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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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就耐着性子，听王二水说。等把王二水的事情听完，他心里，就完全是另一个想法了。
“怎么会这样？这不是典型的拿老百姓开涮吗？”
王二水是山区的移民，他家原在五佛，那是一个十年九旱的地儿，山大沟深，而且山里沟里全都光秃秃的，没树。年初把种子撒地里，然后眼巴巴的，等着老天爷下雨，等到年底，也没落下几个雨渣子，这日子，就难过了。难来难去，山里就立不住人了。市上跟县里研究来研究去，决定移民，将五佛山区三百余户人家移到沙县一个叫红沙梁的村子里去。红沙梁原来是个荒滩，这些年四周都移了民，红沙梁搁在那儿，就有些难看。将山区的移民搬下来，整个九墩滩就连在了一起，一个崭新的九墩开发区才能建成。为鼓励移民，市县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其中有两条，对秦西岳触动很大，认为市县政府的确是为民着想。第一条是由农委跟财政局制定的，对这次移民的三百多户，搬迁费由市县两级财政出，每户再补助五千元安家费；第二条是市县两级计生委制定的，为配合计划生育，决定对两女户和独生子女家庭给予五千元补贴，而且优先在红沙梁划拨土地。王二水有两个丫头，老婆三年前结扎了，算是两女户。
谁知等搬迁下来，事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农委跟财政给的那五千，说是集中划拨到了村上，由村上集中打井。计生委给的这五千，说是等移民村建成以后，由市县乡三级验收合格，才能按规定拨款。王二水认为县上欺骗了他，搬迁时县上的干部并没说这话，而是拿着红头文件，拍着胸脯说，人一到红沙梁，钱就跟着到。王二水的老婆有病，乡上结扎时连惊带吓落下的，一直没钱医，到现在还没好。当时乡上认定是医疗事故，说要赔偿，但也一直没赔到手，这一搬迁，原来的乡政府不管了，说他移了民，算是沙县的人，应该找沙县要。沙县这边呢，说移民跟医疗事故不沾边，哪儿落的病，就得到哪儿看。王二水来来回回奔了几趟，非但没把遗留的问题解决掉，新的问题又有了。
红沙梁村分地时，没分给他，理由很简单：他没交村上的集资款。原来，移民村并不都是移民，沙县这边先派几户过去，等于是那儿的主，移民呢，算是客。村里的规矩，除了县上乡上定的那些，剩下的，就由这几户定。红沙梁因为打井成本高，加上要治理土地，村上定了一个标准，搬迁户每户先交一万，用于打井和修路。王二水哪有一万块钱？他始终认为，五佛那边搬迁时，县乡两级啥条件都没提，更没提这一万的事，等人搬迁下来，这也要收钱，那也要收钱，就连盖房修院子，也要先交三千的宅地费。这不公平！王二水以前当过民办教师，在村里算个文化人，文化人向来多事，向来就不讨人喜欢。结果，他质问得越多，村上就越烦他，乡上就更烦，烦来烦去，就没他的地了。
王二水一家住在地窝子里，住了一年多，还是没分到地，非但没分到地，红沙梁机井里的水，也不让他吃了。从山上带下来的粮食吃尽了，仅有的几个钱也花光了，他的生活陷入了绝境。而且这一年多，他因四处上访，成了搬迁户中的钉子户，县乡村三级干部，见了他就躲。有消息说，乡上已把他列入黑名单，打算将他一家退回到五佛去。
“荒唐，真是荒唐！”骨子里，秦西岳还是一个爱激动的男人。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凡事爱发牢骚，爱拿自己的标准去评价事物，可现实往往又离他们的标准甚远。而且凡事只要一沾了“官”字，就离谱得没边儿，云里雾里，让他们怎么也看不懂，于是乎，他们就用牢骚来代替不满，用不满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可光发牢骚顶什么用？喊几声“荒唐”能解决问题？
冷静下来后，秦西岳开始想办法，替王二水想办法。他把王二水手里的文件全要来，看了一晚上，终于确信，王二水告得有道理，上访也有道理。所有的文件，都没提向搬迁户要钱的事，更没提那一万。而且，那两个五千，文件里规定得很清楚，都是人一到红沙梁，就由县财政直接拨付，用于移民盖房安家，而且写清楚是要直接发放到移民手中。
既然有道理，就应该坚持。秦西岳不相信，偌大的世界，找不到一个讲理的地方。市县这么多领导，不会连一个替老百姓办事的都找不到！
接下来，不用王二水再哀求，秦西岳就主动揽过了这事。一开始，为慎重起见，他还是把话说得很平和：“我替你问问，政府不应该说话不算数。”王二水很感动。王二水心想，有了秦西岳出面，他的地，还有钱，很快就能到手。可是一晃三个月过去了，王二水的事情丝毫没进展。秦西岳问过乡里，乡里说这政策是县上定的，应该问县长。秦西岳问县上，县上又说这政策是市里定的，应该问市里。秦西岳最后问到了市里，主管副市长打着哈哈：“这事嘛，当初考虑得不大成熟，结果留了后遗症。这样吧，我跟有关方面说说，能解决尽量解决。”
秦西岳就等。两个月又过去了，王二水得到乡上一笔二百元的救济款，还有两袋子口粮，核心问题，一个也没解决。秦西岳这才相信：找到讲理的地儿真还不大容易，找到一个能切切实实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人也是这么难！
后来王二水妻子的病又重了，怀疑是子宫瘤。王二水想拉妻子到县医院作个诊断，没钱。无奈之下，秦西岳掏出一个月工资，先让王二水给妻子看病。
这件事算是深深刺痛了秦西岳，也让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要说他对那些所谓的“破事儿”“烂事儿”“没人管的事儿”真正感兴趣，还就是打这以后。
就在那段时间，秦西岳利用闲暇，刻意到红沙梁村走了走，跟移民们喧了喧，这才发现，王二水说的情况，移民中普遍存在。唯一不同的，是王二水站了出来，其他的人，却吞了、咽了、默默忍受了。
“哪见过钱的个影子嘛，说好了给五千，还不都是哄人的？等把你迁下来，说过的话就都忘了，要死要活，是你自个儿的事。人家哪有那闲心，还管你？”乡亲们怨声载道，说的话难听死了。秦西岳又问：“这么大的事，为啥不向上反映？”
“反映？你以为都是王二水啊，没脑子！惹恼了村上和乡上的人，以后还活不活人了？”一句话就把真相给道了出来。
原来移民们刚到红沙梁，就有人打过招呼，要他们多干活，少说话，不该说的，千万别说，说多了别怪不客气。有两个跟王二水一样的，掂不清轻重，也想闹闹，结果分地时就给分到了离井最远处，地还是没平整过的地。单是把地往好里平，就得多花好几千。“人是算账的，哪个轻哪个重，得辨个清楚。多说一句话多花几千块，谁敢说？”那个分了烂地的人冲秦西岳说。
秦西岳似乎明白了：小小的红沙梁，名堂大着哩。
果然，他在后来的调查中了解到，农委和财政给的那五千，市里的一半是落实了，县里因为财政紧，没落实。市里给的一半，说好是要落到移民头上，谁知乡上村上硬是给截留了。乡上要修政府大院，要买车，正四处筹钱哩，这钱能到了移民手里？村上截留的那点，全用来招待乡干部还有县干部了，不招待，地谁给你划？电谁给你拉？还有打井队、规划队什么的，村干部正愁没钱招待哩，你个王二水，还到处告状，村干部能不拿你出气？
秦西岳长长地叹了一声。以前虽说也在乡下跑，但他只管治沙种树这些事，份外的事，他懒得理，也没时间理。这下可好，一个王二水，忽然就把他拉到了民间，拉到了田间炕头。这一拉，秦西岳便发现，老百姓真正关心的，不在于你一年种多少树，压多少沙，降低多少蒸发量。老百姓十个手指头，整天都为一个喉咙、一副肚肠盘算着，就这，盘算得不好，就得饿肚子。
一次市县联席会上，秦西岳忍不住就说：“我们总在计划移民，总在规划新村，问题是，移民来了咋办？他们的问题谁解决？不能像一场风，把人刮来就完事了，得想办法让他们立住脚。”主持会议的乔国栋连忙打断他：“老秦，别扯远了。就议治沙，别的话，会后说。”
乔国栋犹豫再三，还是拉开了话头。
“老秦啊，不瞒你说，这种事儿，多。当初移民，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里面另有隐情。我怕说出来，你会骂我。”
“说！”
乔国栋就给说了，话还没说完，秦西岳就跳了起来，指着乔国栋鼻子就骂：“好啊，怪不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原来，原来……”
他这才明白，原来，市县两级压根儿就不是为五佛山区的农民着想，沙县要搞开发区，要建新农村，选来选去，就把地点选在九墩滩。为啥？九墩滩是荒漠，是未开垦区，如果把这儿开垦了，建成绿树成荫瓜果飘香的新沙乡，那么从市上到县上，功劳可就大了，政绩自然不用多说。这比搞一个经济开发区划算，也比搞一个形象工程务实。方案定下后，市县两级开始抓落实，层层承包，责任到人。市里由刚刚担任市委书记的强伟亲自抓，县上也由一把手直接抓。市县两级各部门，都要围绕这一中心工作，全力以赴给予支持。其余各县，都要通力配合，密切协作。两年后，开发区初具雏形，井打了，村建了，公路也通了，但独独红沙梁那一块，还空着。这很不雅观，也很失面子，一块荒漠将崭新的开发区拦腰斩断，不伦不类，很难看。几番讨论后，强伟作出决断：一定要把这一片荒漠开发出来，要让它有人烟，要让它跟整个九墩滩形成整体。可这个时候，动员移民已经很难了，山区几个县，凡是能移的都移了，剩下的，要么移民成本太高，要么当地老百姓不乐意。挑来拣去，最后才发现五佛还有一个山沟沟，住着三百多户人家。强伟如获至宝，当下就拍板：就移这三百多户！
为将这一工作尽快落实，强伟要求市县两级尽最大努力为移民提供便利，能给的优惠政策一定要给，能扶持的资金一定要扶持。可这两年移民，市县财政都尽了最大的力。河阳财政状况本来就不好，这几年加上骨干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大量下岗，财政压力越来越大。下面几个县，情况就更糟，尤其五佛，是全国十八个干旱县之一，十二个特困县之一，财政哪还有能力扶持农民？仅仅养活公务员和教师，就压得县财政喘不过气来。然而，在此种情势下，相关部门又不得不表态。于是，在毫无兑现能力的前提下，相关方面匆匆出台了那些个政策，目的就是先设法把山区的农民移下来，至于移下来怎么办，谁也没想过，也没能力去想……
“难啊，老秦，你是没在市县工作过，你要是当上一天县长，就能理解其中的甘苦。有些事，不是我们成心要骗老百姓，而是迫不得已……”
“你少找借口！”秦西岳拍案而起，“我现在才明白，原来你们，原来你们……”
秦西岳说不下去了。
第二天，秦西岳拿着王二水给他的那一撂文件，径直找到了市委书记强伟的办公室。“我就想问问，欠移民的钱，啥时给？”那是他第一次用那种语气跟一个市委书记讲话，也是生平第一次用一种近乎粗暴的态度质问一个比他级别高的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