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2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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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投梭之拒指女子拒绝男子的引诱。《晋书。谢鲲传》：“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２９〕大逵通往四方的大路。《尔雅。
释宫》：“九达谓之逵。”〔３０〕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通译亚里斯多德摩，斯巴达的开国国王，黎河尼佗的祖先。古希腊历史著作《阿波罗多鲁斯》第二卷第八节说他为迅雷击毙。按逃归的武士与开国的国王同名。〔３１〕蝶尔飞神即阿波罗神。蝶尔飞（Ｄｅｌｐｈｉ），古希腊祭祀阿波罗的神殿，在帕尔那索斯山的南麓。
送Ｏ。Ｅ。君携兰归国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
二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与《无题》（“大野多钩棘”）、《湘灵歌》同在《鲁迅氏的悲愤——以旧诗寄怀》的短讯中刊出。
《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君买兰将东归，为赋一绝句，书以赠之。”Ｏ。Ｅ。即小原荣次郎日语读音的罗马字拼音（ＯｂａｒａＥｉｊｉｒｏ）的缩写。
当时他在东京开设京华堂，经营中国文玩和兰草。
桃花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２〕。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杨妃红”《开元天宝遗事。红汗》：“贵妃……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
题《彷徨》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三月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本诗为日本山县初男索取《彷徨》并要求题诗而作；诗中“独”作“尚”。
题三义塔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２〕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之。
奔霆飞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３〕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４〕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５〕六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为西村真琴博士书一横卷……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
建塔以藏，且征题咏。
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诗中”Y稀弊鳌*焰“。
西村真琴（１８８３—１９５６），日本生物学家。
一二八事变时曾来上海。
〔２〕鸠指鸽子，日语称为堂鸠。
〔３〕大心佛家语，“大悲心”的略称。
《大乘起信论》以“欲拔一切众生苦”
之心为大悲心。
瀛洲，传说中的东海神山，这里指日本。
《史记。秦始皇本纪》：
“齐人徐皦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
〔４〕精禽即精卫。
《山海经。北山经》：“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
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
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反，故为精卫。
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５〕劫波佛家语，梵文Ｋａｌｐａ的音译，略称为劫。
古印度传说，世界经历若干万年毁灭一次，重新开始，叫做一“劫”。
后人借用指天灾人祸。
田园思想（通讯）
白波先生：
我们憎恶的所谓“导师”，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
倘有领人向前者，只要自己愿意，自然也不妨追踪而往；但这样的前锋，怕中国现在还找不到罢。
所以我想，与其找胡涂导师，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却寻觅的工夫，横竖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至于我那“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这些话〔２〕，不过是比方，犹言可以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难，并非真劝人都到山里去。
通信1
霉江先生：
如果“叛徒”们造成战线而能遇到敌人，中国的情形早已不至于如此，因为现在所遇见的并无敌人，只有暗箭罢了。
所以想有战线，必须先有敌人，这事情恐怕还辽远得很，若现在，则正如来信所说，大概连是友是仇也不大容易分辨清楚的。
我对于《语丝》的责任，只有投稿，所以关于刊载的事，不知其详。
至于江先生的文章〔２〕，我得到来信后，才看了一点。
我的意见，以为先生太认真了，大约连作者自己也未必以为他那些话有这么被人看得值得讨论。
先生大概年纪还青，所以竟这样愤慨，而且推爱及我，代我发愁，我实在不胜感谢。
这事其实是不难的，只要打听大学教授陈源（即西滢）先生，也许能够知道章士钊〔３〕是否又要“私禀执政”，因为陈教授那里似乎常有“流言”飞扬。
但是，这不是我的事。
鲁迅。
九月一日。
通信2
未名先生：
多谢你的来信，使我们知道，知道我们的《莽原》原来是“谈社会主义”的。
这也不独武昌的教授为然，全国的教授都大同小异。
一个已经足够了，何况是聚起来成了“会”。
他们的根据，就在“教授”，这是明明白白的。
我想他们的话在“会”里也一定不会错。
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教授。
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
至于《莽原》，说起来实在惭愧，正如武昌的Ｃ先生来信所说，不过“是些废话和大部分的文艺作品”。
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朝天，口吐白沫，只是没有研究过，所以也没有谈，自然更没有用此来宣传任何主义的意思。
“为什么要办刊物？一定是要宣传什么主义。
为什么要宣传主义？一定是在得某国的钱“这一类的教授逻辑，在我们的心里还没有。
所以请你尽可放心看去，总不至于因此会使教授化为白痴，富翁变成乞丐的。
——但保险单我可也不写。
你的名字用得不错，在现在的中国，这种“加害”的确要防的。
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因为投稿用了真名，已经被教授老爷谋害了〔２〕。
《现代评论》上有人发议论〔３〕道，“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
你看他多么“心上有杞天之虑”〔４〕？
鲁迅。
六，九。
顺便答复Ｃ先生：来信已到，也就将上面那些话作为回答罢。
通讯
逢汉先生：
接到来信，我们很感谢先生的好意。
大约凡是译本，倘不标明“并无删节”或“正确的翻译”，或鼎鼎大名的专家所译的，欧美的本子也每不免有些节略或差异。
译诗就更其难，因为要顾全音调和协韵，就总要加添或减去些原有的文字。
世界语译本大约也如此，倘若译出来的还是诗的格式而非散文。
但我们因为想介绍些名家所不屑道的东欧和北欧文学，而又少懂得原文的人，所以暂时只能用重译本，尤其是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品。
原来的意思，实在不过是聊胜于无，且给读书界知道一点所谓文学家，世界上并不止几个受奖的泰戈尔〔２〕和漂亮的曼殊斐儿〔３〕之类。
但倘有能从原文直接译出的稿子见寄，或加以指正，我们自然是十分愿意领受的。
这里有一件事很抱歉，就是我们所交易的印刷所里没有俄国字母，所以来信中的原文，只得省略，仅能将译文发出，以供读者的参考了。
希见谅为幸。
鲁迅。
六月二十五日，于上海。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
我是不大出来讲演的；今天到此地来，不过因为说过了好几次，来讲一回也算了却一件事。我所以不出来讲演，一则没有什么意见可讲，二则刚才这位先生说过，在座的很多读过我的书，我更不能讲什么。书上的人大概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２〕里面的人物，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考究一些当时的事实，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３〕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样高明。
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意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Ｇｏｄ〔４〕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
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
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在中国又不同，有国粹的道德，连花呀月呀都不许讲，当作别论），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５〕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