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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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
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
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
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
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
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
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
多，成绩也较丰硕。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这部
《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
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
多，足供读者参取。
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　１　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
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意见的。《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
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我
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７０　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
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
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
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
质差别的。
《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
　



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家一贯坚持的作风。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
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
的各种注释。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
的一种表现。
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
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
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
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
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论法律时，征
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
究汇合到历史的论述中去。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
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
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
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外国学者有不少成果。本卷在这方面的叙
述能对这些成果作出概括，并有新的见解。虽然限于篇幅，不能详细展开，
但简明扼要，适合一般读者的要求。
卷中从第　１２　到第　１６　章，都是论述思想文化史的。在篇幅上占了全卷的
三分之一。就这五章的内容而言，哲学、宗教以及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
都涉及到了。各章是从不同的角度叙述的，所以有的思想家兼见于几章，例
如董仲舒。所论的人物有的前人罕加探讨，例如班彪。思想文化史在全卷里
有这样大的比重，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强调思想文化研究的特色，与我国通行
的几部通史很不相同。这里要指出，戴密微的遗作，本卷第　１６　章《汉代至隋
代之间的哲学与宗教》，加上伦敦大学巴雷特所增补的《跋》，原文长达　７０
页，简直可作专著来读。其中关于民间道教、佛教的传入和佛、道二教关系
等，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论述。
《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与国内学术界的看法不同，这
是必然的。需要说的是，本卷虽有《导论》讨论了一些具有理论性或方法性
的问题，但各章节由于执笔者各异，不能有彼此呼应的一贯理论。即使同属
论思想文化史的五章，论点也多少有不一之处。这是按本书这种方式组织写
作的学术著作常见的现象。不过，这种现象的结果却能使我们看到各位作者
研究的个性，吟味其独到之处，未始没有它的优点。
这部书还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卷中插有若干图表，可是没有一张插图。
当然这是《剑桥中国史》全书的体例，即以文字来表现。但是秦汉时期的考
古发现太丰富了，有不少可直接与文献相印证。如果书中能适当配备一些插
图，会有左图右史之效。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来说，这不止是一个书籍
的形式问题。
《史记》、《汉书》，一为通史，一为断代，然而都是纵横兼顾，叙事
与分析并重。相对来说，国内近作的一些史书每每分析部分较多，而叙述事
实原委不足。《剑桥中国秦汉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特别是除了思想
史的部分以外，对人物的描写所用笔墨不多，很少对一个人物作多方面生动
的叙述。在这里，看来我们都应该从古代的纪传体史籍吸取教益。
本卷编者曾经提到，由于条件不很成熟，未能多吸收文学艺术史和科技
史的研究成果。但书中有些章节还是包含了这两个学科的内容，不过这毕竟
是一个缺憾。
　



在中国读者看来，有一些颇有影响的中国学者的著作未能列入参考文献
目录，未免可惜。例如陈直有好多种秦汉史研究专著，其特色是以考古文物
材料与文献相印证，颇多胜义，参考文献目录仅引有《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一种，未列入《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等书；刘文典的著作，引有《庄
子补正》，但未列入《淮南鸿烈集解》；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也没
有列入。总的说，材料方面所引较多，论著则较少。如我在书评中说过的，
这种现象表明，中外学术界成果的彼此交流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本卷原文是三年前出版的，其中有的章节的属稿还要早得多，因此有一
些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书中未能征引。大家知道，近年秦汉简帛的发现和
整理有突出的成果，其间大量的佚书对当时学术思想的研究更有巨大影响。
还有几项最新发现，如江陵张家山汉简中的《汉律》，极关重要，目前尚待
公布。相信本卷的编者在有机会修订再版时，会将这些材料吸收进去，使全
卷内涵更趋丰富。
《剑桥中国秦汉史》这样的大型专门著作，翻译是很不容易的。几位译
者多是我的老友，他们富于学识和经验，竟能在很短的期间完成这一译作，
将之绍介于国内学术界。我们读者应向他们表示感谢。

李学勤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
　



剑桥中国秦汉史
　



第　１　章　　秦国和秦帝国

长期以来，秦作为一个小国或诸侯国而存在，然后又作为一个大的王朝
和帝国存在了很短一段时期。它作为一个国家的起源，在传统上可追溯到公
元前　８９７　年，①但须过　５００　年，约在公元前　４　世纪中叶，它才开始朝一统天下
的方向发展。对比之下，秦王朝和帝国只维持了　１５　年，然后在产生随之而来
的汉王朝（公元前　２０６—公元　２２０　年）的内战中于公元前　２０６　年灭亡。可是
这些年的政治和文化变化是如此重要，以致这些变化赋予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与它的短暂性完全不相称。
标志着从诸侯国向帝国过渡的公元前　２２１　年，因而是本世纪发生革命性
变化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年份。说明帝国的威名甚至远扬于中华世界
以外的例子是，秦（Ｃｈ＇ｉｎ）这一名称很可能是英语“中国”（Ｃｈｉｎａ）及各
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例如，“Ｔｈｉｎａｉ”和“Ｓｉｎａｉ”就作为这个
国家的名称出现在公元　１、２　世纪的希腊和罗马著作中。但是，中国人由于秦
帝国统治的暴政，对它始终非常憎恨，因而反而很少用这个名称来指代自己；
他们在过去和现在都用“中国”这一常见的名称来称呼自己。②
在这一章的附录　１　中，本书将批判性地列举主要的史料和近代研究著
作。在这里只提一下：最重要的单项史料是司马迁的不朽的《史记》，此书
包括从远古传说时代至公元前　１００　年前后的全部中国历史。它的卷五和卷六
两卷提供了秦国和秦帝国自始至终的大事编年史，是本章叙事的基本史料，
除非另有注明。此外《史记》包括的本纪、书和列传的其他各卷对秦来说也
同样重要。沙畹的《〈史记〉译注》把《史记》的许多（但不是全部）部分
译成了法文。①
附录　１　还涉及《史记》及其他文献材料在研究秦史方面的局限性，同时
还提到考古学对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附录列举的几个
考古发现中占突出地位的是　１９７５　年从一个墓葬中发掘出来的一批秦代的法
律文书。这些文书将经常被提到。






① 这个年代是传统的，因为对公元前　841　年以前的事件中国编年史众说纷纭。例如，周代的建立传统上定
为公元前　1122　年，但实际时间可能约晚一个世纪。
② 1655　年，耶稣会士卫匡国首先在《中国新地舆图》（序言第　2　页）中提出“中国”（Chin）一词的渊源
是“秦”（Ch＇ina）。从此这个题目已被多次讨论过；其中以劳费尔和伯希和二人的成果最大。前者著有
《中国其名》，载《通报》，13（1912），第　719—726　页；后者著有《“中国”名称渊源考》，载《通报》，
13（1912），第　727—742　页，及《再论“中国”之名称》，载《通报》，14（1913），第第　427—428　页。
长期以来，在提到“中国（China）之地”是丝织品故乡时出现了一个严重困难，此名见于著名的政治理论
专著《考提利耶政事论》第　2　册。如果象某些学者断言的那样，此书写于公元前　300　年前后，这样当然比
秦统一全国早得多。但是，近来通过对此文本采用了电脑技术鉴定，已有可能相当有把握地证明，第　2　册
当属于撰写时间不会在公元　150　年前很久的一类作品。这样，把秦与中国等同起来的巨大障碍就不存在了。
见托马斯？特劳特曼：《考提利耶和政事论：其作者及文字演变的统计调查》（莱顿，1971），第　174—
184　页，特别是第　177　页。
① 沙畹：《〈史记〉译注》第　1　—　5　卷（巴黎　1895—1905；1969　年再版）；第　6　卷（巴黎，1969）。
　



政治和社会背景

作为对公元前　２２１　年前秦史的任何有意义的考察的一个开端，我们必须
从广义上对周代（传统时期为公元前　１１２２—前　２５６　年）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形
势进行了解。在那个时代最后两三个世纪动摇着中华世界的许多形形色色的
变化尤为重要。
当周王室推翻商朝时（可能约在公元前　１０２５　年，而不是传统的公元前
１１２２　年），新统治者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或其紧密盟友、原商朝统
治者的后裔，以及一些获准保持原来土地的地方豪强。这样，中华世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