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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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从不看电影，认为那不是艺术。
上世纪20年代，丁西林对梁实秋说，他理想的家庭具备五个条件：一是糊涂的老爷，二是能干的太太，三是干净的孩子，四是和气的佣人，五是二十四小时的热水供应。
丰子恺说：“趣味，在我是生活上一种重要的养料，其重要几近于面包。别人都在为了获得面包而牺牲趣味，或者为了堆积法币而抑制趣味。我现在有幸而没有走上这两种行径，还可省下半只面包来换得一点趣味。”
学者钱穆认为，快节奏、功利化的生活，不是一种高级活法。上世纪40年代，他曾说：“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国农村逐步破产，闲散生活再也维持不下来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认真，中国人正在开始正式学忙迫，学紧张，学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紧张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轨呢。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实在亦有许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还常使我们回忆与流连。这正是中国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
钱穆理想的生活环境是什么呢？他说：“人类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自然、乡村、孤独与安定。人类最理想的生命，是从大自然中创造文化，从乡村里建设都市，从孤独中集成大群，从安定中寻出活动。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华的都市，已热闹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动中讨生活，那只是挣扎。觅享用，那只是堕退。问前途，也恐只有毁灭。想补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乡村，在孤独的安定中另求生机，重谋出路。”
钱穆还说：“一切物质生活全没多大深度，因此影响于全部人生的，也并不深刻。乘飞机，凌空而去，只是快了些，并不见得坐飞机的人，在其内心深处，便会发出多大变化来……若使其人终身囿于物质生活中，没有启示透发其爱美的求知的内心深处。一种无底止的向前追求，则实是人生一最大缺陷而无可补偿。人生只有在心灵中进展，绝不仅在物质上涂饰。”
闻一多任青岛大学教授时，曾在一封信里说：“我们这青岛，凡属于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多。”
丰子恺喜欢到一些没名的、游人多不会光顾的去处赏景。他说：“我把三潭印月、岳庙等大名鼎鼎的地方让给别人游。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是范蠡致富的秘诀，移用在欣赏上，也大得其宜。”
钱锺书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朴素的人生观。”
林语堂在评价明代李笠翁所提出居室的“自在”和“独立性”这两大要素时，认为“自在”比“独立性”重要。他说：“因为一个人不论他有怎样宽大华丽的房屋，里边总有一间他所最喜爱，实在常处的房间，而且必是一间小而朴素，不甚整齐，和暖的房间。”他尤其欣赏李笠翁的这样一段见解：“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
1924年5月31日，周作人在津浦铁路的火车上致信孙伏园说：“我并不是不要吃大菜的，但虽然要吃，若在强迫的非吃不可的时候，也会令人不高兴起来。”
1924年，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张幼仪的哥哥张君劢反对妹妹再嫁，说：“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则中国的风俗都没有意义了。”
上世纪40年代，学者金性尧的一个朋友想把杭州一所三上三下的旧式住宅卖掉，在西湖边另建别墅。金不赞成长居湖滨，这涉及他的一套对生活的理解：“我们对于一切美的欣赏，应该保持一点心理距离；如果一天到晚的对着湖光山色，则湖山就未必能引起我们深切的依恋，深切的低徊，反而会感到厌倦。最好，与住所相距有十里之遥，偶然的于一个月中，来此盘桓徜徉，方能于精神上、于心理上，有一番愉快轻松的调剂，然后又依依的跟它叩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正如天天读李杜的诗篇，也会逐渐生厌，所谓忙里偷闲，方是真正的领略悠闲之趣。否则，便流于无聊和扯淡，变成‘几乎无事的悲剧’了。少时读宋人诗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至今犹觉绿叶森森中有此悠然一境，这样的半日之闲，才抵得上十载劳顿。”
赵景深说：“钱歌川是有生活情趣的，他不把生活过得公式化。”
钱锺书说：“心直口快的劝告，假使出诸美丽的异性朋友，如闻裂帛，如看快刀切菜，当然乐于听受。不过，照我所知，美丽的女郎，中外一例，说话无不打着圈儿拐了弯的；只有身段缺乏曲线的娘儿们儿，说话也笔直到底。”“无友一身轻，威斯娄的得意语，只算替我说的。”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
谢六逸写信给友人：“聪明人不愿结婚，甚至不必有个家。”谢本人不仅结了婚，而且有一群孩子，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美满的家。
吴宓说：“除了学术与爱情，其他问题一概免谈。”
梁漱溟曾谈及择偶标准：“在年龄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学识上，我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的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这种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
梁实秋说：“齐（如山）先生心胸开朗，了无执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所以他风神潇洒，望之如闲云野鹤。他并不是穷奢极侈地去享受耳目生色之娱，他是随遇而安的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他有闲情逸致去研讨‘三百六十行’，他不吝与贩夫走卒为伍，他肯尝试各样各种的地方小吃。有一次他请我们几个人吃‘豆腐脑’，在北平崇文门外有一家专卖豆腐脑的店铺，我这北平土著都不知道有这等的一个地方。”
杨振声说：“字画只求其好，何必名家？”
有人曾向鲁迅提起，欧阳予倩、田汉等人想以改良京剧来宣传救国思想，鲁迅笑道：“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张爱玲着装分不出前卫还是落伍。一次她去印刷所看书稿的校样，在与女工聊天时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女工问：“穿祖母的衣服，不是和穿寿衣一样了吗？”张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1936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作家吴朗西去永安公司附近赴宴。下了电车后，他先去一家彩票店买航空公司奖券撞撞运气。此时，有人过来拍他的肩膀，吴回头一看，是鲁迅，他一时紧张，说不出别的话来，便问鲁迅：“先生，您买不买奖券？”鲁迅笑答：“我从来不买发财票。”
鲁迅说：“诚然，用经济学的眼光看起来，在现制度下，‘闲暇’恐怕也确是一种富。”
邵洵美认为：赌博富于诗意。
金岳霖说：“沈从文先生从前喜欢用‘打发日子’四个字来形容生活。”
金岳霖说：“30年代相当早的时候，唐擎黄先生同我从晚八点开始讨论‘雅’这一概念，一直讨论到午夜两点钟以后，我们得出的结论只是这东西不能求，雅是愈求愈求不到的东西。”
徐悲鸿和蒋碧微去法国前逗留北京期间，徐每天四处交际，蒋则枯守家门，她说：“往后几十年里，虽然经常听朋友在说北平住家怎么理想，可是我就从来不曾想过要到北平去住。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那北平一年的生活，只有苦闷和贫穷。”
林语堂说：“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执教，他对厦门有如此印象：“此地初见虽然像有趣，而其实却很单调，永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海。便是天气，也永是这样暖和，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鲁迅还说过：“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听到苏州话，就令人肉麻。此种语言，将来必须下令禁止。”
梁实秋说：“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个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
徐志摩说：“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1935年10月29日，鲁迅致信曹聚仁：“今天却看先生之作，以大家之注意于胡蝶之结婚为不然，其实这是不可省的，倘无蝴蝶之类在表面飞舞，小报也办不下去。”
鲁迅说：“自己一面点电灯，坐火车，吃西餐，一面却骂科学，讲国粹，确是所谓‘士大夫’的坏处。印度的甘地，是反英的，他不但不用英国货，连生起病来，也不用英国药，这才是‘言行一致’。但中国的读书人，却往往只讲空话，以自示其不凡了。”
1936年4月，鲁迅致信颜黎民：“我很赞成你们再在北平聚两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现在是走开十年了，也想去看看。”
张竞生说：“新男性应该具有硕大的鼻子，浓密的胡须，宽阔的肩膀，强健的肌肉；新女性则应该具有高耸的鼻梁，红润的脸颊，丰满的乳房，肥胖的臀部，粗壮的大腿以及发达的性器官——所有这些都是性交过程中性趣冲动达到最高潮的产物。”
周作人说：“在中国我觉得还是北京最为愉快。”
郁达夫说：“女人终究是下等动物，她们只晓得要金钱，要虚空的荣誉，我以后想和异性断绝交际了。”
胡适在课堂上曾给“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句格言加了一条：“时髦不能跟。”
林语堂曾用第三人称自述生活方式：“他主张优游岁月，却认为全中国除了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