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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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也帮助了他们。共产主义带来了阶级意识，使普通人有了发言权，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由于中国普通人家的子女一般都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他们就被给予了一种阐述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尽管他们的声音还很微弱。左翼青年的文学与艺术作品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觉到自己国家普通男女同胞的价值。表达的方式可能很粗糙，受外国艺术影响根深，但见解已经有了。我们有时可以在画布上看到一位农妇，而不是竹枝上的小鸟；一个吃力的人力车夫，而不是荷花池里游戈着的金鱼。
然而，如果我们西方入等待这些新的解放青年去寻找合适的语言连贯地为我们解释中国的一切，我们就得等上很长时间，或许要等下一代才行。然而可喜的是，中国还有另外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在这混乱的时代并没有迷失方向。他们的幽默使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生活，这是多少代人用世故和学问培养出来的幽默。他们机智到足以理解自己的，也足以理解别人的文明。他们能够明智地选择自己民族所特有的东西。长期以来，我就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我多少次满怀渴望，急切地打开一本本这样的著作，然而又多少次失望地把它们合上。因为其中的内容是虚假的，言过其实的，作者在狂热地为一个伟大到不需要为之辩护的国家辩护。那些著作是为了取悦外国人，而于中国则不配。
一本有关中国、与中国的名字相称的书，不应该有上述这些毛病。它应该是坦诚相见，不自惭形秽的，因为中国人向来就是一个骄做的民族，它具有坦率与自豪的资本。对中国的理解应该是具有智慧和洞察力的理解，因为中国人在理解人类本质时就胜其他所有民族一筹，是聪明而富有洞察力的。对中国的阐述应该是富有幽默感的，因为幽默是中国人本性的一部分。深沉、圆熟、友好的幽默，基于对生活的悲剧性认识与认可之上。对中国的阐述，语言应该是流畅的、精确的、优美的，因为中国人向来高度评价精确与优雅之美。只有中国人才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我已经开始怀疑中国是否有这样的人物存在。似乎还未曾看到一个用英语写作的现代中国人，他既不能脱离自己的人民到格格不入的地步，又不能不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求正确地理解这个国家的含义，过去的以及现在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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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以上所有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做，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自序
在这本书里，我只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这是长期痛苦思索、阅读和反省的结果。我没有试图与人辩论，也没有竭力证明自己的观点怎么与众不同。然而我欢迎人们为我辩护，也随时准备接受人们对我的批判，就像孔子谈论他的《春秋》一样。①中国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国民生活如此复杂，对她有形形色色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阐释，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有人持有与我相反的意见，我也随时准备支持他，并为他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正确性。然而，真理终究是真理，它会压倒一切聪明的个人见解。人们能够获得真理、体会真理的时刻并不多，只有这些时刻才能永存，而个人见解则会很快地消失。因此，最为艰难的搜集证据的工作所带来的结论，通常可能仅仅是博学的废话。人们需要更简单、更微妙一些的方式去阐述这些体会，因为真理永远不能被证明，它只能被感知。
『①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昔，其惟春秋乎。”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会激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我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们。这些伟大的爱国者与我毫无干系，他们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他们的爱国主义也不是我的爱国主义。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缕，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
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我也不是为西方的爱国者写作。我害怕他们摘引我的字句——承蒙他们错爱——胜过我害怕自己同胞的误解。我只为具有简单的庸见的人写作。古老的中国就是以这种庸见见长的，但今天这种庸见却少了。我的书只能这样简单地去理解。为了那些没有失去自己最高人类价值观的人，只是为了他们，我才说了这些，因为只有他们才会理解我。
作者
1935年6月于上海
1939年版序
本书始成于1934年，那时中国正处在最为黑暗的年代，面临外族入侵，却看不到坚强有力的领导。自那时起，中华民族的精神经历了一次转变，由绝望变成希望，变为团结，变为国民的自信心，正如在英勇的抗战中所见到的那样。在社会与经济的内部重建上，中国经历了一个伟大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要抢在日本大规模入侵以前得到飞速发展。从精神上来讲，中国人民的热情第一次被不断到来的日本侵略所激发，这种热忱又促成了全国的团结与和解。人民决心不惜任何巨大的牺牲也要获得民族解放，他们对最终的胜利深信不疑。
这样一个4万万人团结一致的国家，具有如此高昂的士气，如此能干的领袖人物，绝不会被一个外来势力所征服。我相信，经过西安事变，中国获得真正团结之后，她就度过了现代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在新增加的一章中作了阐述。它的标题是“中日战争之我见”。其中，我记述了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获得新生，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1932年至1937年奠定的抗日基础；那些年代中无法忍受的局面，以及我自己的看法——武装冲突已不可避免，中国通过战争而获得新生也同样不可避免，不言自明；最后是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和进步的民主国家。
作者
1939年1月20日于巴黎
第一部分 背景
引言
外国人一旦来到中国，总是不得不有所感想。他们总是同情中国，有时也不免失望，然而却很少能够真正地理解与鉴识中国，因为他们总是在说爱中国或者恨中国。也许一个人在来中国之前，有时会想，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大国，遥远缥缈，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这种感觉很有一些吸引力。然而他一旦来到中国，就会感到目不暇接，很快就觉得无法再思考了。他只是感到了中国的存在，一种如此巨大的存在，简直超过了人类心灵所能包容的程度。这里似乎是一片混乱，此事物与彼事物互不关联，生命的运动在遵循着自己特有的规律，生活像是一出出雄伟的戏剧，时而悲哀，时而欢乐，却总是那样紧张，那样激昂，那样真实。一段时期过后，他又开始思考了，这时他感到奇怪，感到惊愕，感到百思而不得其解。
这时，他的反应就同他的性格大有关联了。他要么是一个浪漫的国际主义者，要么是个一本正经，自命不凡的道学先生。他要么喜欢中国，要么不喜欢，并开始举例来证明自己的好恶。这也无可厚非，人们总是要对中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采取某种态度，否则便不能证明自己是个聪明人。人们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找理由，开始相互叙述趣闻轶事，家常琐事，交流别人在闲谈中说漏嘴的和随便说过的话，并且议论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这又足以使自己成为哲学家，成为在中国问题上冷静的、铁面无私的批评家，认为中国一无是处，或者使自己成为热情浪漫的赞赏者。当然，这些人的结论难免是十分愚蠢的。但是，人们的观点和看法就是这样形成的。世界之大，概莫能外，实在不可避免。于是，人们就开始辩论起来。一些人总是认为自己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真知的见。这些人是统治世界、操纵世界各地商业贸易的幸福之人，他们的见解总是对的。另外一些人发现自己充满疑虑和困惑，感到茫然，对中国有一种敬畏之情，一种不解之意，也许是一种畏惧感与神秘感——他们又回到自己原来对中国的看法之上了。然而，所有的人都感到中国是存在的，而且是一种神幻莫测的“存在”。
可见，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是最使人感到神秘而惊愕不已的国家，而且这还不只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古老及其地域的广阔。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有着持续文化传统的最古老的国家；她的人口也居世界之首；她一度是雄视全球的强大帝国，一个引人瞩目的征服者；她为世界贡献了自己某些最重要的发明；她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哲学和生活的智慧；她在艺术领域中展翅飞翔之时，其他国家还刚刚在学着拍打自己的翅膀。然而，今天的中国，无疑是这个地球上最混乱、最受暴政之苦、最可悲、最孤弱、最没有能力振作起来稳步向前的国家。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本意是要中国成为世界各民族中第一流的民族；她自己却在国联中选择了一个靠后的位子，与危地马拉坐在一起。整个国联已尽了自己最大的诚意，却还帮不了中国的忙，不能帮她把自己的家整理得稍微有些条理，不能帮她制止国内战争，不能帮她从自己的思想家与军事家、革命家与绅士政客手中解放出来。
与此同时，最令人惊愕的事实是：她自己对任何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的行为都表示出一种最冷漠的态度。像一个肚量很大的赌徒，她在失去了像德国那么大的一片领土时连眼皮都不屑于眨巴一下。当汤玉鳞将军在以创世界纪录的速度撤退，在8天内丢掉了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时，四川方面叔侄二将军正在兴高采烈地大比其武。我们开始纳闷：上帝最后能否按自己的意志去行事，他能否置中国人自己的态度于不顾，而帮助她成为第一流的国家。
另一个值得疑虑的问题是，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她能像以前那样成功地生存下去吗？迄今还没有一个古老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上帝真的本意要她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国家吗？抑或她仅仅是“大地母亲的小产儿”？
她是有过美好前程的，她曾经是征服者。现在，她最伟大的前程也许不过就是能够生存下来，而这种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考虑到以下事实时，就更为坚信不疑：考虑到她所经历过的岁月，那时希腊的崎丽与罗马的荣耀早已成为过去；考虑到她那苦苦研习外族文化的真谛，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