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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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三月八日的日记中，他又一次总结相人经验：
夜思相人之法，定十二字，六美六恶。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遁。
“长”是体格魁梧；“黄”是指肤色健康；“昂”是精神奕奕器宇轩昂；“稳”是立得稳，走得稳，坐得稳；“紧”是指其人精神集中，顾虑周到；“称”是均衡性好，为人处世，分寸感好，这六项是“六美”。而村头村脑，昏沉庸暗，懒惰粘滞，是谓“村、昏、屯”；“动”是指心无主宰，浮躁好动；“忿”是不问是非，动辄发怒；“遁”是逃避责任，委过他人，是所谓“六恶”。这又一次说明曾国藩识人，重点不止形状，更在神情。
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断，曾国藩相术的有效性，主要来自于对精神气概的判断而非具体的五官相貌。
五
除了风水、相面外，曾国藩另一项频繁进行的“迷信”活动是算卦。
曾国藩请人算过卦。
咸丰八年十一月，因为深陷战争的九弟曾国荃“久无来信”，曾国藩“不胜悬悬”，于十一月十四日，“请李笏生占牙牌数，似尚平安”。
另一次记载是关于军事决策：
请陈雪楼筮卦，筮浙江可保否。得《艮》之彖辞。筮余军是否南渡，得《解》之《师》。筮次青之应否赴浙，得《兑》之复。
他自己也会算卦。
每当军事进退两难之际，他常用算卦来推测吉凶。是否派兵，是否移营，全局利钝，都是他卜测的范围。
进退两难，寸心终日纷扰。屡次占卦，亦智略不足，故不能审定全局确有定计。
早起郁郁，若无主者，又占二卦。
自占一卦，问江北有兵来南岸否。遇“坎”之“观”，见者以为佳。
夜占卦问左军利钝，卦象不吉，焦灼之至。
因卦象不吉而焦灼之至，可见他对算卦确实是十分相信的。我们这些崇拜曾国藩的后人，可能很少想到，在曾国藩的军事策略背后，居然隐约晃动着“封建迷信”的影子。事实上，曾国藩幕府中，一度专门养着些占卜之士，以至于在他刚刚升任总督，征求朋友幕僚如何施政之建议时，汪梅村建议他“屏术数星卜之士”。
六
从文字记载来看，曾国藩算卦，纯用周易之理。比如，与太平军作战正紧张的时候，他在日记中说：“念金陵、宁国两处危急，焦灼不可言状。因占二卦：金陵卦，遇否之涣；宁国卦，遇屯之益。”周易占卦的方式是先占得一卦，再求得一相关的变卦。前者称“遇卦”（即本卦），后者称“之卦”（即变卦）。曾国藩为金陵局面占的卦“遇否之涣”，就是先占得否卦（遇卦），再得涣卦（之卦）。
曾国藩算卦，是他读《易》的副产品。
读易本是理学家的本行。理学的宇宙理论，就建立在易经的基础之上。世界的本源问题，是任何一个哲学理论都无法回避的，然而孔子的平实言谈并没有给企图建立世界模式的程朱等人太多的启示，好在孔子十分推崇的《易经》给了他们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的机会。程子和朱子等理学大家通过注《易》，建立起了理学的宇宙原理，即“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万物”，因此《易》可以说是理学体系的奠基石。
作为一个理学家，曾国藩一生对易经十分重视，用力至勤。考《曾国藩日记》，曾氏一生，至少五次通读《易经》。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易》的喜爱，终其一生，至老弥笃。他从这部古老的经典中不但读出了辩证法，读出了大量为人处世的道理，也学会了算卦。
曾国藩的卦算得准不准，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但从他乐此不疲的事实判断，他对此中消息确有吟味。
应该说，易经占卦，并非是百分之百的迷信，其中也有一点哲学启示在。《易经》认为，宇宙是个相互感应的大系统，系统内的每一事物都与全体相通。世相虽然繁杂，但多不碍感应，体不碍互通。因此《易经》认为，世事并非由神明前定，而是有规律地发展的（就是“道”）。这一规律，虽然混沌难明，但人竭尽全力，还是能探讨得一点消息。
第三节 曾国藩从神秘文化中得到了什么
一
虽然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在那个时代，一切有正常好奇心的人，不可能不对“怪力乱神”感兴趣。因为风云变幻、旦夕祸福的生存环境使中国人特别希望解读未来和变数。而当时人文的智慧成果却对混沌的宇宙缺乏解读力。
在传统时代，理性与非理性，真理与荒谬的界线并不那么分明。非理性的气氛弥漫在大部分经典之中，几乎所有学说中都有着神秘文化的成分。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荒诞无稽的五行学说，是中国上古各派哲学的共同理论依据，也是古代医学、科技的理论基础，更是神秘主义者修仙、预测的共同依据。可以说，中国古典智慧都是游离在理性与非理性、真理与谬误、世俗与神秘中间。大部分中国式学问，在体系上可以说其实都是荒诞不经、站不住脚的。比如，中医理论就停留在玄学医学和神学医学之间，连五脏六腑的位置都未判别清楚。《黄帝内经》中，用传统政治中的君、臣、父、子这样的伦理关系比附内脏系统。心是皇帝，肺是丞相，肝是将军，胆是参谋……所以舌乃心之灵苗。
中医开方用药，也充满玄想色彩，讲究君、臣、佐、使，一个药方里，某种药是君主，某种药是大臣将佐，某种药是领路的使者，整个药方就是一支作战部队，浩浩荡荡向病灶杀去，好不威风。
这简直是行为艺术了。
其实，儒家学说何尝不是如此。董仲舒这样论证他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说，“人副天数”，也就是说，人是天的副本。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昼夜，人有视瞑。天有暖冷，人有好恶；天有寒暑，人有喜怒。所以天人可以感应。
如果单看理论体系，中医和儒学，与相面和算卦并无高下之分。事实上，对于中国式学问来说，理论并不重要。中国式智慧真正的宝贵之处在于荒诞的体系架构下大量的与这个架构也许没什么关系的宝贵经验。对中国式学问来说，理论只是一个筐，真正起作用的，是筐里的东西。中国式学问的妙处在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高人圣者的许多话，听起来空谷足音，无根无傍，玄而又玄。也许突然某一天，与你的人生经验发生共鸣，使你醍醐灌顶。
二
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将曾国藩的“迷信”归入“愚昧”。他一生大量的迷信活动，反映应出其思维的局限性和落后性的一面。但同时，在曾国藩与中国神秘文化的关系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曾国藩穷尽了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精神资源。
站在今天的知识高度反观，曾国藩在他的历史时代能接触到的思想资源其实是有限的。中国传统经史子集，虽然汗牛充栋，基本精神却千篇一律。而曾国藩要面对的世界却是复杂的、宽阔的、流动不息的。他身上肩负的任务太重了。他要指挥战斗，治理地方，修身齐家，内圣外王。他要恢复社会的秩序，指引国家方向，重建世道人心。对于这些，仅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空疏教条是不够的。
曾国藩不得不上穷碧落下黄泉，去寻找一切可能的精神依傍。他以最广阔和胸怀和最勤苦的态度去对待古人留下的智慧。所以他身上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开阔性。他一生于书无所不读，除了传统士大夫致力的经史，曾国藩对一般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案牍之文”也很感兴趣。《曾国藩年谱》说：曾国藩在工部任侍郎时，“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较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一生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
曾国藩是浑厚、开阔，无所不包的。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曾国藩像一只敏锐的雷达，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厘取有用的成分。神秘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秘文化引起他的兴趣，自然在情理之中。当然，与经史子集比起来，神秘文化中的营养的成分少得可怜。但凡事都愿亲身尝试一遍的曾国藩仍然要榨取一过，才能放心。
三
曾国藩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提炼智慧，与其说曾国藩从《易经》、从相术中学到了知识，不如说他读易、读相法、读风水过程中与自己的生命经验偶有所印证而已。《易经》、相法之类对曾国藩来说，只不过是些钩子，用来系挂他自己的人生智慧。有人说，曾国藩从《易经》中学到了“盈虚消息之理”，读出了“一分为二”的观点，读出了谦虚谨慎，读出了自强不息，其实更应该说，他是借《易经》中这些经典名句使自己的生命经验系统化、分明化了而已。如果没有自己一生的复杂历练，曾国藩坐在书斋中读一辈子《易经》，也不会有什么所得。还是曾国藩自己总结得好：
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筮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于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神秘文化当然不会给曾国藩驱灾祈福方面的直接利益。如果从正面来看，神秘文化应该给了他如下启示：
神秘文化一方面告诉他命由前定，另一方面又启示他宇宙的规律可以索解，人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自己把握。
《易经》中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的思维方式，相面术中对精气神的判断，风水理论中关于水源的选择，以及传统养生术中动静结合的理论，这些神秘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发挥过正面影响。
除此之外，神秘文化有益于他的，也许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了。曾国藩算卦之中的自娱自解的成分，也许大于求索未来的欲望，他所求的，其实就是在焦灼之中舒解心理紧张。至于“命运”之说，对他开拓胸襟、看淡功利，在极度困难痛苦之际的超拔穿越，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
跋：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柴静
一
我认识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
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
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老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而顾准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