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传-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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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日晚上七时开始，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了二百人的「敢死队」，进攻电灯公司、军事厅和卫戍司令部。因为敢死队员大都表现得不「敢死」，所以战斗结果是仅仅破坏了电灯公司。接着，国民政府方面调动一个师的兵力，从外地紧急增援长沙省城，共产党的这次暴动终於被镇压下去。
据报导，王震是中共元老人物中，对朱熔基最没有好印象的一位。朱熔基当上副总理後，他曾经气愤地大叫「我们身边就睡着一个戈巴契夫」。朱熔基当上中共政治局常委後，王震更是义愤填膺，直到九三年初临终之前，仍然对朱熔基这个「中国的戈巴契夫」，跃升到中共权力的核心层而深感不安。
大陆政界人士们取笑说：年轻力壮时候没有把长沙攻打下来，临终之前又没有把朱熔基拉下马来，这可能是王震一生中最大的两件憾事。
九三年三月十三日晚上，死於广州的王震被专机运回北京，朱熔基也被安排到机场迎灵。空旷的郊外机场气温要比城里低好几度。一阵冷风吹过，朱熔基下意识地把身上的风衣裹紧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今年的北京应该早点转暖了。」
在王震参加长沙暴动差不多时候，朱德和陈毅等人率领共产党农民军队，在湘南地区发动了所谓「年关起义」，打垮了许克祥六个团兵力的进攻。虽然这次的战火没有波及到省城长沙，但「共匪」将再次攻打长沙的消息却日日不绝於耳，令包括朱氏全家在内的全城军民天天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而仓促之间为朱希圣举行的婚礼，就是在这样一片战乱不妥的恐慌、叹息声中进行的。
朱希圣气绝之前，又赶上了共产党湖南省委奉其中央之命，开始施行「烧杀政策」（此四字出自当时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提出「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然後强迫他们革命」的口号，到了湖南则具体落实为「焦土战略」。
当时，为了使进攻的敌方无房可住，无路可行，中共湖南省下属的湘南特委，竟提出硬性焚烧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县城的决定。决定下达後，由於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加之中共当地领导人的强制推行，终於导致了一场农民与农民之间的血斗。
因为共产党领导的「赤卫队」都是脖子上扎著红带子，所以自发组织起来对抗中共的农民队伍则全部扎上白带子。
整个湘南地区一时之间，到处都是「红带子」与「白带子」的血战。消息传进省城，更是今人心惊胆寒。当时的朱氏人家虽然已经家境衰微，但毕竟还有间许破房，当然会被列进「有产」的「小资产阶级」。
此时，重病中的朱希圣自知将不久於人世，不但为他即将丢下的寡妻与遗腹子的日後经济生活担心。更感叹兵慌马仇的局势。将加倍造成寡妻与遗腹子的生活困窘。
後来，中共自己承认这段时间内在湖南搞得太过火，将其归咎於「极左路线」统治的结果。所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中共核心政导领导人之一的朱熔基，早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饱尝中共极「左」路线之苦。
自幼即是个「小共产党」
自朱熔基生下来到他六岁为止，共产党的军队虽然没有再次进入过湖南省城，但共产党的根据地井岗山，离长沙也不过数百里之遥，长沙市在中共一九三四年「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之前，一直是国民政府的剿共前哨。
既然中共自己都承认其农民军队在二十年代末期的烧杀政策「过火」，那麽在一片「剿共」喧嚣下的湖南省城里，对共产党「共产共妻」、「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宣传自然会更加「过火」。朱熔基自开始记事起所接受的即是仇共宣传，但是这 仇共宣传在朱熔基身上不但没有奏效，反而使他在成人之後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这种例子遍遍皆是，原因颇值得玩味。
一个年轻寡妇的孩子，再加上没有兄长，所以朱熔基自幼即经常被同龄的孩子们看不起。被大些的孩子欺负後，朱熔基的母亲自知会遭人白眼，只能把朱熔基揽在怀里默默地流泪。尤其是在受了大户人家孩子的欺辱後，朱氏母于更是只能忍气吞声，绝对不敢找上门去给孩于讨个公平。
这样几次下来，小小年纪的朱熔基就已经悟出了世间的冷暖炎凉，懂得了不自强就没有活路的道理，同时也逐渐养成了争强好胜的倔强性格。
与街坊邻里的孩子们玩耍时，只要是进行好人抓坏人的游戏，必定是要朱熔基充当「坏人」的角色。同时再加之当时的仇共、丑共宣传的原因，所以孩子们虽然还搞不懂共产党到底是怎麽回事，但也都知道共产党是坏人。那麽，朱熔基在儿戏中扮演的「坏人」角色自然就是共产党。
好人抓坏人的游戏自然应该是好人得胜，但朱熔基日益养成的倔强性格，使他绝不愿意甘居人下。这一来，扮演「共匪」的小朱熔基常常是被几个孩子压在地下仍不服输，那怕浑身是土、到处是伤也要坚持著爬起来，凭气势和胆量压倒对方，最终还是会把对方孩子追打得落慌而逃。
而被打败的孩子如果「伤势严重」的话，朱熔基的母亲则少不了上门赔罪。几次下来，朱熔基因为扮演「共匪」却又不甘於失败，自然就会招致战败一方的家长们的责骂，但大不了就是骂朱熔基一句「小共产党」或「共崽」，谁也不是当真。更没有人想到这个当年常被迫在儿童游戏中，扮装「小共产党」的朱熔基，日後不但真成了共产党，而且还成了名符其实的「大共产党」。
这种家境贫寒加之孤儿寡母势单力孤的幼年生活环境，自然使朱熔基从小就养成仇恨富人的心理，尤其是仇恨为官不仁者。所以，他幼年时代所接受的仇共、丑共约宣传，不但没有在他幼小心灵里，起到反共政策执行者所期望的结果，而且是恰恰相反。
朱熔基走上社会後很快就接受了共产党的赤色宣传并积极投身共产党在学生中组织的赤色造反活动，同他幼年时代的特殊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伯父视同己出
後来，朱熔基有了子女以後，他的下一代们玩好人抓坏人的游戏，共产党自然成了游戏中的「好人」，国民党成了「坏人」，只是游戏的结果绝不能记「坏人」得胜。每当看到这儿戏的时候，朱熔基都会情不自禁地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
在朱熔基的幼年时代里，他那可怜的寡母既要承受生活的艰辛，亦要忍受世俗的冷眼。再加之对战乱的恐惧和一个年轻寡妇不得不时时提防的不怀好意者的侵扰…恶梦般的艰难生活使得她身心交猝，身体状况日渐恶化。与独子相依为命才十个年头，这个不满三十岁的寡妇即也暴病随夫而去。
临终前，朱熔基母亲把朱熔基托付给了族中长者，朱希圣的大哥朱学方。她涕泪涟涟地央告大伯：无论如何把长庚伢子拉扯成人。
朱希圣在世时即与兄弟朱学方手足情深，朱希圣去世後，朱学方一直对朱熔基母子关怀有加，尽可能地对他们母子提供一些经济援助。朱熔基失去寡母後，朱学方老人更是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抚养孤儿的重担。
朱熔基後来回忙起自己童年时代的艰辛生活时，每每都会自然地流露出对朱学方老人养育之恩的没齿难忘。正是因为伯父的知书达礼和伯母的善良敦厚，将不幸失父又丧母的侄儿视如己出，才保证了朱熔基日後能学有所长，这也是天无绝人之路。
朱学方学的是农业，四八年参加湖南农业机械公司，中共建政後，在湖南蔬菜研究所任农艺师，现已退休，居住在长沙南区。对朱熔基青少年时代的情况，他当然是最权威的发言人。
朱学方回忆说，他们朱家朱希圣留下的独苗苗庚伢子自幼就聪颖好学。因为自生下起即与寡母相依为命，童年时代又不幸失去母爱。这悲惨的身世使得他少年早熟，且养成了非常难得的处世深沉稳重，待人谦和可亲的性格，今邻里们赞叹不已。
朱学方曾回忆说：朱熔基母亲去世之後，便搬到他家住。当时米珠薪贵，朱学方仅靠一个低级职员的微薄薪金，要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计，其艰难程度可以想像。
朱学方自己有一子三女，加上朱熔基，就是五个既要吃好长身体，又要读书长知识的学龄儿童。如果同时供五个孩子上学读书的话，朱学方夫妇不可能同时负但得起。权衡之後，别无选择，只好按「男尊女卑」的旧礼教办事，集中财力供一侄一子读书。而三个女儿不但中辍了学业，小小年龄就不得不出外找活干以贴补家用，帮助她们的兄弟在艰难的家境中完成学业。
追求第一的个性
伯父母的恩爱和患难相助，寡母归终前含泪的叮托，堂姐妹们的无私无怨，这一切都成了朱熔基发愤苦读、自强好胜的强劲动力。
无论是在小学还是中学，他从来不甘心自己的成绩落在同学的後面。只要有同班同学成绩高出他一次，虽然伯父母和堂姐妹们不会知道，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怪，但他却要为此自责。而成绩超过所有同学之上，受到师长赞许後，他也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
也许读小学的时候，因为年龄的限制，朱熔基还没有懂得如何设计自己的将来，对於「知识越多对将来的人生道路越有用」之类的道理也还没有考虑或考虑不多，只是由於特殊的幼年经历和贫寒的家庭环境，使得他小小年纪即已经明白了只有读好书，只有取得最好的成绩才能不辜负含辛茹苦地抚养自己的伯父母，才能对得起不但失学在家，而且还要支撑著没有发育成熟的单薄身体去作工挣钱的堂姐妹。
据说，正因为家境不易，朱熔基在别人还是少不知事的年龄时，即开始设想如何给家里省钱。他早早打听到了公立中学设有奖学金制度，而奖学金只有学习成绩最优秀的极少数学生才有资格享受，这也是他少年时代拼命苦读的原因之一。这一来，又进一步促进他自强好胜、不甘人下之性格的形成。
功课之余，朱熔基最喜欢阅读小说，而且在读书过程中表现出超强的记忆力。朱学方回忆说，一部《水浒传》，当时还小小年龄的庚伢子，就已经能够背熟其中的许多章回，而且还能够将书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绰号，一个个背出给大人听，今街坊邻里个个十分惊讶。
直到後来朱熔基做了共产党的大首长，成了众人皆知的人物後，朱学方老人虽然对此没有当众表现出自豪的神色，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向人回忆起朱熔基在他膝下成长时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其中最为老人乐道的就是朱熔基童年时代的超人的记亿力。
童年和少年时代，朱熔基对书之酷爱，近乎痴迷。偶尔从长辈那里得到一点零花钱，也都全部花在了古旧书摊上。在长沙城里，他知道谁的家里有好书但借不出，谁的家里有好书主人也乐善好施。更知道哪里的书摊要价太高，穷人光顾不起，哪里的书摊因为本来出售的就是趸来的旧书所以价格十分便宜。
因为他经常光顾的原因，旧书摊的老板或伙计时间长了也就都熟悉了这个「穷小子」。再加之朱熔基的聪明好学和为人谦和也十分令人感动，所以朱熔基有时候也能把看过的古书折点价还给书摊，少添一两个钱即可换回另一本。
中英文基础扎实
朱熔基曾先後在长沙崇德中学、广益中学就读。抗日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