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3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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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著有自传性的《忏悔录》。
〔１７〕性解天才，这个词来自严复译述的《天演论》。
竺生，同笃生，涌现的意思。
〔１８〕形上指精神。
《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１９〕吠陁或译韦陀，印度最古的宗教、哲学、文学经典名，这里借指印度。
〔２０〕因陁罗印度神话中的雷神，又是佛教中最高的神“帝释天”。
〔２１〕希伯来犹太民族的又一名称，相传公元前一千多年，在民族领袖摩西的领率下，从埃及归巴勒斯坦建国。
希伯来人的典籍《旧约全书》，包括文学作品、历史传说以及有关宗教的传说等，后来成为基督教《圣经》的一部分。
〔２２〕覆载指天地。
〔２３〕百昌万物。
《庄子。在宥》：“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
〔２４〕质力指化学、物理。
〔２５〕傎通颠。
〔２６〕黑格尔（Ｅ。Ｈ。Ｈａｅｃｋｅｌ，１８３４—１９１９）通译海克尔，德国生物学家。
著有《宇宙之谜》、《人类发展史》、《作为宗教和科学之间的钮带的一元论》等。
他主张科学与宗教结成联盟，建立“一元论的宗教”，在“理性的宫殿”里供奉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女神。
〔２７〕官品指生物。
严复在《天演论。能实》的按语中说：“有生者如人禽虫鱼鸟木之属，为有官之物，是名官品。”〔２８〕尼*
〔３１〕黄帝之伐某尤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
……遂杀蚩尤。“〔３２〕桑门佛家语，梵语ｓｒａｍａｎａ的略称，通译沙门，即出家修道的佛教徒。
〔３３〕乱之上也，治之下也《庄子。天下》：“墨翟禽滑岚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
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诫治廾嘟已矣。
乱之上也，治之下也。“
清代郭庆藩《集释》引郭象注云：“乱莫大于逆物而伤性也。”“任众适性为上，今墨反之，故为下。”又引成玄英疏云：“墨子之道，逆物伤性，故是治化之下术，荒乱之上首也。”〔３４〕奇觚《急就篇》卷一：“急就奇觚与众异。”原指奇书，这里是奇异的意思。
〔３５〕重言指传说。
《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３６〕枳首之鹰双头鹰，沙皇俄国的国徽。
人立之兽，两只相对直立的狮子，英国国徽。
〔３７〕什赫即波希米亚，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部分。
〔３８〕一切斯拉夫主义即泛斯拉夫主义，形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是俄国沙皇政府提出的要求各斯拉夫民族统一于沙皇制度之下的反动主张。
〔３９〕丧人民元丧害人民的生命。
《孟子。滕文公下》：“勇士不忘丧其元。”
汉代赵岐注：“元，首也。”
〔４０〕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封豕，大野猪。
荐，屡次。
〔４１〕灵台心。
《庄子。庚桑楚》：“不可内于灵台。”〔４２〕威廉二世（ＷｉｌｈｅｌｍⅡ，１８５９—１９４１）德意志帝国皇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
他曾于一八九五年绘制一幅“黄祸的素描”，题词为“欧洲各国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向王公、贵族和外国的国家首脑散发；一九○七年又说：
“‘黄祸’——这是我早就认识到的一种危险。
实际上创造‘黄祸’这个名词的人就是我“（见戴维斯：《我所认识的德皇》，一九一八年伦敦出版）。
黄祸之说，十九世纪末兴起于西方，盛行于二十世纪初。
它宣称中国、日本等黄种民族的崛起，是威胁欧美生存的祸害，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奴役、掠夺制造舆论。
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刊物常援引黄祸之说来鼓动“民气”。
〔４３〕贝谟（Ｊ。Ｂｅｍ，１７９５—１８５０）通译贝姆，波兰将军。
一八三○年十一月波兰反抗沙俄、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领导人之一。
失败后逃亡国外，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维也纳武装起义和一八四九年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
〔４４〕裴伦（Ｇ。Ｇ。Ｂｙｒｏｎ，１７８８—１８２４）通译拜伦，英国诗人。
一八二三年参加希腊的民族独立战争。
著有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唐璜》等。
奇怪的日历
我在去年买到一个日历，大洋二角五分，上印“上海魁华书局印行”，内容看不清楚，因为用薄纸包着的，我便将他挂在柱子上。
从今年一月一日起，我一天撕一张，撕到今天，可突然发见他的奇怪了，现在就抄七天在下面：一月二十三日土曜日〔２〕星期三宜祭祀会亲友结婚姻
又二十四日金曜日星期四宜沐浴扫舍宇又二十五日金曜日星期五宜祭祀又二十六日火曜日星期六又二十七日火曜日星期日宜祭祀……又二十八日水曜日星期一宜沐浴剃头捕捉又二十九日水曜日星期二我又一直看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终于没有发见一个日曜日和月曜日。
虽然并不真奉行，中华民国之用阳历〔３〕，总算已经十三年了，但如此奇怪的日历，先前却似乎未曾出现过，岂但“宜剃头捕捉”，表现其一年一年的加增昏谬而已哉！一三，一，二三，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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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晨报副刊》，署名敖者。
〔２〕土曜日即星期六。旧时有一种来源于古巴比伦的历法，称七曜历，以日、月和火、水、木、金、土五星代表一个星期的七天，日曜日为星期日，月曜日为星期一，其余依次类推。〔３〕中华民国之用阳历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七日，袁世凯以“新举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通告：“自阴历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同年二月二十三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奉孙中山令将新编的阴阳合历历书颁行全国。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这“别人出力我高兴”的报应之一，是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的苦差使。其实，我于做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思乱想，像样点的好意思总像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然想到昨天在黄埔〔２〕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线上拚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自己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３〕便骗得听众拍手，真是应该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毁掉了，〔４〕今年顷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５〕上所载李守常〔６〕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
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７〕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８〕，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９〕，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像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１０〕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１１〕和“三一八惨案”〔１２〕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１３〕，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
当盛大的庆典的这一天，我敢以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民众，我深望不至于因这几句出轨的话而扫兴，因为将来可以补救的日子还很多。倘使因此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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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第十一号。
沪宁克复，指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和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
〔２〕黄埔指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所创立的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开学。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以前，它是国共合作的学校。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共产党人都在该校担任过负责的工作。〔３〕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所作的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后收入《而已集》。
〔４〕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