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千岁寒 王朔-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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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时间开始延长。
黄昏,街上到处是一群群徘徊嬉笑的年轻人。他们重新坐满公园树荫下的绿色长椅,喁喁私语,倾听着草丛下小虫子的吟哦和栖息在树上的鸟类的呢喃,陶醉在扑鼻的花香和爽人的晚风中。
我新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有钱有趣的人。我和他们挺合得来,经常在一起吃饭、游乐。有人说要和我结婚,我一笑置之,也不往心里去,还照常来往,照常做朋友,彼此十分自然。不演出的时候,我也读读英语。我希望几年后能考取艺术研究所的舞蹈研究生,将来跳不动了,就坐下研究研究舞蹈史,收集收集各省的民间舞蹈素材。
不久,一个西方国家的电影回顾展开始,我买了一套票,天天去看。
一天,我到得早了,剧场里还没有几个人,我坐在池座后边吃蛋筒冰激凌,看今日的影片内容简介。偶一抬头,看到石岜从旁门进来,径直走到我前面几排坐下。
他没东张西望,一坐下就和旁边的一个女孩说笑,从她手里拿影片简介看。电影开映了,剧场的灯灭了,座位坐满了人,他消逝在黑鸦鸦的人头中。那天放映的是两部伤感电影,我哭成了泪人。
第二天我没去看电影。小青姐问我,我说电影演得令人心碎。
第三天,是两部喜剧片。我到得晚了,进剧场时眼前一片漆黑,不停地与人碰撞。周围的人纷纷抱怨我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到这儿来。”一个人温和地说,牵住我的手,像领盲人一样将我引到一个空座位。
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石岜的面容轮廓一点点浮现出来,渐渐清晰——他在向我微笑。
“不在不在,就说我不在。”我怒冲冲地喊。
“你还是跟他说两句吧。”小青姐拿着话筒为难地说。
“喂,”我抄起话筒,“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那么无礼嘛,还不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就不接电话。”
“好吧,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中午到你那儿去,帮我打份饭。”
我还没来得及讲话,他就飞快挂了电话。妈的!我啪地一摔电话。
“别摔电话呀,那是公共财产。”小青姐忍着笑说。
我横她一眼,又摔了下电话,闷闷不乐地回房。
“没给你打饭。”我对石岜说,“我自己也没吃。”
他环视我们宿舍。小青姐她们正在吃饭,自得其乐地小声说笑。他上次来这儿是去年秋天,那时我正热恋着他。那天从这儿出去后出的事,好像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们不是要搬家吗?”
“没搬,新房子分不下就没搬。你坐吧。”
“你真的没给我打饭?”他似乎有点失望,“那有别的什么吃的没有?我饿得厉害。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忙得头昏脑涨,原以为到你这儿一定能吃上。”
他看看我,“我记得你过去说过,不管将来什么时候,我要饭要到你门口,你都给。”
“你记错了,是我说我要饭要到你那儿……”我突然觉得无聊,说这种话,做这种姿态十分无聊,把放在一边的盖着碟的饭盒推过去,“你吃吧,给你打了,饭不太好。”
“挺好的。”他揭下碟看着菜,“你们食堂菜炒得不错。”我把我的匙子擦干净送给他,他大口吃起来。看来这点他没骗我,他是饿了,狼吞虎咽地吃着。吃了一阵,歇下来看看我。
“你慢慢吃。”我站起来,“我给你倒点开水。”
我到小青姐那儿要了杯开水,小青姐问我他吃不吃榨菜。
“你吃吗?”我问他。
“不用了,这菜够了。”他嘴里噙着饭说。
“你是不是还有点生我的气?”
吃过饭,小青姐她们要午睡,我把他领到我们大练功房,坐在地毯上。
“是不是有点儿?”
“没有。”我玩着自己的手指,小声说,“我没生气,有什么可生的。”
我看着墙上镶的银晃晃的镜子里映现出的钢琴,席地而坐的我们两个惆怅地发现,我们仍然那么年轻,那么般配,像电影里的美满情侣。一个我们舞队的女孩进来往练功杆上晾洗好的床单,冲我笑笑,低头抚平长长的床单。
“去年年底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搬家了。”
我告诉他去年年底我们去外地演出了。他问我去哪儿了,我掰着指头数了数,告诉他。
我问他这段时间在干什么,他一笑,伸了个懒腰,说什么也没干,还在混。
“混到今天?”
“混到今天。”
一瞬间,我对他那种似笑非笑、满不在乎、过去曾把我深深迷住的劲头十分反感,只是一瞬间。我没再说话,他也不再说话。
我们坐了很长时间,楼道里喧闹起来,午睡起来的同事们乒乒乓乓地开关门,人来人往地洗漱。黑人舞《莫若》的演员在排练老师的吼叫中,进练功房排成队形温习一个片断,很多人一边跑一边看我们。
我走进一家挂着“正宗川菜,五味俱全”字牌的餐厅。这是那种白天营业、晚上开舞场的餐厅。天花板上悬挂着颜色庸俗的彩带,镀铬桌椅靠墙排了一圈,柜台供应着甜酒和冷饮。有个五、六个人的小乐队在奏着乐,十来个人在黯淡的灯光下跳舞,还有一些人坐在一边喝着饮料看。
领我来的朋友说:“你先坐会儿,我去找经理。”
我找了张空位坐下,看那十来个人跳舞。有个背头管裤的男子在带其余的人跳,看不出跳的什么舞,一概扭屁股。一个女服务员送来一高杯“菠萝宾治”,收我的入场券。
“没有。”我说,“我是请来的。”
女服务员正要说什么,朋友领着经理走过来,把她打发走,给我们介绍。
“这就是我说的那位舞蹈巨匠,生下来就跳舞。”
“欢迎欢迎。”经理热情地和我握手。一齐坐下,打着响指叫服务员又送来两杯果汁。
经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看他有点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是谁的朋友,又想不起来。
“听说了你的情况。”经理说,“我们这儿很需要你这样的专家。”他指指正在领舞的男子,“那位是我们现在用的舞蹈老师。”
“唬牌的。”朋友对我说。
“你看他跳得怎么样?”经理问我。
“我不知道他跳的什么。”
“我也不知道。”经理说。他转身问旁边座上一个观舞的女孩,回过头来困惑地说,“卢旺达的什么舞。”
“黑人舞的摇摆晃动一般来说比较接近原始人对身体的自然驱使。”我说,“他看上去上身过于挺拔。另外,运动中的侧身左右摆动是拉美舞蹈的典型特征。”
“我已经发觉这个大屁股家伙是个骗子了。”经理说,“不过我主要是照管白天餐厅的营业,舞场的事是我一个朋友经办的。我把他叫来,”石岜。“他拍手向左近一堆正在喝酒谈笑的人中叫唤,”你来。“
石岜从人堆中站起来,神采奕奕地微笑着,一跛一跛走来。半路上,他看到我,笑容收敛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跳外国舞的专家。你叫什么名字?”
“她叫于晶。”朋友说。
“噢,于晶。人家才是真李逵,你把你那个骗子赶走,请她。”
石岜冲经理点点头,又看看我,微笑起来。经理继续唠唠叨叨跟着石岜说:“你跟那个骗子说,以后他可以免费在这儿跳,不过不要猪鼻子插葱——装像了。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也懂得一些。”
“不不。”我对经理说,“你还是让那个人教吧,我不能在你这儿做事。真的,我只是来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经理看我的朋友。
“先头说好的呀。”我那个朋友说我,“你怎么变卦了?”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经理说,“这个你放心。”
“不,不是钱的事。”
我起身走了。经理在后面跟我的朋友发脾气:“我不喜欢别人这么要挟我,就是巨匠也不行。让她走!”
“我知道怎么回事。”石岜跟他说,“这事我来办。”
他追上我,不顾我的挣扎,拉我坐在另一处角落。问我:“是因为不喜欢我吗?”
“我没想到碰到你,没想到是这么个场所,人家只跟我说是个辅导班。”
“是个辅导班。边辅导边跳,别致一点。”
“你包办舞会一晚上能搞多少钱?”
“不多。你瞧,没多少人上当。”
“多少钱?”
“我没发财,离发财还远着呢。”
“你一直在干这个?”
“刚开始干。这不算骗人,是正当的,现在萝卜都什么价了?”
“那你的票价也太高了。”
“你有什么好路子吗?”
“没有。”
“那就帮帮忙。”
“不成。”
“不喜欢我?”
“不是。”
“喜欢我?”
“是的。”我哭了,“可不帮你的忙。”
我也觉得自己太傻,太没骨气,也许会再挨次涮,可我没办法,我喜欢他。尽管我们在一起要不幸,分手会痛苦,我都不在乎。来吧,再来几遍都可以!我不让他来我们团,没事我就去那家叫“吉利”的川菜馆找他,不睬经理的白眼。一起喝喝酒,闲聊一会儿。我发觉他和我们一年前认识时一样,处境、情绪都没什么变化。除了两周办几次舞会,他还兼做那些乌七八糟的空头生意。只是录像机变成微电脑,“傻瓜”相机变成自动按摩靠垫。他还是那么固执地要发笔横财。他跟我说:“我们种种不顺和苦恼归根结蒂一个穷字。为挖这个穷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你为什么不说话?”他问我。
“我自知不敌。”
来找石岜的朋友很多,在“吉利”进进出出终日不断人。虽然他们互相请客时出手大方,喝了酒也会亲热得推心置腹,眼泪汪汪。但一谈到生意钱财就会立刻变得冷若冰霜,锱铢必较,有时还会吵得面红耳赤,破口大骂,每当石岜被人家“瘸子”“拐子”骂了一通后,蹒跚地走到我桌旁坐下,一言不发时,我就为他深深地难过。
我们演出,我都给他送票,他几乎都去看,坐在第一排。我一出台就能看到他,目不转睛,正襟危坐。《布莱伏》我的位置在前台,我几乎是在咫尺地俯视他,在他面前扭来扭去,众目睽睽之下,无所顾忌地互相凝视。《贡卡》舞最后要请一些观众同舞,我就下去和他说两句话。
“你为什么总不笑?别人都笑。”他老这样说我。
“你也不笑。”我说。
下次,我一出台他就微笑,我也笑,可很快,我们又不笑了,面孔呆板地互相凝视。
《贡卡》舞时我下台走到他面前,竟不知说什么好。
“演出完你回团吗?”他问。
“回。”
“我想在后台门口等你。”
“不,你别等。”我快步返回台上。后面的舞我只跳没看他。
散场后,我第一个洗完澡出来,在后台门口徘徊了很久,直到大家都出来上了车喊我,才上车回团。
第二天他没来。排练老师在条幕边骂我:“怎么啦?像袋土豆。”
“地板太滑。”我说,“站不稳。”
下台后,我到盥洗室拧开水龙头,把舞鞋浇湿。回到化妆室踩了踩松香,坐在镜前重新化妆。把眼圈旁洇了的油彩揩去,重搽。
“你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