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全集-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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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人家来，对方就要走进她住的那座宿舍楼，走过满是尘土的楼道。她的家和一般文化人的家一样，堆满了杂乱无章的书籍和纸张。她给客人敬上一杯清茶，就开始访谈。谈完之后，假如到了吃饭时间，就请客人吃顿便饭。一切都和工薪阶层的人士接待朋友时做的一样。她从来没给客人报销过“的票”，客人也没有这样的要求，因为看她的样子就不像能报销“的票”的人。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到过她家里，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有一天，一位调查对象（这位朋友是男性，属另一项调查）很激动地说：李教授，像你这样可不成！不该把陌生人约到家里来。然后她想了一想，觉得没什么不行的，再说，也没有别的地点可约。
除了这种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可用——比方说，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展开问卷调查。这必须和某个政府机关合作，还要由一所大学的社会学系来进行。假如研究的目标是一座中等城市，你先在该城市里抽出一定数量的办事处，再在各办事处下抽出一定数量的居委会。再以后，从居民的花名册上抽出个人。有一件事一定不要忽略，就是要根据研究的需要，特别保证某种职业或年龄组的人有一定的数量。用术语来说，研究假设规定的各子样本都要有足够的样本量。调查完毕还要拿一些基本的统计和人口普查的结果对照，看看本次调查有无代表性。做到了这些，抽样就算有了科学性。所有的社会学教科书都写着这套方法，但国外的教科书上没写办事处、居委会、居民花名册，只简单地提到可以利用电话本和教堂的人口记录。还有一些事情，中外所有的社会学书都没有提，那就是怎样去找一大笔研究经费，怎样去求得政府机关的合作，但是成熟的社会学家自会想出办法来，所以调查还是可以进行。一大批调查员（在校大学生）由居委会干部带路，前往各家各户。如果问卷涉及到个人隐私，居委会的干部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被抽中的人可能会拒绝回答。在这种情况之下，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会和面有愠色的被调查者吵起架来，后者会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凭什么来问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前者答不出，就难免出言不逊。而居委会干部可以及时出场，把后者带到一旁，对他（或她）进行一些教育和说服。然后他（或她）就忍气吞声地回来，回答这些敏感的问题。必须强调指出，这种调查的场面不是笔者的想象，我在社会学研究单位工作过，这些事我是知道的。我总觉得，假如有调查对象不情愿的情形，填出来的问卷就没有了科学性。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他们的世界》跋（2）
根据我的经验，问卷调查有两大难关，其一是如何找钱和得到政府机构的合作，其二是怎样让调查对象回答自己的问题。对一般的社会调查，前一个问题更大；对敏感问题，后一个问题更大。概括地说，前一个问题是：如何得到一个科学的样本。后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样本里的人合作。在性这种题目上，后一个问题基本无法克服。举个国外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美国前不久进行了一次关于性行为的调查，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极好，国会给社会学家拨了一笔巨款来做这项研究，政府把保密的人口记录（社会保险号码）也对社会学家敞开了，因此他们就能得到极好的样本，可以让其他社会学家羡慕一百年。但以后发生的事就不让人羡慕，那些被抽中的人中，很有一些人对自己进入这个样本并不满意——他们不肯说。如前所述，美国没有居委会干部，警察对这件事也不便插手。所以他们采用了另一个方法：死磨。我抽中了你，你不说，我就不断地找你。最多的一位找了十四次，让你烦得要死。这样做了以后，美国的性社会学家终于可以用盖世太保的口吻得意洋洋地宣布说：大多数人都说了。还有个把没说的，但就是在盖世太保的拷问室里，也会有些真正的硬骨头宁死不说，社会学家不必为此羞愧。真正值得羞愧的是他们的研究报告：统计的结果自相矛盾处甚多。试举一例，美国男性说，自己一月有四五次性行为；女性则说，一月是两三次。多出来的次数怎么解释？——美国男人中肯定没有那么多的同性恋和兽奸者。再举一例，天主教徒中同性恋者少，无神论者中同性恋者多。研究说明，不信教就会当同性恋。我恐怕罗马教皇本人也不敢说这是真的，因为有个解释看起来更像是真的，宗教的威压叫人不敢说实话。最后研究的主持人也羞羞答答地承认，有些受调查人没说实话。必须客观地指出，比之其他社会学家，性社会学家做大规模调查的机会较少，遇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有点热情过度，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想告诉你什么，我自会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你就是把我吊起来打，我也不会告诉你实话——何况你还不敢把我吊起来打。
诚然，除了吊打之外，还有别的方法，比方说，盯住了选定的人，走到没人的地方，把他一闷棍打昏，在他身上下个窃听器，这样就能获得他一段时间内性行为的可信情报。除了结果可信，还使用了高科技，这会使追时髦的人满意。但这方法不能用，除了下手过重时打死人不好交代之外，社会学家也必须是守法的公民，不能随便打人闷棍。由此可以得到一种结论：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实验室里的耗子，对他们必须尊重；一切研究必须在被研究者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银河所用的调查方法很值得赞美。她主要是请别人谈谈自己的故事——当然，她自己也有些问题要问，但都是在对方叙述的空隙时附带式地提上一句。假如某个问题会使对方难堪，她肯定不会问的。这是因为，会使对方不好意思的问题，先会使她自己不好意思。我总觉得她得到的材料会很可信，因为她是在自己的文化里，用一颗平常心来调查。这种研究方式比学院式的装腔作势要有价值——马林诺夫斯基给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作序时，说过这个意思。
想当年，费孝通在江村做调查。这地方他很熟，差不多就是他的故乡；和乡民交谈很方便，用不着找个翻译；他可以在村里到处转，用不着村长陪着。就这样，差不多是在随意的状态中，他搜集了一些资料，写成了自己的论文。这论文得到马林诺夫斯基非常高的评价。马氏以为，该论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摆什么学术架子——时隔很多年，中国的学者给这种研究方法起了个学术架子很足的名称，叫做本土社会学。我觉得李银河最近的研究有本土社会学的遗风。与之相对的，大概也不能叫做外国社会学。问卷调查的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虽然是外国人的发明，但却确实是科学的方法。使用这些方法时，必须有政府的批准和合作，所以可以叫做官方社会学。纵然这是不得已的，借助政府的力量强求老百姓合作总是不好，任何认真的社会学家都会心中有愧。中国社会学家得到的研究结果和上面想要见到的总是那么吻合——这也许纯属偶合，但官样文章读起来实在乏味。在调查个人敏感问题时，官方社会学会遇到困难，在这些困难面前，社会学又有所发展，必须有新的名称来表示这种发展。比方说，美国性社会学家采用的那种苦苦逼问的方法，可以叫做拷问社会学。再比方说，我们讨论过的那种把人打晕，给他装窃听器的方法，又可以叫做刑侦社会学。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学就会带上纳粹的气味，它的调查方法，带有希姆莱的味道；它的研究结果，带有戈培尔的味道。我以为这些味道并不好。相比之下，李银河所用的方法虽然土些，倒没有这些坏处。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7年第12期《方法》杂志。发表时题目为“谈谈方法问题”。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我为什么要写作
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去登山——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又没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回答道：“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我喜欢这个答案，因为里面包含着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说是山在那里使他心里痒痒。除此之外，我还喜欢这位登山家干的事，没来由地往悬崖上爬。它会导致肌肉疼痛，还要冒摔出脑子的危险，所以一般人尽量避免爬山。用热力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减熵现象，极为少见。这是因为人总是趋利避害，热力学上把自发现象叫做熵增现象，所以趋害避利肯定减熵。
现在把登山和写作相提并论，势必要招致反对。这是因为最近十年来中国有过小说热、诗歌热、文化热，无论哪一种热都会导致大量的人投身写作，别人常把我看成此类人士中的一个，并且告诫我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了，你还写小说？（言下之意是眼下是经商热，我该下海去经商了）但是我的情形不一样。前三种热发生时，我正在美国念书，丝毫没有受到感染。我们家的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一律去学理工。因为这些缘故，立志写作在我身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减熵过程。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件事，除了它是个减熵过程这一点。
有关我立志写作是个减熵过程，还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写作是个笼统的字眼，还要看写什么东西。写畅销小说、爱情小诗等等热门东西，应该列入熵增过程之列。我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要倒贴一些。严肃作家的“严肃”二字，就该做如此理解。据我所知，这世界上有名的严肃作家，大多是凑合过日子，没名的大概连凑合也算不上。这样说明了以后，大家都能明白我确实在一个减熵过程中。
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临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当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内饮酒，门外劝水的人，自己也是个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术不正，不足为训。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就此全学了理工科，只有我哥哥例外。考虑到我父亲脾气暴躁、吼声如雷，你得说这种选择是个熵增过程。而我哥哥那个例外是这么发生的：七八年考大学时，我哥哥是北京木城涧煤矿最强壮的青年矿工，吼起来比我爸爸音量还要大。无论是动手揍他，还是朝他吼叫，我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所以就任凭他去学了哲学，在逻辑学界的泰斗沈有鼎先生的门下当了研究生。考虑到符号逻辑是个极专门的学科（这是从外行人看不懂逻辑文章来说），它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从以上的叙述，你可以弄明白我父亲的意思。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学一种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专业，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我父亲一生坎坷，他又最爱我们，这样的安排在他看来最自然不过。
我自己的情形是这样的：从小到大，身体不算强壮，吼起来音量也不够大，所以一直本分为人。尽管如此，我身上总有一股要写小说的危险情绪。插队的时候，我遇上一个很坏的家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