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3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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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失败。
〔8〕“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语见宋代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
喜,原作嬉。
沙
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
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
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
先前有跪香〔2〕,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
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
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
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
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喽罗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有“蒙蔽”。
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
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
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
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
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
然而沙漠以外,还有团结的人们〔3〕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走进来了。
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变。
当这时候,古人曾有两句极切贴的比喻,叫作“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4〕。
那些君子们,不是象白鹤的腾空,就如猢狲的上树,“树倒猢狲散”,另外还有树,他们决不会吃苦。
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蝼蚁和泥沙,要践踏杀戮都可以,他们对沙皇尚且不敌,怎能敌得过沙皇的胜者呢?
然而当这时候,偏又有人摇笔鼓舌,向着小民提出严重的质问道:“国民将何以自处”呢,“问国民将何以善其后”呢?忽然记得了“国民”,别的什么都不说,只又要他们来填亏空,不是等于向着缚了手脚的人,要求他去捕盗么?
但这正是沙皇治绩的后盾,是猿鸣鹤唳的尾声,称尊肥己之余,必然到来的末一着。
七月十二日。
B B〔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八号,署名洛文。
〔2〕 跪香 旧时穷苦无告的人们手捧燃香,跪于衙前或街头,向官府“请愿”、鸣冤的一种方式。
〔3〕 这里所说“团结的人们”和下文“沙皇的胜者”,隐指日本帝国主义。
〔4〕 “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 《太平御览》卷九一六引古本《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
声明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从开明书店转到M女士〔2〕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别后,多久没有见面了。
前蒙允时常通讯及指导……。“
我便写了一封回信,说明我不到杭州,已将十年,决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别,所以她所看见的,是另一人。
两礼拜前,蒙M女士和两位曾经听过我的讲义的同学见访,三面证明,知道在孤山者,确是别一“鲁迅”。
但M女士又给我看题在曼殊〔3〕师坟旁的四句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
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
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一,一○,十七年。“
我于是写信去打听寓杭的H君〔4〕,前天得到回信,说确有人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就在城外教书,自说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销了八万部,但自己不满意,不远将有更好的东西发表云云。
中国另有一个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也名鲁迅,我是毫没法子的。
但看他自叙,有大半和我一样,却有些使我为难。
那首诗的不大高明,不必说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说“待到它年随公去”,也未免太专制。
“去”呢,自然总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
但这还是小事情,尤其不敢当的,倒是什么对别人豫约“指导”之类……。
我自到上海以来,虽有几种报上说我“要开书店”,或“游了杭州”。
其实我是书店也没有开,杭州也没有去,不过仍旧躲在楼上译一点书。
因为我不会拉车,也没有学制无烟火药,所以只好这样用笔来混饭吃。
因为这样在混饭吃,于是忽被推为“前驱”,忽被挤为“落伍”,〔5〕那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
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个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
所以这回再登一个启事。
要声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三月二十七日,在上海。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
〔2〕M女士指马湘影,当时上海法政大学的学生。
《鲁迅日记》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得开明书店……转交马湘影信,即复。”
〔3〕曼殊苏曼殊(1884—1918),名玄瑛,字子谷,出家后法号曼殊,广东中山县人,文学家。
著作有《曼殊全集》。
他的坟墓在杭州西湖孤山。
〔4〕H君指许钦文,浙江绍兴人,当时的青年作家。
作品有小说集《故乡》等。
〔5〕“前驱”高长虹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号《新女性》所刊的“狂飙社广告”
中,说《狂飙》是“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合办”。
“落伍”,参看本卷第67页注〔2〕。
世故三昧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
“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
现在我假设以这样的话,来劝导青年人——“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倒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于会被指作反动分子的。
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路;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
例如我自己罢,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2〕,人们就说她是我的小姨;绍介一点科学的文艺理论,人们就说得了苏联的卢布。
亲戚和金钱,在目下的中国,关系也真是大,事实给与了教训,人们看惯了,以为人人都脱不了这关系,原也无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实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
即使有人为了谣言,弄得凌迟碎剐,像明末的郑鄤〔3〕那样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的紧要。
这时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楣。
我也有一个经验,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4〕,常听得同事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叫出来嫖的〔5〕,连机关的地址门牌,也说得明明白白。
有一回我偶然走过这条街,一个人对于坏事情,是记性好一点的,我记起来了,便留心着那门牌,但这一号;却是一块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破烂的小屋,是几个山东人住着卖水的地方,决计做不了别用。
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
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样来……”
这是处世法的精义,只要黄河不流到脚下,炸弹不落在身边,可以保管一世没有挫折的。
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话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许要以为我是在教坏了他们的子弟。
呜呼,那么,一片苦心,竟是白费了。
然而倘说中国现在正如唐虞盛世,却又未免是“世故”之谈。
耳闻目睹的不算,单是看看报章,也就可以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
但对于这些事,除了有时或有同业,同乡,同族的人们来说几句呼吁的话之外,利害无关的人的义愤的声音,我们是很少听到的。
这很分明,是大家不开口;或者以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连“以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没有。
“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
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
而且,对于看了我的劝导青年人的话,心以为非的人物,我还有一下反攻在这里。
他是以我为狡猾的。
但是,我的话里,一面固然显示着我的狡猾,而且无能,但一面也显示着社会的黑暗。
他单责个人,正是最稳妥的办法,倘使兼责社会,可就得站出去战斗了。
责人的“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不谈,这是更“深于世故”
的玩艺,倘若自己不觉得,那就更深更深了,离三昧〔6〕境盖不远矣。
不过凡事一说,即落言筌〔7〕,不再能得三昧。
说“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
三昧真谛,在行而不言;我现在一说“行而不言”,却又失了真谛,离三昧境盖益远矣。
一切善知识〔8〕,心知其意可也,〔9〕!
十月十三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署名洛文。
〔2〕毫不相干的女士指金淑姿。
一九三二年程鼎兴为亡妻金淑姿刊行遗信集,托人请鲁迅写序。
鲁迅所作的序,后编入《集外集》,题为《〈淑姿的信〉序》。
〔3〕郑鄤号癮阳,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明代天启年间进士。
崇祯时温体仁诬告他不孝杖母,被凌迟处死。
〔4〕“官僚”陈西滢攻击作者的话,见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北京《晨报副刊》所载《致志摩》。
〔5〕在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中,陈西滢诬蔑女师大学生可以“叫局”,一九二六年初,北京《晨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