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缺憾 弗洛伊德文集-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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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久便会知道第二种产生途径，不过它与第一种途径并无实质性区别。
我们认为，导致歇斯底里和其他神经病的因素是压抑过程。可是相信，现在能够比过去更好地讨论这个因素了，不过必须把受到压抑的观念（ｉｄｅａ）所发生的情况，与依附于这一观念的利比多部分所发生的情况区分开来。观念很容易受到压抑，并被歪曲到难以辨认的程度。
然而它的情感部分却往往转变成焦虑。不管这种情感的性质可能是什么——攻击性也好，爱情也好——情况都是如此。
这种情况与上述利比多变得无法利用的情况本质上没有区别：它或者是由于婴儿期自我的软弱，如在儿童的恐惧中那样；或者是由于性生活中的各种肉体作用，如在焦虑性神经病中那样；或者是由于压抑，如在歇斯底里中那样。
由此可见，引起神经病焦虑的两种途径实际上是一致的。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焦虑的产生与症状的形成之间有着一种极为重要的关系，即二者是互相体现和取代的。
例如，一个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的病人，很可能是由于在某条街上突然产生焦虑而开始患病的，以后每次当他再走进那条街道时，焦虑都会重现，于是他就形成了广场恐怖症的症状。症状的形成可被认为是对患者自我活动的一种约束和限制，患者借助这种限制来摆脱焦虑的发作。
如果我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干预症状——例如各种强迫性观念（ｏｂｓｅｓｉｏｎｓ）——的形成，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只要我们阻止病人进行洗涤仪式，他就会陷入焦虑状态。
这种焦虑使他难以容忍，因为他曾经借助症状避开过它。
所以焦虑的产生看来的确在先，而症状的形成位于其后，症状仿佛是为了避免焦虑的突然发作而产生的。神经病在儿童时期的最初表现是各种恐惧状态，我们从中非常清楚地看到最初产生的焦虑怎样被后来形成的症状所取代。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以上观点。
所以我们，应该到这种相互关系中去寻找理解神经病焦虑的道路。
与此同时，我们成功地回答了在神经病焦虑中人们害怕什么的问题，并成功地证实了神经病焦虑与现实焦虑之间的区别——他所害怕的显然是他自己的利比多；而两种焦虑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危险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并且这种危险是意识不到的。
在各种恐惧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这种内部危险转变为外部危险的方式，亦即神经病焦虑转变为明显的现实焦虑的方式。
为了简化通常是极为复杂的事物，我们假定广场恐怖症患者所害怕的始终是一些诱惑的情感，而这些情感是他走在某条街上时被相遇的人们所唤起的。
于是，他就在恐惧中产生某种取代作用，把他所害怕的诱惑情感变成某种外部情形。
通过取代作用，他以为自己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一个人当然能用逃跑的办法从外部危险中解救自己，但逃离内部危险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在早期关于焦虑的讲演的结论中，曾亲自表述了下述看法：尽管我们探讨所得的这些不同的发现相互间并不矛盾，但不知怎的，它们却不能够彼此配合。这些发现乃是：作为一种情感状态，焦虑似乎是曾带来过危险恐吓的以往事件的重演；焦虑为自我保存的目的服务，而且是某种新危险出现的信号；它起源于在某种程度上已变得不能利用的利比多，同时，也产生在压抑的过程中；它被症状的形成所取代，似乎从精神方面被约束住了。但是，我们有一种感觉，即我们没有发现那种能够把上述一切碎片聚集成整体的东西。
B在上次讲演中，我曾经把心灵人格分解成超自我、自我和本我。
这一分解也迫使我们重新选择在焦虑问题上的方向。
根据自我是焦虑的唯一住所①——即只有自我才可能产生并感觉到焦虑——的观点，我们建立了一种稳固的新立场，按照这种立场，某些事物将会呈现出新的外貌。
的确，当谈到“本我的焦虑”时，或者把忧虑（ａ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ｅｓ）的能力归之于超自我时，是很难理解这些说法的含义的。
焦虑的三种主要类型——现实焦虑、神经病焦虑和道德焦虑——可以很容易地与自我的三种依赖（对外部世界的、对本我的和对超自我的〔见第７８页〕）结合起来。
对于这一事实中相应的合乎我们需要的成分，我们已经予以采纳了。
而且，伴随着这个新立场，焦虑作为预告危险情况的信号这一作用（顺便说一下，这种说法我们并不陌生）变得突出了，而构成焦虑的材料是什么的问题则不再引人注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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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现实焦虑与神经病焦虑之间的关系出乎意料地显得明白易懂了，而构成焦虑的材料是什么的问题则
①在《自我与本我》将近结尾处，弗洛伊德用几乎相同的语言，第一次阐明了这个观点。《抑制、症状与焦虑》中也有几处讨论了这一观点。以后关于焦虑比较重要的见解，则是后期研究的结果。——英译注。
不再引人注目了。
人们还将注意到，较之对那些曾经被认为是简单的东西，我们现在可以对产生焦虑的各种显然是复杂的情况获得更好的认识。
我们最近一直在研究从某些恐惧——我们将其归类为焦虑性歇斯底里——中产生焦虑的途径。
我们选择了若干病例，在这些病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施加于从俄底浦斯情结中产生的各种愿望性冲动的典型压抑。
我们本来希望发现，上述情结就是男孩把母亲作为对象所给予的利比多精神专注（ｌｉｂｉｄｉｎａｌｃａｔｈｅｘｉｓ），这种精神专注曾通过压抑转变成焦虑，后者又接着表现为症状，并依恋于作为母亲替代者的父亲。
我无法向你们表明这类研究的详细步骤。
但我可以充分说明，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论，它与我们的期望正相对立。我们发现，引起焦虑的并不是压抑；焦虑早在压抑之前就存在了。相反，是焦虑造成了压抑①。但是，已有的焦虑可能是哪一种呢？它只能是面临具有威胁性的外部危险的焦虑，即现实焦虑。
男孩的确是在面对他的利比多要求时体验到焦虑的——在这种场合，焦虑产生于对母亲的恋爱中——所以，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种神经病焦虑。
但是，这种恋爱中的利比多要求是作为一种内部危险出现的，而男孩必须放弃母亲这个对象来避免这种危险，因为它莫名其妙地召来了某种外部的危险情况。
我们在研究的每一个病例中，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但是应该承认，我们当时并未想到会发现，对于外部的现实的危险状况来说，
①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第四章。其中所考察的病例是“小汉斯”和“狼人”。——英译注。
内部的本能危险本质上是一种决定性的、准备的因素。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谈到作为男孩与母亲恋爱的结果而被男孩所恐惧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危险。
这种危险就是被阉割的惩罚，就是失去生殖器的惩罚。你们一定会反对说，那毕竟不是现实的危险；我们的男孩并没有被阉割，因为他们只是在俄底浦斯情结中与母亲相恋。不过问题是不可能这么简单就一笔抹掉的。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阉割是否真实进行了的问题；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种危险是一种来自外部的恫吓，而儿童却相信它。儿童的相信具有某种根据，因为在崇拜男性生殖器阶段（ｔｈｅｐｈａｌｉｃｐｈａｓｅ），在他的早期手Yin（ｍａｓ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阶段，人们常常吓唬说要割掉他的荫茎；而且，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这种惩罚的暗示一定会在他身上得到强化。我们推测，在人类家庭的原始时期，忌妒而残忍的父亲实际上常常对发育中的男孩进行阉割。那种作为原始人习俗的、在人的青春期如此频繁地实行的割礼仪式①（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就是一种显然可以辨认的阉割的遗风。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正在严重地背离一般见解；但我们仍然必须牢固地坚持这种观点：对阉割的惧怕，是压抑从而也是神经病形成的最一般和最有力的原因。
在某些病例中，割礼——尽管确实不是阉割——作为对手Yin的纠正和惩罚（这种现象在欧美社会中绝不罕见），已经对男孩实行了。对这些病例的分析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很乐意进一步深入探讨
①犹太教、伊斯兰教的一种仪式，把男性教徒生殖器的包皮割去一些。这种做法在原始人中是一种习俗。——中译注。
阉割情结（ｔｈｅ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但是我将紧紧围绕我们的主题。
当然，对阉割的惧怕并不是压抑的唯一动机。的确，女人身上不存在这种惧怕。
因为她们虽然也有阉割情结，但却不可能形成对被阎割的惧怕。
这种惧怕在女人性活动方面的地位，被对失去的惧怕取代了。这种惧怕显然是婴儿发现母亲不在时所产生的那种焦虑，它一直延续到儿童的晚期。
你们将会认识到，这种焦虑所暗示的危险状况是多么的真实。
如果母亲不在了，或者收回了对孩子的爱，孩子就会不再确信自己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因而很可能陷人种种最悲痛的紧张情绪之中。
不能否认下述观点，即这些决定焦虑的因素在本质上是婴儿诞生时的原始焦虑状态的重演，那些状态当然也表现了孩子与母亲的分离。如果你信奉费伦齐（Ｆｅｒｅｎｃｚｉ，１９２５）所提出的思想，你甚至可能把对阉割的畏惧也加到这些因素中去，因为失去这一男性器官的结果，就是不能再次通过性活动与母亲（或她的替代者）联结在一起。
顺便提一下，回到母亲子宫中去这种非常频繁地产生的幻想，是与母亲发生性茭往的愿望的替代物。
在这一方面，我可以告诉你们许多饶有趣味的事情和令人吃惊的关系，但我不能够超出精神分析引论的范围。
我只能请你们注意这一事实：在这里，心理学的研究正在接近生物学的事实。
Ｏ。兰克（Ｒａｎｋ）——他对精神分析作出了许多出色的贡献——也明确地强调诞生行为和与母亲分离的意义（１９２４）。不过我们认为，他从与神经病理论甚至分析疗法有关的这个事实中作出的极端推论，却是不可以接受的。
他那时已经形成了其理论的核心，即诞生时的焦虑体验是以后所有危险情况的原型①。只要用少许时间来详细阐述一下这些危险情况，我们就能够表明，决定焦虑的每一个特殊因素（即危险情景），实际上都被分派给了每一个适应于它的发展阶段。心理上不能自助的危险性适应于自我早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