所注意到的公众的性迷恋。现代制度的成熟与越来越多的限制无关，而与其几乎无处不有的越来越高的声望相关。马尔库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供了一种解答。性放纵与解放根本不是一回事。性的商品化是普遍的，但色情却多多少少被从视野中彻底清除了。马尔库塞认为，西方最初发展阶段对性欲所持的抵抗态度已经成为人们积极的选择，而以快乐的外表掩盖其压迫性的“性自由”则不然。以前为法律所不容的一种意识被保存了下来；我们现在看起来似乎更自由了，但事实上却生活在臣属之中。
今天谁来为赖希和马尔库塞的思想辩护呢？几乎没有人。而问一问为什么则是有所教益的。福柯会说，赖希和马尔库塞与他们的宗师弗洛伊德一样，也为压抑假说所骗。他们每个人都相信，现代社会依赖于高层次的性压抑，这首先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中显示出来。他们的这种假说是错误的，因此，他们提出的其他观点也就值得怀疑了。然而，撇开压抑假说不谈，赖希与马尔库塞以及福柯之间观点的差别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迥然。压抑性的升华机能丧失并不是福柯所要用的术语，而且与他的思想是相异的，但对他来说，如对其他人一样，当代的性放纵是一种权力现象，并不是通往解放的道路。福柯沉思说，“也许有一天会有一种不同的身体和快感经济”。米歇尔·福柯：《性史》，卷1，《引论》，第159页，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马尔库塞和赖希会同意这种观点，尽管他们两人对其最终结果的看法都比福柯刻意阐述的还要全面。
要理解这些“性激进派”观点的局限性（以及在我看来是这些观点的持续重要性），我们必须撇开福柯而诉诸于其他人。赖希和马尔库塞在著述中几乎没有谈及性别或现代社会秩序中影响爱情关系发展的那些变化。赖希大量论述爱和父系家庭。在这方面，他至少步弗洛伊德的后尘，认为美好生活是基于爱情、工作和知识“三大支柱”建立起来的。然而，在他的著作以及马尔库塞的著作中，我们都没有看到关于性别和爱情本身作为革命影响的系统理论。性通常被描写为仿佛是两性共栖的，这是认为里比多无性别特征造成的直接后果。马尔库塞似乎偏偏忽视了弗洛伊德对性心理发展的不同途径的分析。虽然赖希和马尔库塞都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热情支持者，但在著作中并未阐释妇女斗争在家庭环境和其他地方的影响。缺乏对爱情的关注是马尔库塞著作的一个难解的特征——尽管瞬间的反思将提醒读者这样一种缺乏是大多数社会理论的特点。马尔库塞强调的现代性的困境大多是男性主导领域里的困境。我们只能假定，爱又一次被置于幕后的某处，被当作实际已经成为的妇女的专业。在前台，只有工薪劳动的世界，这自然被当作男性的事业。那么，马尔库塞描写的现代性的负担与戈德伯格等人阐释的“被毁坏了的男性”就形成了强烈的共鸣，这还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吗？
马尔库塞没有解释他所痛斥的性放纵源于何处。在我看来，赖希以及以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和压抑理论为起点的任何人，实际上都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不管这种放纵得到多么激进的处理。激进地处理弗洛伊德的理论旨在表明，他视之为一般文明之特点的东西实际上是现代秩序所特有的。那个秩序被表现得比其实际要牢固得多，可以抵制任何变化。事实上，如果现代制度依赖于性压抑，这将增进而非减缓其进一步发展。说“性放纵”是一种扭曲的性形式就为增进自由化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标签，但并未说明这个过程何以发生。此外，这些思想家们并未在这种自由化中看到进步的迹象；性放纵的增长并未威胁到把我们埋葬在包容一切的规训制度之中的无形大厦。
福柯把西方对性的先入之见作为研究的起点，并对压抑观念提出质疑。对性的关注，包括“性”本身的发明，是把监督作为生成权力的手段而加以普及的结果。这样的权力起初集中在作为机器的身体上——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斯·韦伯、甚至马尔库塞的影子——后来又集中在影响繁殖、健康和长寿的生理过程上。现代社会并非像前现代社会那样基于剥夺生命的权力，而基于开发生命的权力之上，“反复地投资生命”。米歇尔·福柯：《性史》，卷1，《引论》，第139～142页，鹈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