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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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却并没个个都死，也并没全都逃出了这场浩劫。各地都有好些各色各样的人在自身健康时，首先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那得病的人，后来自己病倒了，也遭受人们的遗弃，没人看顾，就这样断了气。
真的，到后来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舍，谁都不管谁的事了，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即使难得说句话，也离得远远的。这还不算，这场瘟疫使得人心惶惶，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姊妹舍弃兄弟，甚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伤心、叫人最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的子女，好象这子女并非他们自己生下来似的。
因此许许多多病倒的男女都没人看顾，偶然也有几个朋友，出于慈悲心，来给他们一些安慰。不过这是极少数的；偶然也有些仆人贪图高额的工资，肯来服侍病人，但也很少很少，而且多半是些粗鲁无知的男女，并不懂得看护，只会替病人传递茶水等物，此外就只会眼看着病人死亡了。这些侍候病人的仆人，多半因此丧失了生命，枉自赚了那么些钱！
就因为一旦染了病，再也得不到邻舍亲友的看顾，仆人又这样难雇，就发生了一种闻所未闻的风气。那些奶奶小姐，不管本来怎么如花似玉，怎么尊贵，一旦病倒了，她就再也不计较雇用一个男子做贴身的仆人，也再不问他年老年少，都毫不在乎地解开衣裙，把什么地方都在他面前裸露出来，只当他是一个女仆。她们这样做也是迫于病情，无可奈何，后来有些女人保全了性命的，品性就变得不那么端庄，这也许是一个原因吧。
有许多病人，假如能得到好好的调理，本来可以得救，现在却都死去了。瘟疫的来势既然这么凶猛，病人又缺乏护理，叫呼不应，所以城里日日夜夜都要死去大批大批的人，那情景听着都叫人目瞪口呆，别说是当场看到了。至于那些幸而活着的人，迫于这样的情势，把许多古老的习俗都给改变过来了。
照向来的风俗说来（现在也还可以看到），人死了，亲友邻居家的女眷都得聚集在丧事人家，向死者的家属吊唁；那家的男子们就和邻居以及别处来的市民齐集在门口。随后神父来到，人数或多或少，要看那家的排场而定。棺材由死者的朋友抬着，大家点了一支蜡烛，拿在手里，还唱着挽歌，一路非常热闹，直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但是由于瘟疫越来越猖獗，这习俗就算没有完全废除，也差不多近于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风气。病人死了，不但没有女人们围绕着啜泣，往往就连断气的一刹那都没有一个人在场。真是难得有几个死者能得到亲属的哀伤和热泪，亲友们才不来哀悼呢——他们正在及时行乐，在欢宴，在互相戏谑呢。女人本是富于同情心的，可是现在为了要保全自己的生命，竟不惜违背了她们的本性，跟着这种风气走。
再说，人死了很少会有十个邻居来送葬；而来送葬的决不是什么有名望有地位的市民，却是些低三下四的人——他们自称是掘墓者；其实他们干这行当，完全是为了金钱，所以总是一抬起了尸架，匆匆忙忙就走，并不是送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而往往送到最近的教堂就算完事。在他们前面走着五六个僧侣，手里有时还拿着几支蜡烛，有时一支都不拿。只要看到是空的墓穴，他们就叫掘墓人把死尸扔进去，再也不自找麻烦，郑重其事地替死者举行什么落葬的仪式了。
下层阶级，以至大部分的中层阶级，情形就更惨了。他们因为没有钱，也许因为存着侥幸的心理，多半留在家里，结果病倒的每天数以千计。又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医治，无人看护，几乎全都死了。白天也好，黑夜也好，总是有许多人倒毙在路上。许多人死在家里，直到尸体腐烂，发出了臭味，邻居们才知道他已经死了。
城市里就这样到处尸体纵横，附近活着的人要是找得到脚夫，就叫脚夫帮着把尸体抬出去，放在大门口；找不到脚夫，就自己动手，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恻隐之心，而是唯恐腐烂的尸体威胁他们的生存。每天一到天亮，只见家家户户的门口都堆满了尸体。这些尸体又被放上尸架，抬了出去，要是弄不到尸架，就用木板来抬。
一个尸架上常常载着两三具尸体。夫妻俩，或者父子俩，或者两三个兄弟合放在一个尸架上，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人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回看到两个神父，拿着一个十字架走在头里，脚夫们抬着三四个尸架，在后面跟着。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父只道要替一个人举行葬礼，却忽然来了六七具尸体，同时下葬，有时候甚至还不止这么些呢。再也没有人为死者掉泪，点起蜡烛给他送丧了；那时候死了一个人，就象现在死了一只山羊，不算一回事。本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偶尔遭遇到几件不如意的事，也很难学到忍耐的功夫；而现在，经过了这场空前的浩劫，显然连最没有教养的人，对一切事情也都处之泰然了。
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习俗，要求葬在祖坟里面，情形更加严重。等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一些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就象堆积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给层层叠叠地放在坑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方才用土封起来。
当时整个城里的种种凄惨景象也不必一一细谈了，我只要再补说一句，当城内瘟疫横行的时候，郊外的市镇和乡村也并没逃过这一场浩劫，不过灾情不象城里那样声势浩大罢了。可怜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家人），在冷落的村子里，荒僻的田野中，一旦病倒了，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谁来看顾，随时倒毙在路上，在田里，或者死在家门口。他们死了，不象是死了一个人，倒象是死了一头牲畜。
城里的人们大难当前，丢下一切，只顾寻欢作乐；乡下的农民，自知死期已到，也再不愿意从事劳动，拿到什么就吃什么，从前他们在田园上、在牛羊上注下了多少心血，寄托过多少期望，现在再也顾不到了。这样，牛、驴子、绵羊、山羊、猪、家禽、还有人类的忠诚的伴侣——狗，被迫离开圈栏，在田里到处乱跑——田里的麦早该收割了，该打好收藏起来了，却没有一个人来过问一下。这些牲口，有许多好象赋有理性似的，白天在田野里吃饱了草料，一到天晚，虽然没有家人来赶，也会自动走回农庄来。
让我们再从乡村说回到城里吧。其实除了说天主对人类真是残酷到极点，还能怎么说呢（当然有些地方也得怪人类太狠心）？由于这场猛烈的瘟疫，由于人们对病人抱着恐怖心理，不肯出力照顾，或者根本不管，从三月到六月，佛罗伦萨城里，死了十万人以上。在瘟疫发生之前，谁也没想到过城里竟住着这么多人。
唉，宏伟的宫室，华丽的大厦，高大的宅第，从前达官贵妇出入如云，现在却十室九空，连一个最低微的仆从都找不到了！有多少显赫的姓氏、巨大的家产、富裕的产业遗下来没有人继承！有多少英俊的男子、美丽的姑娘、活泼的小伙子（就连盖伦、希波克拉底、伊斯克拉庇斯1都得承认他们的身子顶结实），在早晨还同亲友们一起吃点心，十分高兴，到了夜里，已到另一个世界去陪他们的祖先吃晚饭了。
讲述这种种悲惨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十分心酸；所以不如就此打住，现在我只想在下面提到一件事：
佛罗伦萨城里，居民相继死亡，几乎成了空城；不过我后来听到一个可靠的人说，在一个礼拜二的早晨，做过弥撒，庄严的圣玛利亚·诺凡拉教堂里冷冷清清，只留下七个年轻的妇女，都穿着跟这个年头正相配的黑色丧服。她们中间不是带着亲戚关系，就是有着朋友或是邻居的情谊。最大的一位不过二十七岁2，年纪最轻的也已有十八岁了，都长得非常秀丽，仪态优雅，又具有良好的教养，显然全都是些出身高贵的女士。
要是没有什么不便的话，她们的芳名我本该也告诉你们，可是底下将记录下她们所讲述的，以及听到的种种话，我不愿意将来有一天，害得她们感到不好意思。现在的社会风气，又逐渐严肃起来了，不象当时那么放荡了——当时，不但象她们那样年轻的姑娘，就连岁数较长的妇女，也免不了沾染这种风气（至于产生这种风气的原因，前面说起了）。我也不愿意让那些专爱中伤别人、对于纯洁无垢的品德一味挑剔的人，抓住这个机会用恶俗的话来破坏这几位小姐的名声。所以我只好依着她们各人的性格，另取一个合适的名字——或者多少还算合适的名字，好让读者明白她们中间究竟是谁在说话，不致闹不清楚。
首先，那年纪最大的一位，我叫她“潘比妮亚”，第二个，叫“菲亚美达”，第三个，“菲罗美娜”；第四个，“爱米莉亚”；第五个，“劳丽达”；第六个，“妮菲尔”；最后一个，名字取得很适当，叫“爱莉莎3”。
她们这天的见面，也是巧合，并没预先约定。大家就在教堂的一角，围成一圈，坐了下来；又长吁短叹了一阵，于是也不再作祷告，只是彼此谈论起当时的种种情况来。大家沉默了一会之后，又听见潘比妮亚开口说道：
“各位好姐姐，你们想必跟我一样，早就听说过了，一个人做他本份的事是不会招人见怪的。尽力保护自己的生命原是每个人的天赋权利。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而杀了人，甚至还可以不用抵罪。如果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律尚且能够容忍这种行为，那么我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采取与人无损的手段，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了。我一想到今天早晨，和以前那一串日子是怎样挨过来的，再想到我们这几天来全是谈着些什么话，我就感觉到——你们也一定同样会感觉到，我们是在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呀。这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我十分奇怪的是，我们女人都有女人的判断力，为什么不替自己想想办法，来摆脱这忧愁呢？
“我们留在这儿——照我看来——最多也不过看看又运来了多少要落葬的尸体，或者听听那最后剩留下来的几个修士是不是还按时按刻唱着圣歌；或者呢，拿我们这身丧服向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显示我们遭遇到多么重大的不幸。走出这儿的教堂，我们就会看到，到处都抬着死尸和病人；或者看见从前被当局放逐的罪人，如今再不把法律看在眼里，只是在大街小巷，到处大摇大摆着，因为他们知道那班执行法令的人不是死了就是病倒了。再看到我们城里那班下三滥，他们自称‘掘墓者’，喝饱了我们的血，骑着马，到处乱闯，嘴里还唱着下流的小调，来嘲笑我们的苦难。从东到西，我们只听到‘某人死了’，或者是‘某人只剩一口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