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已在辽东半岛定居的来自泰宁、朵颜和福余三个卫的蒙古人在永乐年间
派出了最正规的纳贡使团。这是因为他们靠中国的礼品、补助和定期贸易为
生，而朝廷则需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根据《明
实录》，兀良哈部在某些年份（如 １４０３、１４０６、１４１３ 和 １４１６ 年）作为一个
正式的集体前来朝廷，但一般地说，这些使者被认定是代表个人的，呈献的
贡品也多于容许的数量。他们的贡品主要是马匹；１４１４ 年的一次他们带来了
约 ３０００ 匹马。他们的纳贡使团在 １４１０、１４１１、１４１８ 和 １４２２ 至 １４２４ 年这些
年份停止来华。中断出现在他们参加了阿鲁台或瓦剌人的叛乱时期，如 １４２２
年；这一次他们被阿鲁台征服，被迫参加他的事业。但是，当和平恢复，明
廷继续接受兀良哈的使团，甚至为了保持和平，还容忍偶尔发生的边境劫掠
事件。①
在阿鲁台统治下，东蒙古人继续与永乐帝朝廷保持纳贡关系。明统治者
20 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 39—44 页。
②
见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4，2（1971年），第373—375、
384—386 页。
③ 参见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 3 章。
① 星斌夫：《明代漕运研究》＇207＇，第 15—34 页。
容忍经常爆发的小的敌对行动，因为他谋求维持边境的和平。已知阿鲁台早
在 １４０８ 年就派过一个使团，但在 １４１０ 年征蒙战役中他战败后，他才开始定
期派出使团。在 １４１０ 至 １４２４ 年期间，阿鲁台派了 ２７ 个使团至明朝廷，此数
超过了规定，而且在连续的两年（１４１３ 和 １４１４ 年）中他共派了 １１ 个使团。
贡品主要为马匹。作为回报，明朝廷赐给他和他的使者纸钞、白银、丝织品
和各种生活用品，授予他们官衔并慷慨地酬答他们的贡品。在 １４２１、１４２２、
１４２３ 或 １４２４ 年明帝征讨阿鲁台时期，没有纳贡使团来朝。但一旦战争结束，
朝廷又不加指责地接纳他的使团，其中两个使团在 １４２４ 年 ８ 月皇帝死后不久
到达。①
瓦剌蒙古人也与永乐帝朝廷保持纳贡关系，在此同时又几次袭扰边疆进
行劫掠。１４０８ 年 １０ 月，马哈木派第一个纳贡使团携马匹前来明朝廷；他得
到了封地并被赐给一枚王的印玺。１４０９ 年其他两个瓦剌部落领袖也得到类似
的封赏。除了 １４１４、１４１６、１４２０ 和 １４２２ 年，瓦剌人每年派正规的使团来华。
这些使团一般来自马哈木，但也有少数是其他部落领袖派出的。贡品主要为
马匹。瓦剌使团在 １４１４ 年中断来朝，当时马哈木造反；但在 １４１５ 年瓦剌人
恢复进贡。１４１８ 年 ４ 月，在马哈木死后两年，他的儿子脱懽与其他两个部落
的领袖来到朝廷，要求继承他父亲的品位。这一请求被批准，于是脱懽派使
团几乎岁岁来朝，一直到了永乐统治的末年。①
这种纳贡制度旨在解决蒙古问题，但是问题真的解决了吗？如果说纳贡
制度旨在安抚蒙古人和防止边境的动乱，那么明朝廷只取得有限的成就。尽
管中国朝廷付出昂贵的礼品和费用，但纳贡贸易仍不能满足蒙古人更大的需
要。因此，这个制度并没有阻止蒙古人的袭击，但对明朝廷来说，它似乎是
取代甚至更花钱的连年战争的唯一选择。它暴露了中国根本不能合理地处理
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永乐帝既不能通过战争，也不能通过贸易和外交手段
去解决明初主要的国防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已占用了他的大部分精力。虽然
这个制度有一些缺点，它的确给北方边境带来了若干年的安宁；但是，只有
在存在强大的军事防御以阻止袭击和战争时，它才有效。
女真族
皇帝想方设法要把满州诸女真部落纳入纳贡制度之中。女真诸部落包括
定居在鸭绿江西北和长白山之南的建州和毛怜部落；住在松花江和阿什河附
近的半务农的海西女真；沿鸭绿江和乌苏里江靠渔猎为生的好战的生女真。
皇帝有四大目标：保持满洲的安宁，以便他能集中精力对付蒙古的威胁；不
让朝鲜成为在满洲支配一切的力量；促进诸如马匹和裘皮等产品的交易；在
较为发达的女真部落民中传布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①
朝廷在建立与女真人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主动行动，其措施是派遣外交使
团，送礼品给他们的部落领袖，邀请他们进行纳贡制度下的贸易。早在 １４０３
年，皇帝开始派一个使团出使建州女真的统治者阿哈出以进行笼络；使团受
① 关于运河的简明的论述，见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103＇（北京，1962 年），第 71—77 页。
① 吴缉华：《明代海运》＇581＇，第 4 章，第 1 节。
① 关于详细情况，见吴缉华：《论明代税粮重心的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574＇，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
＇583＇，Ⅰ，第 37—45 页；黄仁宇：《中的行政统计数字：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官僚主义的批
评的一个例证》＇249＇，载《明史研究》，16（1983 年春季号），第 51—54 页。又见黄仁宇：《16 世纪明
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 年），第 101 页。
到很好的接待。１２ 月，皇帝在建州设一女真卫，并赐官印以及钱钞、丝绸、
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礼物给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个卫在女真领土上建
立。在永乐在位的以后时期，在满州设立 １７９ 个卫和 ２０ 个所，以确保女真人
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在适当时机得到官衔、官品和贸易特权
的女真部落领袖放弃了与朝鲜的联系，宣布他们效忠于明朝朝廷。②
生女真对 １４０３ 年中国使团的反应是回派了一个使团，但他们依然是靠不
住的。１４０９ 年初期，永乐帝派宦官亦失哈率一专门使团前往生女真的领地；
亦失哈为海西女真人，被俘后为明朝效劳。１４１１ 年，他率 ２５ 艘船和千余人
驶往位于北满边远地区的奴儿干，在那里几乎没有遇到反抗。他厚赏地方部
落领袖，设立了一个都指挥使司，并说服部落领袖们派一朝贡使团与他一起
返回。此后，亦失哈又三次率领使团去奴儿干，最后一次在 １４３２ 年；明朝廷
设立了一系列的驿站，以便与住在偏远的北方的女真人联系。为女真人设立
了边境集市，少数集团获准在辽东的中国边境境内或邻近之地和在北京之北
定居。定居者到得了礼物和粮食，有些部落领袖还接受了低官阶的武职和官
衔。他们则报之以向明朝廷进贡土产品。①
因此永乐帝能够不诉诸武力而与女真诸部落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在与
几个主要的女真集团建立了良好关系后，他就能集结其武装力量去征讨蒙
古。同时，通过设置防御性的卫和运用纳贡制度，他满足了女真部落领袖的
某些经济的和身份的要求，因为这些部落领袖派遣纳贡使团来到中国，为的
是取得金银、丝绸、粮食和其他用品的礼物，和享有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
就明朝廷而言，它能取得诸如马匹、优质裘皮等商品，还能得到诸如在帝国
内不能搞到的人参等药材。
朝鲜
建于 １３９２ 年的新的李氏王朝的朝鲜国取代了长期衰落的高丽王国，它的
几个国王证明是易于接受新事物和听话的。明朝对朝鲜的政策为几个目的服
务。朝廷谋求破坏朝鲜在女真族中的影响和确保中国边境的安全以对付蒙古
的入侵。朝鲜统治者不但重视对北方的诸部落的防卫，而且珍惜他们与明帝
国的政治和文化的联系，因为他们认为，这类联系会带给统治王室以权威和
正统性。
１４０２ 年 ９ 月，永乐帝派俞士吉（死于 １４３５ 年）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１４００
—１４２２ 年在位）他登基之事。１１ 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１４０３
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这两个要求都被批准，
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使节的交流有时一年两三次。朝鲜人进贡
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 １４２９ 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
１５０ 两黄金和 ７００ 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
——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太子以荣
誉的称号。①
但是，明朝廷常常对朝鲜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些要求在中国史料中只
②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第 83—85
页。关于郭资的报告和分析，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 50 页。
① 见莫里斯？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1406—1517 年》＇435＇，载《中亚评论》，16，3（1972 年），
第 206—222 页；罗塞比：《1368 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 23—31 页。
① 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载《通报》，62，3（1976 年），第 15—31 页。
是一笔带过，但在朝鲜的记载中却有详细的论述。例如，永乐帝经常索取马
和牛以供军用，而朝鲜王便应命在 １４０３ 年送去 １０００ 多匹马，１４０４ 年送去 １
万头牛，１４０７ 年送去 ３０００ 匹马，以及 １４１０ 年送去另外一大批马，以支援对
蒙古的第一次征讨。还有特殊的要求。在 １４０３、１４０６、１４０７ 和 １４１１ 年，永
乐帝派他的高级宦官黄俨前往朝鲜索要铜佛像、佛骨（舍利）和印佛经的纸
张。①最为声名狼藉的要求是要朝鲜的美女，以充实皇帝的后宫。１４０８ 年，
黄俨被派去为后宫选处女，朝鲜王勉勉强强地照办了。送往北京的 ３００ 名处
女当中有五个人中选，其中的一个即权美人（死于 １４１０ 年）。她成了永乐帝
所宠爱的妃子，她的家属得到丰厚的礼物和很高的荣誉。１４０９ 年再次向朝鲜
索要处女。朝鲜人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忍受一定的耻辱去满足这些持续的
要求；但是朝鲜王为了他认为的迫切的政治原因，不得不答应明朝皇帝的要
求。①
日本
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在 １３８０ 年已经中断，因为洪武帝怀疑日本人与他的失
宠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结，企图篡夺皇位。关系在 １３９９ 年首先被足利将军三世
义满（１３５８—１４０８ 年）恢复，他刚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权威。这位挥霍的将
军对中国文化的爱慕是由他周围的禅宗僧人培养起来的，他急于恢复与中国
的外交关系，这部分地是为了从有厚利可图的对华贸易中获益。１３９９ 年，他
派一个使团带了一封颂扬的信件和贡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团受到良好的接
待。义满的第二个使团在 １４０３ 年晚期抵达南京，在随带的信中，将军自称“臣
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和有争议的事件。这是来朝新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