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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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中、下游区域。
《汉书》的数字不都是完整的和准确的，它选列了　３１０　个县的户口数字。
按其大小次序排列，户是从　４０１９６　到　８００００，口是从　１０９０００　到　２４６０００。①可
能上述地点只是选出内有非常繁华和人口众多之城市的县作为例子。而不是
代表全国的所有城镇，城镇的总数肯定有　１５００　个或更多（至少每个县有一个
镇）。可以推测，某些城市的户口数字比这里举出的要多。例如，洛阳为后
汉首都时的人口总数据估计有　５０　万左右。　②
本卷的其它地方已对这个城市作了简短的描述。③至于前汉，只有一个城
市留下相当多的资料，那就是长安，它建于原来秦的都城咸阳附近，现在西
安市西约　１０　公里处。它始建于高帝七年（公元前　２００　年），在公元前　１９４
年开始建造城墙，经过大规模扩建，完成于惠帝时期（公元前　１９５—前　１８８
年）。公元前　１９２　年，征集居住在此城　２５０　公里（１５０　英里）范围内的　１４６０００
个居民据说用　３０　天的时间加固城墙，又用　２　万个罪犯不断的劳动来加大这个
工程。公元前　１９０　年，１４５０００　个居民又被征用　３０　天时间修城，到同年　９　月
完工。①
完成后的城，据说是长宽各　３２　里　１８　步（１３３００　米），形成一个大约　４４．５
平方公里（１１００　英亩）的区域。近年的发掘表明，东面是　５９４０　米，南面是
６２５０　米，西面是　４５５０　米，北面是　５９５０　米，周围总长度实际上达　２５１００　米。
它的形状不像后来唐代的城市那么齐整，仅东面是直的，那时城市规划的思
想还不普及，对形状不整齐的解释是，事实上是先筑的宫殿和街道，后筑周
围的城墙。②城内的准确户数不得而知，但据估计，至少有　８　万户，最多达


① 有一些人口数字是根据户数计算出来的，《汉书》中没有。见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第　112　页以下。
② 毕汉斯：《东汉的洛阳城》，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　19—20　页。
③ 见上面第　3　章《京都》。
① 见《汉书》卷一下，第　6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118　页）；《汉书》卷二，第　88—9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179—183　页）。
② 这些数字和论断，大部分来自王仲殊在　1957—1958　年的研究。对长安城规划的最近研究，见古贺登：《汉
代长安城的建设计划：以与阡陌、县乡制度的关系为中心》，载《东洋史研究》，31：2（1972），第　28—60
页，《汉长安城和阡陌、县乡、亨里制度》（东京，1980）；斯蒂芬？霍塔林：《汉长安的城墙》，载《通
报》，64：1　—　3（1978），第　1—46　页。后者是对王仲殊的论断的批评和改正，说明那时世界上最大的有
　



１６　万户。
长安城内分为　１６０　个居民区——里，每个里有它自己的墙和门。每个里
由一个低级官吏——里正管理，社会秩序可能是由里内一批有影响的人物—
—父老来维持。除了各个独立的皇宫和行政区，还有一个由政府管理的市场
区，即所谓九市。九市之中最重要的是东市和西市，以前认为这两个市场在
长安城内，而其他七个在城外，但近来的研究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两个
主要市场包括了其他七个市场。③这种城市内的一切贸易都在官方指定的市场
内进行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唐末。
典型的市场是一块方形地，每一边大约　３６７　米，分成若干条长巷，商店
沿巷林立。商人被组织在同一个地点进行同一种货物的交易；到唐代为止，
这种情况形成了商业的联合体——行，但不清楚汉代的市场是否如此。每个
市场有一个两层楼的建筑，顶上设有一旗一鼓，这是管理市场的官方机构。
前汉时期长安市场的监督制度我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官员包括一名市长和
一名副手；但后汉时期管理洛阳市场①的市长的工作人员由　３６　名不同名称的
官员组成，他们的职务是维持秩序和征收商业税。他们还根据每月的物价调
查制定每种货物的标准价格和批准买卖双方的契约。
政府生产的多余货物如昆明池的鱼，也由这些官员出售，并且必须在武
帝的平准制度下出售，②因此引起与民争利的责难。这些官员的最重要职责是
征收商业税，税收进入少府而不入国库，用于朝廷的支出。长安征收的商业
税总额不得而知，但前汉时期临淄的商业税年达黄金千斤或铜钱百万。③
汉代的所有市场只能在政府的控制下营业，这种控制大大缩小了城市的
经济作用。政府的控制也延伸到商人身上，这一时期的商人可分为两大类型，
一是在城市市场商店里的坐贾，一是流动于城市之间和到外国的行商。前者
只拥有少量的资本，而且必须向官方登记和交纳商业税；后者一般更富有，
不一定都登记为商人。这些大规模的经营者靠投机和囤积发了大财，并常与
势族和官员合作。《史记》和《汉书》的《货殖传》中的大多数人物就属于
这一类型。④
那些登记作商人的，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并经常受到各种处罚。例如，
在公元前　９７　年武帝时期，在征集从军远征的所谓“七科谪”的人时，最后四
类人是：登记的商人、过去曾登记为商人的人、父母曾登记为商人的人和祖
父母曾登记为商人的人。①这种对商人地位的限制自战国时代以来就存在，其
理由已如上述。在汉初的高祖时期（公元前　２０６—前　１９５　年），发布过一道
禁止商人穿丝绸衣服和骑马的法令；他们必须交纳重税，他们的子孙不许作


墙城市长安，是按方格的体系布局的，每一格　500　步（690　米）。城区估计为　33。5　平方公里（8200　英亩），
长安是由　160　个里和　4　个大小不同的宫殿禁区组成的。见上面第　2　章，地图　4。
③ 见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制概况》，收于西嵨定生编：《奈良、平安的都城和长安》（东京，1983）。
① 关于洛阳的城市，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　58—59　页。
② 详见下文。
③ 见《汉书》卷三八，第　2000　页。这些可疑的完整数字是用以作为专门抗辩的一部分，所以只能看作是一
种浮夸的说明，而不表示精确的价值。应该记住的是，对关于临淄居民有　10　万户之说（《史记》卷六十，
第　2115　页）也应持保留态度。
④ 见《史记》卷一二九；《汉书》卷九一。英译文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405—464　页。
① 见张晏（公元　3　或　4　世纪）注，《汉书》卷六，第　20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108　页）。
　



官。虽然这个特别的法令后来似乎有所修改，其严厉程度有所缓和，但对商
人阶级的压迫仍继续进行。武帝时期（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对所有的商
人，不论是否登记，一律课以重税。此外，不许登记的商人和他们的家属占
有土地，如果违犯了这个规定，就给以没收土地和奴隶的惩罚。上面已说过
的哀帝时期（公元前　７—１　年）颁布的限制土地占有的法令中，这些禁止商人
作官的规定又被重复提到。
自相矛盾的是，商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即使他们一如既往受到越来越大
的压迫。如晁错向文帝（公元前　１８０—前　１５７　年在位）提出：“今法律贱商
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②这清楚地表明，政府的反商
政策没有收到效果，实际上反而使本来打算防止的局势更加恶化。这可以从
晁错报告中的其它段落非常明显地看出：③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共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
秋获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
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
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
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
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
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
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这个控诉，揭露了前汉初期农民生活和商人生活之间的显著差别，并说
明沉重的赋税只能使农民穷而商人富。以这种方式利用政府剥削农民的商
人，常常把他们经商所得的利益投于土地而成为大地主。这就是司马迁所指
出的“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情况，①于是很多有势力的大地主家庭也同时
经商。
以压榨被重税所困的农民而获得财富这只是积累财产的头一步，一旦有
了基本的资金，就用多种手段来成倍地增值。在《史记？货殖传》里，司马
迁对在一代人的时间中能富比王侯的人的存在感到惊异，并在一定程度上对
他们致富的方法表示钦佩。这些行业常是采铁、贩奴、投机、欺诈或高利贷
等，但司马迁还举出一大批各种各样的货物，一个人经营这些货物，每年可
获利　２０　万钱，相当于一个千户侯的岁入。
这些货物包括：酒、腌菜和酱、皮革、羊和猪、谷物、船材、竹竿、轻
便的两轮车、沉重的牛车、漆器、青铜器皿、木铁容器、染料、马牛羊猪、
奴隶、腱和角、朱砂、丝织品、粗细布匹、生漆、麴糵、豆制品、干鱼、鲍
鱼、枣、栗、貉和狐皮衣服、毡、蓆、果、菜等。②以下货物来自全中国各地：
竹、木、谷物、宝石来自山西（崤山之西）；鱼、盐、漆、丝来自山东（崤


② 《汉书》卷二四上，第　1133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166　页）。
③ 《汉书》卷二四上，第　1132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162　页以下）。关于这一段文学
的校勘，见加藤繁：《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译注》（东京，1942），第　143　页。
① 《史记》卷一二九，第　3281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462　页）。
② 《史记》卷一二九，第　3274　页；《汉书》卷九一，第　3686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431　页以下）。这一段文字说明每一种货物达到　20　万钱标准收入所需的交易或生产数量。
　



山之东）；樟脑、梓、姜、桂皮、黄金、锡、铅、朱砂、犀角、龟壳、珍珠、
象牙、皮革来自江南（长江以南）；马牛羊、毛毯、皮毛来自北方。铜铁来
自全国各地的矿山。
这些商人的贸易活动，超过了汉帝国的国境，武帝时（约公元前　１３０　年）
张骞出使西方月氏，贸易活动更受到很大的推动。张骞的出使开辟了通往中
亚的新途径。黄金和丝织品为主要商品从中国输出，而酒、香料、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