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十年祭-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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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金时代》中，除了性，显然还有更多的、也更值得玩味的东西。从数学的角度说，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表达出来的“性本寻常”的理念，亦可由此窥其一斑——性充其量只是我们生活蛋糕上非常诱人的甜蜜一角。那些把性张扬成整整一大块儿蛋糕的人，如果不是存心想把读者噎死，就是如同个头矮小的建筑设计师最愿意设计摩天大楼以求心理补偿一样：要么是阳痿患者，要么是唯利是图的商家，或者兼而有之。《黄金时代》中更为值得玩味的那一部分是值得另外撰文推敲的。尤其是王小波在《黄金时代》字里行间所呈献出来的那种对于文化和生命的反思之慨、那种对于似水流年的伤逝之情，那种对于荒谬的人类生存现状的反讽之笔，都为现今所谓文坛大家们笔下少有——这大概与王小波同时又是一名学者有关。将王小波的学术论文与他的小说对比着去读，是一件值得一试的有趣之事：不少可以放在论文中的话，王放在了小说中，反之亦然。这种自身的知识结构即可构成优势互补的情形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尚不多见。尤其是性这桩无论怎样误解、曲解、渲染、污染都可能拥有读者市场的事情，对于它的呈献者的要求其实是宁高勿低的。考察一下目前敢于涉足性区域欲施展才华一展身手的中国作家的学历档案，就会发现，有关性事描写上的扭捏作态还算是好的，其他者流，除去把自己也脱得光光溜溜以外，就什么也剩不下来了。从这个角度说，王小波的出现值得鼓掌。
有关《黄金时代》文字“导读”顺应“潮流”，文首已经说过。可是，在一个细心而又认真的读者的价值判断中，《黄金时代》不会因此就等同或等值于了地摊文学。正如你不能说张大婶趁着天刚擦黑儿就跑到西直门地铁站门口兜售的茶叶蛋就一定是臭蛋一样。其实所有敢于将性事作为小说主题的作家都充满了风险意识和可资赞叹的奉献精神——而奉献搞不好就会成了出卖。作为读者，捧到手里的究竟是“奉献”还是“出卖”很难分清，可货色的味道他们自有品尝的经验——就算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一次大胆的出卖吧！可我认为，他出卖的正是真诚和现今已不多见的对于生命的美好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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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1）
作为一个我们这一辈人曾十分热衷的词，“黄金时代”的词义正在淡化，如同我们的大好年华一样逐渐飘然远逝。那个黄金时代，正好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年代，它从“伤痕文学”开始，已经被讲过多遍，以至于快成为一个老得不得了的故事了。不过，假如我们同意故事学大师普洛普（Vladimir Propp）的论断：所有的故事都是在重述一个老故事，那么王小波的小说集《黄金时代》，则是1994年的中国文坛上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重述。
一、走出混沌
《黄金时代》分为三辑，包括总题为《黄金时代》的《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这三个中篇，另外书中还收有中篇《革命时期的爱情》、短篇《我的阴阳两界》。这个作品集子中的主人公都叫王二，他是故事的人物，又是叙述者。王二多少有些邪性，没正经，在年轻时，时而是“流氓”，时而是画淫画的嫌疑犯；岁数大一点，又是个阳痿、“小神经”，按某种文化社会学的意见，属于次文化或边缘文化一类。总之，在人群中是异类。而王二们，还要算是异类中的异类。比方说，同是受到迫害，张贤亮笔下的章永麟还是《资本论》的信徒，王二们不在这个范围里。他们一点不错是搞了男女关系，犯了打人错误或者婚前同居、婚后搞婚外恋。在这一点上，他们大致是把主流文化不当回事的一群，或者说是混沌的一群。这群人，在Xing爱这个社会生活中最多禁忌的区域里，他们放浪形骸，挑衅成规和传统。Xing爱，并且不合社会成规之Xing爱，正是王小波这个集子中反复分析的题材论域。《黄金时代》开篇便挑出一个逻辑上的悖论：陈清扬找我证明她不是破鞋，我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举行一次性茭。这种直言不讳是王小波叙事的基调，基本的风格。岂止是直言不讳，他还要肆意发挥，敞开想象，把人们历来耻于言说的性、性意识、性的感觉、性在人的肉身上的表现形态、性的惶惑、困境与奇妙情趣说个透彻，令其摆脱混沌而被洞悉、澄明。无论是否赞赏作者的手段，它产生的效果首先是令人惊异。
王二和陈清扬的恋爱故事整个地包括在一个罪恶与情欲的冲突形式中，这个冲突是如此的激烈，男女主人公被迫逃离了人群到深山里野合。他们很快就成了搞破鞋的人犯，陪斗的节目。有意味的是，作者利用了被指控有罪与人物供认不讳的荒谬关系，以自供状的叙述，言说了Xing爱惊人的力量和美丽。男女欢爱在性禁忌的年代成为罪恶、罪名，这不稀罕，罕见的是还从来没有人如此理直气壮，如此汪洋恣肆地写其出于生理本性的自然、单纯。王二与陈清扬多次Zuo爱（作案），只是因为他们年轻、他们乐意。王小波还原Xing爱的单纯性，正好戳穿了逼供者的潜意识。夸张、张扬、恬不知耻的叙述姿态，调戏了那时代集体性的窥春癖。偷情者的对话，也充满戏谑风格：“我把小和尚拔出来，把Jing液射到地里。她在一边看着，面带惊恐之状。我告诉她：这样地会更肥。她说：我知道。后来又说：地里会不会长出小王二来，——这像个大夫说的话吗？”
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对性的感知又反映着、联系着人的内在资质，他们的性格、行为方式。《黄金时代》中反复出现两类人，李先生一类，王二们一类，前者是穷困潦倒但执迷不悟的成年人，后者是无法无天、捣蛋闯祸的顽劣少年。不过这两类又可以说是一类，一群想按自己的价值观念、精神欲求生活的人，无论他们是书呆子还是小神经。李先生感到情人的｜｜乳头凉冰冰，就动了格物致知的心思，想问一个“对头吗”？这个微妙的心理活动与另一个李先生（耽读西夏文，以致丢了饭碗）的破内裤、内裤里露出的屁股（“像个风干的苹果”）一样，是具揭示性的。格物致知的内心恶习与抽狗屁烟、喝狗尿茶、听狗屎收音机的物质享受极不般配又自然浑成，使得中国李先生们在日瓦戈医生等同类中决不会被搞混。格物致知又是少年王二们性成熟过程中重要的青春体验。王小波在描写叙述者——小说家王二的精神成长时，一些优美独特的语言意象依然与Xing爱相依存、并由此引向人对自我的追问。他写到人物感知着生命的松动，落叶遍地，王二仿佛顶着落叶的黄金雨。他念诗给女友听：“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倒挂下来。”还有，他这样描写恋人的夜：“满天都是星星，好像一场冻结了的大雨。这是媚人的星空。”《黄金时代》开始于搞破鞋的交代回忆，中间由《三十而立》过渡——这个过渡包含杂耍性的现实生活片断，又包含关于精神与肉体各种欲望故事的插曲——最后终结于对似水流年、生命的终极价值的体认。Xing爱、历史、生命与艺术在此融为一体，敞开了王小波所用强光投射出的一个价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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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2）
二、自由叙事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第一部在国内引起专业批评家关注与喝彩的小说集，这一反响实则姗姗来迟。在此之前，集中的《黄金时代》单篇和未收入集中的另一小说《未来世界》也先后获台湾联合报系第13、16届中篇小说大奖。此外，王小波还曾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如果再把王小波尚未出版但已在一定范围内流传的长篇传奇《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以及《我的舅舅》等计算在内，那么他实在不能算作一位小说新人，最起码也不是生手了。
《唐人秘传故事》已经透露了王小波与众不同的创作路径，这就是对老故事的重说、重新讲述。所谓“秘传故事”，作者何以得之？显然，作者在此故弄玄虚的标题下乘虚而入，尝试移花接木、故事新编。他将现代人的爱情与唐人传奇相拼贴，或将唐人传奇现代化，在其中贯注现代情趣。
不过王小波始终没有满足过仅仅是说故事，对说的兴趣固然反映了作者对小说其形式自由的热爱，而他的热爱自由更见之于通过这种自由发挥的叙事游戏，表达当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特定人群的感受，表达对他们生存状况的俯瞰。这在他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写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见出。我说俯瞰，是因为王小波在这些作品中发展出一种由叙事者随心所欲地穿行于古今中外的对话体叙事。如他改写唐传奇的《红拂夜奔》，其中数学家王二的故事与古代大科学家李靖的故事对话，他们各有各的命运，有各自对爱情、生命、自由和死亡的想法，他们互相映照又各行其是。在写实与幻想寓言两种体裁的穿插中，王小波做着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存体制限制下知识分子处境的俯瞰，看出智慧、创造、爱情这些生命的永恒价值与极权、昏庸、世俗之间长久的对峙。
自由叙事，一个关键是对时间的处理。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一张多重时间的网络覆盖于Xing爱之上。有现在时间（我现在在一家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所工作），有过去时间（我和妻子留学、旅行欧洲时），有过去进行时（我对×海鹰交代问题，接受帮教），有过去完成时（我交代1967年和姓颜色的大学生恋爱）。时间跨度繁复阔大，空间遥远的事物发生奇特的组合。例如，达利画的塔楼与大炼钢铁的标语，小孩爬高楼摔断胳膊，胳膊里流出的筋膜与“湿被套”的感觉，还有高炉残骸里的屎与避孕套，这些不相干的图景，由“塔”这中心意象生发出来。穿过弯曲的时间隧道，超现实的画风、稚拙的性体验与乌托邦实际景象相遇，光怪陆离。
童年，是作者观照这一革命时期的又一尺度。王小波尽兴想象，以一个欢天喜地投入军事游戏的顽童的视角，重写“文革”中的武斗场景及荒诞变态的性与青春。历史被儿童当做玩偶，成年人被政治家当做玩偶——小孩的感觉传达了作家对革命的隐喻。
时间，实际上不只是一种被处理的题材，它是一个潜在的主题。王小波往往用时间的称谓作为小说标题，这个时间是烙有中国人当代集体记忆的特殊时间。在某个时间，知识分子只好用印度师兄做法术害他来解释他的挨揍；在某个时间，得像吃忆苦饭或思甜饭一样性茭；或者，男人被派作日本鬼子式的强Jian犯，女人像忍受严刑考验一样自愿被强Jian。施虐与受虐、被压抑的潜意识与性变态，这些在弗洛伊德那里受到分析的范型，被王小波施之于中国的时空之中，揭示出现代中国人种种古怪荒谬的文化心理。这是历史的霍乱时期，它“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
三、语言颠覆
王小波的叙述风格保留了北京作家一贯的幽默传统，但仍然是一种变体，不似前辈作家通常难以克制的悲痛激愤，也不混同于当前由北京风行于各地的就事论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