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2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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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
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
潜〔9〕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
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
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
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
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
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
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四月一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2〕刘和珍（1904—1926） 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杨
德群（1902—1926），湖南湘阴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学生。
〔3〕程君 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4〕《莽原》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
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
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
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这里所说的“毅然预定了
《莽原》全年”，指《莽原》半月刊。
〔5〕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
七日借召开“国耻纪念会”为名，强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
走。下午，她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阴谋迫害学生。九日，假借评议会名
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
〔6〕偏安于宗帽胡同 反对杨荫榆的女师大学生被赶出学校后，在西城宗帽胡
同租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学。当时鲁迅和一些进步
教师曾去义务授课，表示支持。
〔7〕学校恢复旧观 女师大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声援下，
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迁回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原址，宣告复校。
〔8〕张静淑（1902—1978） 湖南长沙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受
伤后经医治，幸得不死。
〔9〕陶潜 晋代诗人。参看本卷第73页注〔5〕。这里引用的是他所作《挽歌》
中的四句。
记谈话〔1〕
鲁迅先生快到厦门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或者因天气之故而不能在那里久住，
但至少总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这实在是我们认为很使人留恋的一件事。
八月二
十二日，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举行毁校周年纪念，鲁迅先生到会，曾有一番演说，
我恐怕这是他此次在京最后的一回公开讲演，因此把它记下来，表示我一点微弱的
纪念的意思。
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微有一点过于冷静，过于默
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
在这一次
谈话里，尤其可以显明地看出他的主张；那么，我把他这一次的谈话记下，作为他
出京的纪念，也许不是完全没有重大的意义罢。
我自己，为免得老实人费心起见，
应该声明一下：那天的会，我是以一个小小的办事员的资格参加的。
（培良）
〔2〕我昨晚上在校《工人绥惠略夫》〔3〕，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迟了，到
现在还没有很醒；正在校的时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脑子里很混乱，一直到
现在还是很混乱，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么多的话可说。
提到我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历史，倒有点有趣。
十二年前，欧洲大混战开
始了，后来我们中国也参加战事，就是所谓“对德宣战”；派了许多工人到欧洲去
帮忙；以后就打胜了，就是所谓“公理战胜”。
中国自然也要分得战利品，——
有一种是在上海的德国商人的俱乐部里的德文书，总数很不少，文学居多，都
搬来放在午门的门楼上。
教育部得到这些书，便要整理一下，分类一下，——其实
是他们本来分类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为分得不好，所以要从新分一下。
——
当时派了许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后来，总长要看看那些书是什么书了。
怎样看法呢？叫我们用中文将书名译出来，有义译义，无义译音，该撒呀，克来阿
派式拉呀，大马色〔4〕呀……。
每人每月有十块钱的车费，我也拿了百来块钱，因
为那时还有一点所谓行政费。
这样的几里古鲁了一年多，花了几千块钱，对德和约
〔5〕成立了，后来德国来取还，便仍由点收的我们全盘交付，——也许少了几本罢。
至于“克来阿派忒拉”之类，总长看了没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据我所知道的说，“对德宣战”的结果，在中国有一座中央公园里的“公理战
胜”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这《工人绥惠略夫》的译本，因为那底本，就是从那
时整理着的德文书里挑出来的。
那一堆书里文学书多得很，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那意思，我现在有
点记不真切了。
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
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
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
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
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所以我打算将它重印一下……。
《工人绥惠略夫》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人。
现在一提到俄国，似乎就使
人心惊胆战。
但是，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尔志跋绥夫并非共产党，他的作品现在
在苏俄也并不受人欢迎。
听说他已经瞎了眼睛，很在吃苦，那当然更不会送我一个
卢布……。
总而言之：和苏俄是毫不相干。
但奇怪的是有许多事情竟和中国很相像，
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说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
们的文人学士一般。
有一个教员因为不受上司的辱骂而被革职了，她背地里责备他，
说他“高傲”得可恶，“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过两个嘴巴，可是我一句话都
不说，忍耐着。
究竟后来他们知道我冤枉了，就亲手赏了我一百卢布。
”〔6〕自然，
我们的文人学士措辞决不至于如此拙直，文字也还要华赡得多。
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
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
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
中国这样
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
但中国向来有别一
种破坏的人，所以我们不去破坏的，便常常受破坏。
我们一面被破坏，一面修缮着，
辛辛苦苦地再过下去。
所以我们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一面受破
坏，一面修补的生活了。
这个学校，也就是受了杨荫榆章士钊们的破坏之后，修补
修补，整理整理，再过下去的。
俄国老婆子式的文人学士也许说，这是“高傲”得可恶了，该得惩罚。
这话自
然很像不错的，但也不尽然。
我的家里还住着一个乡下人，因为战事，她的家没有
了，只好逃进城里来。
她实在并不“高傲”，也没有反对过杨荫榆，然而她的家没
有了，受了破坏。
战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抛了，田地荒
了，她也还要活下去。
她大概只好搜集一点剩下的东西，修补修补，整理整理，再
来活下去。
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
但是很有人夸耀它，甚至于连破坏者也夸耀它。
便是破坏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
万国妇女的什么会里去，请他叙述中国女学的情形，他一定说，我们中国有一个国
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
这真是万分可惜的事，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
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
杨荫榆知道要做不成这校长，便文事用文士的“流
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妈，总非将一班“毛鸦头”〔7〕赶尽杀绝不可。
先前我看见
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
后来看到别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
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
怎样破坏法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
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
既无百姓，便无所谓皇帝，于是只剩了一个李
自成，在白地上出丑，宛如学校解散后的校长一般。
这虽然是一个可笑的极端的例，
但有这一类的思想的，实在并不止张献忠一个人。
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
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
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
我们
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
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
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
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
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
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
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
来。
我赴这会的后四日，就出北京了。
在上海看见日报，知道女师大已改为女
子学院的师范部，教育总长任可澄〔8〕自做院长，师范部的学长是林素园〔9〕。
后来看见北京九月五日的晚报，有一条道：“今日下午一时半，任可澄特同林氏，
并率有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共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
……”
原来刚一周年，又看见用兵了。
不知明年这日，还是带兵的开得校纪念呢，还是被
兵的开毁校纪念？现在姑且将培良君的这一篇转录在这里，先作一个本年的纪念罢。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鲁迅附记。
※ ※ ※
〔1〕本篇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