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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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所举的这几条的原文是：“君子用
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
……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尖，
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
其有众人，又不当独在后，又不当宿。
所以然
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
……若会酒坐，见
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无何舍去之。
此将斗之兆也。
坐视必见曲直，傥不
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谓为直，则谓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恶
之情生矣；或便获悖辱之言。
……又慎不须离楼，强劝人酒，不饮自己；若人来劝
己，辄当为持之，勿稍逆也。
”（据鲁迅校本）按嵇康的儿子名绍，字延祖，《晋
书·嵇绍传》说他“十岁而孤”。
〔66〕刘勰（？—约520） 字彦和，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南朝梁文艺理
论家。
著有《文心雕龙》。
这里所引的两句，见于该书《才略》篇。
〔67〕陶潜（约372—427） 又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晋代诗人。
曾任彭泽令，因不满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虚伪，辞官归隐。
著作有
《陶渊明集》。
梁代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五四”以
后又常被人称为“田园诗人”。
他在《乞食》一诗中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
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又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说：“江州刺史王
弘造渊明，无履，弘从人脱履以给之。
弘语左右为彭泽作履，左右请履度，渊明于
众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
”“采菊东篱下”句见他所作的《饮酒》诗第五首。
〔68〕陶潜的《述酒》诗，据南宋汤汉的注语，以为它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
事变——晋宋易代而作，注语中说：“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废恭帝（司马
德文）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授张伟使酖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
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
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
诗辞尽隐语，故
观者弗省。
……予反复详考，而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
”（见《陶靖节诗注》卷三）
〔69〕墨子（约前468—前376） 名翟，鲁国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墨家
创始人。
他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提倡“兼爱”的学说。
现存
《墨子》书中有《兼爱》上中下三篇。
杨子，指杨朱，战国时代思想家。
他的学说
的中心是“为我”，《孟子·尽心》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
他没有著作留传下来，后人仅能从先秦书中略知他的学说的大概。
〔70〕陶潜诗文中提到“死”的地方很多，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中说：“万
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
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
”又《与子俨等疏》中说：
“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
”等等。
可恶罪〔1〕
这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
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
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
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
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2〕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
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
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
九，十四。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2〕清党委员会 蒋介石国民党为镇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拥护孙中山三大政
策的左派分子而设立的机构。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及各部长联席会议决定，指派邓泽如等七人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五月十七日，
该会正式成立，各省也先后组成它的下属机构。
扣丝杂感〔1〕
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一四七期）的《随感录》（二八）
〔2〕而写的。
这半年来，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没有一种完全的：《莽原》，
《新生》〔3〕，《沉钟》〔4〕。
甚至于日本文的《斯文》，里面所讲的都是汉学，
末尾附有《西游记传奇》〔5〕，我想和演义来比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
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
至于《语丝》，我所没有收到的统共有六期，后来多从
市上的书铺里补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终于买不到，至今还不知道内容究竟是怎
样。
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遗失，还是没收的呢？我以为两者都有。
没收的地方，
是北京，天津，还是上海，广州呢？我以为大约也各处都有。
至于没收的缘故，那
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确切知道的，有这样几件事。
是《莽原》也被扣留过一期，不过这还可以
说，因为里面有俄国作品的翻译。
那时只要一个“俄”字，已够惊心动魄，自然无
暇顾及时代和内容。
但韦丛芜的《君山》〔6〕，也被扣留。
这一本诗，不但说不到
“赤”，并且也说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纪一样，是“青”的，而竟被禁锢在
邮局里。
黎锦明先生早有来信，说送我《烈火集》〔7〕，一本是托书局寄的，怕他
们忘记，自己又寄了一本。
但至今已将半年，一本也没有到。
我想，十之九都被没
收了，因为火色既“赤”，而况又“烈”乎，当然通不过的。
《语丝》一三二期寄到我这里的时候是出版后约六星期，封皮上写着两个绿色
大字道：“扣留”，另外还有检查机关的印记和封条。
打开看时，里面是《猓猓人
的创世记》，《无题》，《寂寞札记》，《撒园荽》，《苏曼殊及其友人》，都不
像会犯禁。
我便看《来函照登》，是讲“情死”“情杀”的，不要紧，目下还不管
这些事。
只有《闲话拾遗》了。
这一期特别少，共只两条。
一是讲日本的，大约也
还不至于犯禁。
一是说来信告诉“清党”的残暴手段的，《语丝》此刻不想登。
莫
非因为这一条么？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
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
呢？也莫明其妙。
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为在于检查的人员。
中国近来一有事，首先就检查邮电。
这检查的人员，有的是团长或区长，关于
论文诗歌之类，我觉得我们不必和他多谈。
但即使是读书人，其实还是一样的说不
明白，尤其是在所谓革命的地方。
直截痛快的革命训练弄惯了，将所有革命精神提
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顾不及增加营养。
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画一
个工人，手捏铁铲或鹤嘴锹，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
风顺，算是好的。
现在是要画一个少年军人拿旗骑在马上，里面“严办！严办！”
〔8〕这才庶几免于罪戾。
至于什么“讽刺”，“幽默”，“反语”，“闲谈”等类，
实在还是格不相入。
从格不相入，而成为视之懵然，结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乱七八糟，
谁也莫明其妙。
还有一层，是终日检查刊物，不久就会头昏眼花，于是讨厌，于是生气，于是
觉得刊物大抵可恶——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严办不可。
我记得书籍不切边，
我也是作俑者之一，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
后来看见方传宗先生的通信（见
本《丝》一二九），竟说得要毛边装订的人有如此可恶〔9〕，不觉满肚子冤屈。
但
仔细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图书馆员，那么，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到兴趣的毛边书，
终于不免生气而大骂毛边党，正是毫不足怪的事。
检查员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
要发火，开初或者看得详细点，但后来总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
——只剩了一条最稳当的路：扣留。
两个月前罢，看见报上记着某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
毁。
我那时实在感到心痛，仿佛内中很有几本是我的东西似的。
呜呼哀哉！我的
《烈火集》呵。
我的《西游记传奇》呵。
我的……。
附带还要说几句关于毛边的牢骚。
我先前在北京参与印书的时候，自己暗暗地
定下了三样无关紧要的小改革，来试一试。
一，是首页的书名和著者的题字，打破
对称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几行空白；三，就是毛边。
现在的结果，
第一件已经有恢复香炉烛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时无论怎样叮嘱，而临印的时候，工
人终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纸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无可挽救；第三
件被攻击最早，不久我便有条件的降伏了。
与李老板〔10〕约：别的不管，只是我
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给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还
确是毛边。
不过在书铺里，我却发见了毫无“毛”气，四面光滑的《彷徨》之类。
归根结蒂，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
所以说我想改革社会，或者和改革社会有关，那
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头瘟脑，躺在板床上吸烟卷——彩凤牌——了。
言归正传。
刊物的暂时要碰钉子，也不但遇到检查员，我恐怕便是读书的青年，
也还是一样。
先已说过，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
这才是“革命文学”。
我曾经看见一种期刊上登载一篇文章，后有作者的附白，说
这一篇没有谈及革命，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对不起。
〔11〕但自从“清党”以后，这“直截痛快”以外，却又增添了一种神经过敏。
“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过激，过激便近于共产党，
变了“反革命”了。
所以现在的“革命文学”，是在顽固这一种反革命和共产党这
一种反革命之间。
于是又发生了问题，便是“革命文学”站在这两种危险物之间，如何保持她的
纯正——正宗。
这势必至于必须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将来有趋于赤化
之虑的思想和文字。
例如，攻击礼教和白话，即有趋于赤化之忧。
因为共产派无视
一切旧物，而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
今天看见北京教
育部禁止白话〔12〕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