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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辛亥:摇晃的中国-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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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都是北洋系的,有些还是淮军的老人,士兵则是北方的农民,官兵思想都相当保守,跟南方新军完全不能比。后来袁世凯得了大位,这些部队的官兵都不大满意,背后还有骂袁世凯是曹操的,说要剪辫子,都哭哭啼啼死也不肯。另一方面,这些部队,基本的官佐,都是袁世凯亲自提拔和培养的,袁世凯在里面根基很深。要带领这样一支军队揭竿而起,反叛清朝,打到北京,其实大有难度。吴禄贞和张绍曾他们,能够得到这些个有实权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廷当家的少年亲贵,因为赶走袁世凯,想要进一步清除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的潜势力。但自打统带第六镇以来,吴禄贞改造部队的企图,几乎是寸步难行。只有很少一部分非北洋出身的军官,如何遂、孔庚等人,受到他的影响。其他人则是既影响不了,也撤换不掉,尽管袁世凯走了,但把持朝政的庆亲王奕劻,却跟北洋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袁世凯提拔的人,想动谁,都动不了。士官三杰,又个个具有名士派头,不屑于扎实地工作,从士兵动员起。据吴禄贞的好友李书城讲,吴禄贞虽然做了统制,但在部队的时候少,在北京的家里的时候反而多,很喜欢跟一班儿文人诗酒唱和。蓝天蔚也好不了多少,他在奉天密谋起义,行动未及开始,部下就把消息透露给了总督赵尔巽。开会商议,部下有反对的,没有赞同的。只有张绍曾好些,也只培养了几个倾向革命的小营长,在张去职之后,还敢贸然起义。其实,三人之中,环境最恶劣的,要数吴禄贞,连卫队长都不是自己人,身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吴禄贞偏又疏于防范,连卫士都不找几个亲信,居然让老的统制卫队长留任。遭遇暗杀,也是必然。暗杀吴祿贞,当然不是所谓个人恩怨,因为凶手杀了人,还把吴禄贞的头颅割下,明显是跟指使之人请赏去了。指使者当时人们多怀疑是良弼,因为他是满人,坚持抵抗革命,以至于跟吴禄贞交厚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带有点报仇性质,玩命刺死了良弼。其实,就情势而言,最大的嫌犯,应该是袁世凯。如果是良弼,即使知道吴祿贞要反,最大的可能是说服上面撤了他,而不是行刺。刺杀了吴禄贞,最大的获益者,就是袁世凯。也只有袁世凯,有这个条件,策动旧部完成任务。

最后,需要提一下那个凶手马惠田。此人为袁世凯立了大功,后来自然不会被追究,但花完了赏银之后,却没有一个人敢用他。毕竟,作为一个卫队长,杀自己的长官,在那个还讲究旧道德的时代,是职业大忌。于是,这个为北洋系立下不世之功的人,在北洋系却没有立足之地,最终潦倒而死。

【王金发:山大王做都督】

王金发的本名是王逸,字季高,金发是他的乳名,一个人以乳名名世,肯定有点特别。在我看,多半是由于他传说中山大王的身份。毋庸置疑,王金发是光复会最彪悍的战士。1907年徐锡麟和秋瑾起义失败后,他只身逃入山中,做山大王,坚持与清朝为敌,遭到朝廷和士绅团练的多重围剿,即便如此,在饭都吃不上的情况下,还能策动反击,突袭嵊县的清兵。后来离开家乡,游走于海上,则扮演了一个革命党侠客的角色,枪法好,身手矫捷,惩治叛徒,刺杀恶徒,神出鬼没,颇有后来中共特科红队的范儿。人们都说,同盟会的叛徒投靠端方的刘师培夫妇被他堵了被窝,若不是求饶答应救人,早就做了王金发的枪下之鬼了。但诱刘叛变的汪公权和告密捕杀秋瑾的绍兴士绅胡道南,就没这样幸运,都做了枪下之鬼。据说,都是王金发干的。

革命党杭州起义,攻打抚台衙门的两支敢死队中的一支,也是他率领的。杭州光复,众人推举名绅汤寿潜做都督,但王金发却认为在秋瑾案中,汤有些不明不白的嫌疑,所以坚决反对。反对不成,自己带着敢死队,直奔绍兴,学齐天大圣,杏黄旗独树,占了绍兴,招兵买马,咱也做了都督。

王金发在革命党里,是粗豪之人,在绍兴、嵊县一带,是出了名的山大王。山大王做了都督,容易让人联想起《水浒传》里李逵做知县,《堂吉诃德》里桑丘做公爵采邑的总管。不过,王金发其实是读过书的人,据说还中过秀才,到日本留过学。只不过比起做书生,他更喜欢江湖,比起革命道理,他更热衷江湖道义。大王做了都督,当年在嵊县一带的江湖人士,都来了,他的部队,很快从不满百人,扩充到一个旅,然后将近一个师。绍兴在他没来之前,已经有一些士绅主张“独立”过了,成立了新政府,但他来之后,把所有的人都赶走,换上了自己的人,当年资助过他的嵊县乡绅黄氏父子兄弟,成为政府的核心人物,不管做好做歹,王金发基于江湖义气,照单全收。

靠义气统治一个地方,有病是自然的。部下纪律不好,但都是昔日的兄弟,王金发没法约束,军队勒索、敲诈,强取财物,甚至强奸妇女之事,时有发生。这种事被他撞上了,一枪毙掉,兴许能好上几日,然后一切照旧。几个把持府政的亲信,也只能一任他们营私舞弊,弄权弄钱。按鲁迅的观察,就是天还没凉,就由刚来时的布袍子,换成了皮袍子。当年闹革命,王家的家产荡尽,还欠了不少债。现在做了都督,就派人挑着银元,到处还债。凡是嵊县的亲戚来绍兴看他,一律赏钱,弄得王家有一搭无一搭的亲戚,相望于道,都来都督府走亲戚。他把外祖父接来绍兴享福,摆队鸣炮迎接,吓得他年迈的外祖心惊肉跳,说什么也不在绍兴待了,回家不久就死掉了。显然,对于中国人来说,骤贵耀富,倒不是太大的失德。王金发最让人看不过的,是他自己放浪形骸的行为举止。这个曾经在日本混过多年的革命党人,做了都督,还跟在日本时一样,携下女或者艺妓郊游。当时人送给他一个美婢侍寝,他就带着这个漂亮女孩,每日到处驰马,饮酒,放枪,还自以为得意,大丈夫当如是焉。这样的浪漫风流,在一个内地小城,大众的观感,自是不好。加上王金发是本地人,当初跟徐锡麟、秋瑾办大通学堂闹革命,加上他自己后来做山大王,跟当地的乡绅,有着太多的是非和纠葛。加上义气为上的王金发立意要为秋瑾报仇,当了政,复仇的面自然会扩大,睚眦之怨必报倒也不至于,但牵连较广也是事实。跟别的光复后新政府不同,绍兴有个执法处,专门审理和枪毙人犯,前前后后,据说一共杀了五十几个人。这样的镇压反革命的纪录,在当时是罕见的。那些有满人抵抗的地方,都没有这样杀人。

但是,王金发治绍的恶名,还不仅仅在于多杀了人,关键是百姓乃至乡绅的负担加重。从本质上讲,王金发矢志北伐,扩军速度奇快,一个小小的绍兴府,居然不到八个月就招了将近一个师的军队,军队多,筹饷压力自然大。绍兴没有多数现代工商业,只能从赋税上想办法,不仅传统的盐茶两税加重征收,而且光复地区普遍的减免田赋,在绍兴也提前开征。同时,王金发还借口镇压反革命,严禁鸦片,对当地粮户和乡绅大肆勒索,没收田产。这样的话,原本就对山大王充满敌意的当地乡绅,不免对他的统治群起而攻之。连他资助办的《越铎日报》,也刊登抨击他的文章。王金发的士兵前去捣毁了报社,伤了报人,结果引起更大的反弹。革命党人用武力压制言论,使得王金发在全国都有了恶名。其实,随着时间推移,王金发在舆论的抨击下,行为是在逐步收敛的。原本逮捕了秋瑾案中传说是主要告密者的章介眉,最后在各方的说情下,还是把他放了。《越铎日报》大张旗鼓地骂他,他也没把这境内的报纸封门。

尽管平时老百姓挺喜欢山大王,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故事到处流传。可一旦真的山大王来了,他们还是有些害怕的。加上山大王的统治过于随意,百姓的负担反而重了,地方的秩序反而不好了。原本在政治上跟着乡绅走的百姓,自然也就对王金发怨声载道。于是,在全国统一撤销各地军分政府的压力下,在绍兴人的告状声和舆论的抨击声中,王金发灰溜溜地离开了绍兴。唯一的收获,是手上有了几十万的大洋。

此后的王金发,就基本上变成了上海滩上的一个豪客,成天醇酒妇人,花天酒地,豪饮豪赌,收了名妓花宝宝,买了座小洋楼,安享温柔乡之福。国民党二次革命,他虽然不能说一点没有参与,但毕竟没有出来亮亮枪法。再后来,他渐渐跟党人也不怎么来往了,还有传说他将要自首投靠袁世凯,帮忙缉拿革命党人的。但是,这种事毕竟没有发生,北京政府陆军部的批文也说,他一匪未缉,空有自首的虚名。王金发的最终结局,是在1915年袁世凯统治的盛期,惩治革命党的风声早已过去,他准备在西湖边安家之际,被浙江督军朱瑞诱捕,当即于1915年6月2日,被枪杀于杭州军人监狱。看临刑前被五花大绑的照片,王金发神态自若,虽多年以妇人与酒自戕,还不失为一条汉子。而杀他的朱瑞,其实在当年攻打抚台衙门时,还是同志。就当时的档案材料看,显然浙江督军朱瑞比北京政府更有积极性杀这个昔日的同志。也许,山大王的名声害了王金发,有这个名声,回到家乡,无论有无作为,地方官总是会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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