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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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写。他想，吹牛不犯法，谁也管不着。既然把牛吹出去了，他就要像个干部子弟的样子，在穿上，他过去买的好衣服和品牌运动鞋过时的过时，小的小，他现在穿的都是母亲给他从地摊上买的廉价的冒牌货，他想他的“寒酸”是蒙混不了几天同学的眼睛的。90年代中期的高中生，已经有了穿用品牌的意识，同学们攀比的心理和识别假货的能力同样厉害。
道琼斯说：你去看看，我家有多穷（3）
家里没钱，他就找到了表舅卞烺。之所以去找表舅，一是觉得他在银行是官，看表舅家里的摆设就像有钱人；二是因为表舅年轻，好说话；三是表舅的银行离他所在的学校很近。董安凡动了脑筋，是在自己快要到生日的时候去找的卞烺。那天，他是利用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去找的卞烺。他嘴能说，就敢说，见表舅后嬉皮笑脸地说，他就要过生日了，表舅人好，表舅人大方，他想表舅一定会给他送生日礼物的；表舅要是送了他生日礼物，他会高兴死的。卞烺笑着拍打了一下他的脑袋，说：你小子就会拣好听的说。卞烺的确大方，带他去外面吃了顿好饭，还给了他一百元零花钱。问他想要什么礼物，董安凡说想要一身运动服和一双运动鞋。说着装着可怜的样子说，他穿的衣服和鞋都是母亲从地摊上买的，同学们都嘲笑他呢。他这样说其实是想提醒表舅给他买好品牌的。卞烺同情地说：那怎么行，活人不能叫人瞧不起。然后大气地挥了下手说：放心，你要什么牌子的，表舅就给你买什么牌子的。董安凡一听，心里乐开了花。直说表舅真好，表舅大方。
当天下午董安凡放学，卞烺就打电话叫来妻子蒋倩，带着董安凡去了百货大楼。卞烺说他有工作应酬，就不跟着去了。运动服和运动鞋，蒋倩给董安凡买了最好的牌子——阿迪达斯，花了近一千元。董安凡兴奋得不得了。嘴上直讨好表舅妈，说在他眼中，表舅妈是最漂亮的人。蒋倩问比他那卞银薿姨妈呢？董安凡说当然她比卞银薿姨妈漂亮啦！蒋倩知道这是孩子对她的讨好，但心里还是高兴，挺喜欢董安凡的。
有了阿迪达斯牌的服装和鞋，足够叫董安凡在班里抬一阵子的头。这一次撺掇表舅花钱的成功，叫董安凡去花亲人的钱有了更大的信心。他想，他需要什么好东西或是需要零花钱是有渠道了。后来，他就去做了。他分别去合众酒楼和建筑公司找过大爷卞金荣和卞金利，去审计学校找过表姨卞银。他去找的，当然都是有钱和条件好的亲人；一般条件和不行的他是不会去找的。比如像大姨卞银花，三姨卞银草，他根本不会去动向他们要钱的脑筋的；也指望不上。他去找的每个人，都没有叫他失望，他只要把话拐着说出来了，他们心领神会，也知道他家里的情况，就会给他钱。两个大爷给了他一百元，表姨给了他五十元。董安凡去找他们都是利用了他的嘴会说，他不直接说目的，找的借口都是一样的，说是想他们了。然后他的嘴巴动起来，说起学校的这事那事，说着总要说同学们都有什么，他没有，父母没钱给他买。或者是，他的同学好，人家老是给他花钱，他觉得自己都掉价。有钱的人都是不甘心掉价的事，大人们听了小孩的话，自然就会主动给他钱，叫他去抬得起头。他们给他钱是给，却都会交代他一句，叫他不要乱花，也不要养成乱花钱的习惯。他们的交代，叫他感觉到，他们是不支持学生手里有零花钱的。他想他可能只能向他们要这一次了。而接着家里意外不断，在澡堂干了近一年，母亲卞银朵就不干了，自己辞了职。之后父亲黑子骑自行车去买菜的路上，把腰摔折了。一时也不能工作了。
卞银朵主动辞职是因为和一个男顾客吵架。顾客给她一张很破的两元钱，卞银朵嫌钱破，不收，那顾客横，破口就骂了起来。卞银朵不示弱，跟他对骂。顾客脾气大，冲进屋很使劲地推了卞银朵一把。卞银朵受不了，疯了一样地拿出了拼命的架势，顾客也不论，两个人的吼骂声要冲破屋顶，都是极尽难听的词语。这次吵架，叫卞银朵受不了，赌气不干了。新工作还没找到，两个月后的一天，丈夫黑子骑自行车下坡时，为了躲闪汽车，车轱辘顶到了路边的牙子上，车倒人翻。由于车速太快，人摔得厉害，滚了好几滚，折了左右两根肋骨。这样重的伤，至少要养几个月。而且，好了后，多少会留下后遗症，是给本来就没优势的身子骨雪上加霜了。黑子的医疗费花了一万多块钱，是卞金荣主动掏的，说黑子是他的员工，他有这个责任。不但掏了医药费，卞金荣又拿出了五千元，说是给卞银朵一家暂时生活的。过后，家族的人陆陆续续都给他们“捐”来了钱，在北京的卞银薿也汇来了五千元。卞银朵手里一下就有了两万多块钱，她从来没有把持过的数目，让她喜出望外。但母亲王香萍交代女儿一定要省着花，精打细算，钱要大手大脚地花起来，跟流水一样快的，眨眼就会没有的。卞银朵连连答应。
卞银朵没有听母亲的，像开荤一样，放开了花，买了很多她想吃的、穿的，也大方地给儿子买了衣服，给了零花钱。董安凡接上了他的炫耀劲，在同学面前扬扬得意，面子十足。黑子卧在床上，卞银朵自然就不去工作了；两个月后，黑子能下地自己照顾自己了，卞银朵还是不想去找工作。理由简单，就是不想工作，想清闲地呆在家里，舒服地享受。黑子管不了她，随她了，只是希望自己的腰好彻底，好去找工作。但他的腰是不能好彻底了，左肋骨的周围皮肤总是红肿，去医院复查，才知道，骨头没有对接好，有些错位。重新打断骨头重新对接是不太可能的，只能认了。这不属于医疗事故，对于个人只能算倒霉吧。医生说，黑子的这种情况，他将来只能干点轻省的活儿，还不能站长时间的，要经常休息。卞银朵一听这种情况，号啕大哭了一场，喊，她真是找了一个废人哪！黑子真诚地说：要不，咱们就离了吧，你好再找个好的。卞银朵戛然止泣，又骂黑子嫌弃她了。黑子就不吱声了，心里知道卞银朵家里家外是离不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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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琼斯说：你去看看，我家有多穷（4）
黑子的这种情况连卞金荣的酒楼也不能去干了，外面还有哪儿能要他呢？于是，一家三口，就暂时靠家族“捐”来的那些钱和卞银朵、黑子的每个月共两百多元的生活补助费生活了。他们真的成了坐吃山空的角色，过了半年多，原来的两万多块钱，就只剩了八千多块。八千块钱，在卞银朵眼中还是多的，她没有压力，还想，花完了再向家族的人借，反正他们的情况摆在那里，他们理所应当地得到同情、帮助。卞银朵不忧愁，还倒清闲地找到了消遣的事，学会了玩麻将。是跟着院里的一些家庭妇女学会的。那些人经常地在院里见到她，知道了她的清闲，就怂恿她加入她们的队伍，为的是人多牌气盛嘛。她们玩麻将是实打实要赢钱的，卞银朵学会了之后，第一次上桌，就赢了二百多块钱，一下就勾起了她的瘾，便没犹豫地“正式”加入了进来。再玩了几次，她就输多赢少了。但卞银朵越输越想赢，玩得更上瘾。
牌友是一星期聚两次，在星期一和星期四的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选这样的时间，就是为了不打扰别人，别人也不影响她们，因为，那个时间，各家的人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去了。打牌是要赢钱的，也不能天天打，一星期两次，适可而止。她们虽然玩得不大，赢输最多也就是三四百块钱，但对于她们这些普通收入的牌友来说，赢得起，是输不起的。所以多数牌友是一星期只参与其中一次，甚至一次中只玩到一半。卞银朵则不，一开始就次次都参加，每次从头玩到尾。卞银朵越想赢，却越输，一个月下来，她玩了八盘，输了六盘，竟输了一千六百元。卞银朵不服，越发玩了下来。再三个多月下来，手里所剩的几千块钱，就被她折腾得精光了。其中多半是被她打牌输掉的。
家里没钱了，她就立即向家族的亲人“借”。她急切地借钱，不是生活第一，是为了尽快再去上桌打牌的，就像她1992年迷恋“天灵功”时的状态。和儿子一样，她只针对有实力的家族成员。她像讨债似的，开始上门一个一个地去讨要，理直气壮的。同时给北京的妹妹卞银薿也去了求助信。对谁，她找的借口都是原来的钱一部分买了国库券，剩下的节俭着也是快花没了。她嘴很会说，说生活上他们是能将就过去的，关键是儿子上高三了，总是不停地要交这费那费的，他们不能耽误了儿子的读书。每个人听了她的，也信了她的，给了她钱。卞金利、卞金荣、卞烺给了她两千元，卞银家给了一千元。他们给她钱时都会同情地说：不要提借的话，她再有困难，尽管说。卞银朵听得又感激又欣喜。接着，北京的妹妹卞银薿也汇来了五千元钱。卞银朵就想还是她猜测得对，妹妹是最近最亲最大方的。
卞银朵打着儿子的旗号借到了钱，但是儿子果然需要钱了，她却不给儿子用。董安凡说学校要求交纳高三全年的补课费、额外的学习资料费、补课加餐费，共一千元。卞银朵一听，摆手就说没钱，叫儿子不要参加补课，不要额外的学习资料，不就行了。儿子嬉笑着说，那肯定不行，学生又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散兵游勇，一切行动都要听指挥。卞银朵却沉着脸说：不交！这是乱收费。儿子也不笑了，说，不交这个钱，他索性就不上学了。卞银朵却说：你的学杂费都交过了，不上白不上。儿子瞪了眼母亲说：反正，不交不成，你看着办吧。说罢，昂着头走了。他想母亲肯定会给他钱的。卞银朵现在是惜钱如金，她想她的钱来得不容易，一千元钱够她玩好几次牌的；她更觉得一千元就是学校的乱收费，她是绝不会交这种钱的。卞银朵不拿钱，却也不想落个“赖”名声，她要以理讨巧。她要亲自找到儿子的班主任，倒出自己的家庭状况，目的就是叫老师给儿子免掉那一千元，她不信学校不讲人情。没想到，她那一去，带出了很多意外。
卞银朵去学校，对儿子的打击是巨大的。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母亲暴露了他的身份，同学们立即就以嘲笑的姿态口口相传开了；第二，见了班主任，卞银朵才知道，学校要求交纳的是六百元，不是一千元。这样，就知道董安凡撒了谎。老师叫来董安凡一问，是他想借机多要四百元，留着做零花钱。这样，好虚荣好吹嘘的董安凡在同学们面前是不好抬起头了。
没过几天，董安凡就离家出走了。出走前，他做了充足的准备，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撬开了母亲放了钱的大衣柜，偷走了三千元钱。然后还留了字条，说是去外闯荡，他要挣钱，当了大款再回来。去哪儿，干什么，都没说。卞银朵追悔莫及，哭了一场后，也就罢了，念叨说：反正没死，早晚也要滚蛋。说是不在乎，还是求到了公安局，看能不能想办法把孩子找回来。但董安凡没有申办过身份证，就不好办了。
董安凡一走就再没有了消息，他没有再给家里写过一封信，打过一个电话。直到三年后，2001年10月的一天，北京的卞银薿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