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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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下面将看到，这类事件在宇宙结构的范围内解释，以及它们形成政治批判焦
点情况。②
当时对占卜活动的看法
在汉以前和汉代，关于占卜、祈求神谕及预兆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有
的作者接受这些信仰和活动，认为它们有效验，而且对占卜术士完全信任。
另一些人则准备利用这些信仰为政治目的服务，他们提出的相信预言真实性
的主张可能是真诚的，也可能不是。有的思想家能够把所受的知识训练或科
学的世界观与对龟壳和蓍草的信任结合起来。还有一些人则批判这种做法，
因为它们对道德会产生有害的后果，或者它们具有内在的智力弱点。
《韩非子》提出了一个警告：国家走向毁灭的道路之一是依赖这些方法
选择行动的时间，是相信这样做会保证使这一行动取得成功。同时他还提出
一个警告，要防止对神灵的过分的祭祀和不要依靠使用龟壳和蓍草的占卜。
《楚辞》警告说，某些问题不宜用占卜决定，这与《淮南子》和《盐铁论》
中的抱怨遥相呼应，这两部著作都反对过分的占卜。但是《淮南子》还记载
了大量关于选吉日避凶时的材料而显然不带批判的语气。公元前 ２１４ 年禁书
的行动未把一些占卜的文书包括在内，这也许使人意外，因为当时的政权所
考虑的头等大事都是现实的和物质方面的。汉代政府设有专门负责占卜活动
的官员，其地位与专职医生、祝福者和乐师相同；用官员的话来说，汉朝相
信占卜。①
《史记》收有一段比较有趣的轶事，它为专业的占卜者进行有力的辩护，
这些人显然在长安的一条特定的巷中行业。他们被说成是具有无可怀疑的正
直品质的人，他们值得赞扬的占卜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已得到了证明。一个著
名的占卜者在回答包括贾谊在内的两名政治家的问题时声称，他和他的同行
的正义的荣誉感和正直的品质远远高于许多从事公职的人；他宣称，其占卜
的程序以严格遵守礼仪而著称。②
王莽相信占卜者的式的效验，至少他希望表示相信它，这从他的王朝刚
要灭亡之前求教式的一个记载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白虎通》非常注意对龟
壳和蓍草的使用以及应该采用的正确仪式。此书为这类活动辩护，说这样便
于防止个人或任意作出的决定。
另外，有几个关心科学、技术或政治事务的高度务实的人也表示他们相
① 关于董仲舒、夏侯始昌、刘向、京房等人所提的意见的例子，见《汉书》卷二七上，第 1326—1334 页；
《汉书》卷二七下之上，第 1372 页。关于彗星，见鲁惟一：《汉代对彗星的看法》。
② 见本章《董仲舒和天的警告》。
① 《韩非子》五（《亡征》），第 267 页；《淮南子》六，第 13 叶；八，第 1 叶；《盐铁论》六（《散不
足》），第 204 页。又见以上注 61。
② 《史记》卷一二七，第 3215 页以下。
信占卜。这些人中有试图消除引起怀疑的明显矛盾之处的水利工程专家王景
以及天文学家张衡。孔子的后裔孔僖则反对他们的观点，他拒不听从阻止他
就任官职（因为预言说就任不吉利）的劝告；他认为命运取决于个人而不是
占卜。当顺帝（公元 １２５—１４４ 年在位）提出用占卜来决定哪一个他宠爱的妃
子应提升为皇后时，他遭到了一些人的制止，他们不相信占卜会选择正确的
人选。①
所表达的这些不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附带地记载在一些主要人物的
传记之中。在王充和王符的著作中，人们可以发现他们曾企图专门讨论占卜
的价值。这两个作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时期的特点可能影响了他们的
世界观。
王充（公元 ２７—约 １００ 年）生活在重整和巩固皇权的整个时期，并且目
睹了它的扩大及其卓有成效的成就。他以怀疑论者的立场来写作，对于在重
视物质力量时代的他的一些同时代人竟然作出某些理智上轻率的假设感到震
惊；他对占卜活动的批判是基于理性的原则。他发现进行占卜的方式和对符
号的解释都是有矛盾的。他表示，不论是龟壳或蓍草，都不能真正认为具有
超人的力量或智慧，天和地也不能说具有可据以向人类传达它们意志的物质
手段或机能，而有人却声称，使用的占卜方法就具有这种能力。王充更不相
信占卜是确定天或其他神灵的意志的手段。这种信仰假定天或其他天体愿意
于涉人的生活，并向人类降福或降祸；王充认为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一主张。②
王符（约公元 ９０—１６５ 年）生活在王充以后约 ５０ 年，当时政府正因它的
苛政、压迫、循私和奢侈而受到攻击。他作为一个社会或政治批判家而不是
作为理性主义者而写作，他的主要关心之一是号召恢复高道德标准。与王充
不同的是，他相信某些占卜活动的效验；他批判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过分进行
这类活动和它们引起的弊病和腐化。如果占卜阻止以其他理由来考虑一个有
分歧的问题——特别是考虑拟定行动的道德标准，他更是坚决地反对。王充
主张取消一切的占卜活动，而王符则准备支持那些谨慎使用的占卜。①
约生于公元 １８０ 年并在汉末写作的仲长统表达了另一种观点。他对自己
见到的周围的一些现象——信心的衰退、政治凝聚力的涣散、社会的破坏—
—深为不安。他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著书立说，号召必须依据人的评价和判
断来作政治决定。他痛斥像巫师、占卜者、祈祷者的集团，因为他们大肆进
行欺骗活动。那些相信天道而不顾人事的人正在散布混乱和扰乱人心；使用
这些人甚至会导致王朝的灭亡。因为一旦一个君主坚持用人唯亲而不是用人
唯贤来任用官员，那么不论他为行动选择什么吉时，不论他怎样去求教龟壳
或蓍草，也不论他献祭多少牺牲，都不能阻止他的垮台。②
① 《汉书》卷九九下，第 419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463 页）；《曰虎通》六，第 3
时及各处。关于王景，见《后汉书》卷七六，第 2466 页。关于张衡，见《后汉书》卷五九，第 1911 、1918
页。关于孔僖，见《后汉书》卷七九上，第 2563 页。关于顺帝之事，见《后汉书》卷四四，第 1505 页。
② 《论衡》二四（《讥日》），第 985 页以下；二四（《卜筮》），第 994 页以下（福克：《论衡》第 2
卷，第 393 页以下；第 1 卷，第 182 页以下）。
① 王符的《潜夫论》有四处谈论了占卜的不同方面及有关的题目，即卷六（《卜列》、《巫列》和《相列》），
第 291—314 页，卷七（《梦列》），第 315—323 页。
② 《群书治要》四五，第 26 叶；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他所作：《文明和官僚政治：
一个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H。M。赖特英译，芮沃寿编（纽黑文，伦敦， 1964）第 213 页以下。
宇宙及其秩序
空间、时间和诸天
如同其他的文化，在中国也有材料证明，从古代起人们也关心诸如人周
围的宇宙的形态、地球在天空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天体的关系等问题。神话
学也含蓄地提到由此产生的种种思想，如到达仙境的一重重的天，或神仙借
以到达另一境界的阶梯。根据一个著名的传奇，在两个神仙的一次大战中，
支撑天的一根支柱倒下，于是大地之间的相对平衡被破坏，天朝西北斜倾。
《楚辞》中一首寓言式的诗以问题和谜语的形式提出了许多这方面的问题。①
对地球在浩瀚的空间的位置和它与其他天体的关系的理智的解释表现为
三种主要形式。根据在公元前 ２ 世纪提出的一个理论，天一天旋转一次，形
成了地球之上的苍穹；天有星座，北极星形成众星座围绕它转动的中心。这
就是盖天论。大约一世纪以后，有人提出另一个称之为浑天论的理论。根据
这一理论，天被设想为围绕地球四周的空间的扩大，天的圆周可分成 ３６５ １／４
度。到汉末，又出现了一种理论。它认识到天无边无际，各星座在其周围随
意地和独立地移动。②
中国人与其他文化的民族一样，也十分注意星辰及其运行情况，这点儿
乎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星辰及其正常的运行是人能观察到的最永恒的特征，
通过把人世及其变化与星辰联系起来，人就能力图与比其短暂的生命更长久
的某种体制联系起来。
由于中国人普遍地把宇宙看成是单一的实体，这种联系就更加有力了。
在天与天体、地与其创造物、人与其活动这几大领域之间没有严格的分野。
在单一的宇宙内部，上述几类领域中的任何一类发生的事情，即使与其他两
类风马牛不相及，也对它们产生直接的影响。有人甚至说这种关系是如此强
烈，以致可以说，为了与天上发生的现象相呼应，人世也必定要发生类似的
事。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对王朝和政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①
天与地的关系以及对圆天覆盖方地四周的认识在图画中表示了出来。人
们知道，至少一个宗教遗址——可能是辟雍——的设计是圆穹包着方地。在
营造某些坟墓的砖上镌刻这类图案的习惯也是为了提醒人们这一宇宙的真
理。表示其他永恒现象的提醒物，如星座，同样是汉墓中发现的装饰性设计
的重要内容。②
在天文学和占星术之间，在观察、测量、计算天体运行的企图和把这类
运动与人的活动和命运相联系的企图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公元开始前
① 《淮南子》卷四，第 4 叶（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 51 页）；《楚辞》三（《天问》）（霍克：
《楚辞》，第 45 页以下）。关于运用神话地理学的另一个例子，见《淮南子》卷四（梅杰：《汉初思想中
的地形学和宇宙学》。
② 李约瑟等：《中国科技史》第 3 卷，第 310 页以下，克里斯托弗？卡伦：《李约瑟论中国的天文学》，
载《过去和现在》， 87（1980），第 39—53；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 54 页以下。
① 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 127—143 页。
又见以下《董仲舒和天的警告》。
② 关于辟雍，见前《帝国崇拜》。关于图案中的星辰和星座，见肯特？芬斯特布施：《汉史概要及题材索
引》（威斯巴登， 1966、 1971）；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 112 页以下。
已编成一大批这方面的文献，它们包括一些可能有图解的著作。收在《汉书》
中的天文志可能是马续约在公元 １５０ 年以前所编，其中列出了 １１８ 个有名称
的星座和 ７８３ 颗星。现存的一件文书约在公元前 １６８ 年前埋入一座墓内，它
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了公元前 ２４６ 至前 １７７ 年各星体升落的时间和方位。③
这类文献记载证明了中国的天文学者的过细的观察和他们长期不懈地进
行记录的活动。一部非官方的文书画下的不下于 ２９ 颗不同彗星的形状可能是
一个人整整一生的观察所得，这说明有些无官职的人对这个问题的注意。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