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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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支援 １３６４ 年和 １３６５ 年江淮之间的战斗，其结果是 １３６６ 年 ５ 月收复了红
巾军的旧首都安丰。这样就使得朱元璋能够衣锦还乡，与剩下的远亲和故旧
邻居欢饮，并祭扫他家的祖墓。此后不久，又发动了铲除下游张士诚国家的
最后战役，随着将来如何治理全国的问题日益摆在面前，江淮的行省政府便
被放弃了。
１３５８ 年当朱元璋跟随前进的部队到达浙江北部时，朱元璋发现了著名的
儒生朱升，并通过正式手续征询他的意见。这位老学者因看到朱元璋胸有大
志，便给了他三句精练的劝告：“〔在南京周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①朱元璋看来是遵循了这些劝告的。他有条不紊地花了整整十年巩固他的根据
地地区，积累了确保最后胜利的手段，而且在改元称新王朝方面不慌不忙。
大约在 １３６６—１３６７ 年之际阴历年的年终（实际上是 １３６７ 年 １ 月），如上所
述，朱元璋的一位信得过的军事助手被派护送韩林儿到南京，在渡江时遇险，
舟覆而小明王溺死身亡。历史学家们多数假定这个事件是预谋的；它的后果
对朱元璋来说实乃天赐良机。
由于久已奄奄一息的宋王朝不复碍手碍脚，又由于各为其主的忠诚问题
已经解决，朱元璋现在可以宣布他自己的、新年始于 １ 月 ３１ 日的吴的历法了。
但是奇怪的是，他仍没有宣布建立新皇朝，而一直等到围困了张士诚的最后
堡垒苏州并于 １３６７ 年 １０ 月 １ 月把它攻破，然后宣布北伐抗元时才这样做。
① 关于达迪斯对这些问题和朱元璋其他治国论的讨论，见他的《儒学和专制主义》＇133＇，特别是第 196 页
以下。
① 《明史》＇41＇，第 3929 页。
在 １３６６ 年之前他没有着手按照一个皇都的面貌改建南京城，而且只是在 １３６７
年才宣布进行科举考试以起用官员和建立翰林院以使他内廷中的学者－顾问
们的作用正规化。在首都，他在新皇城大门前的适当处所建设了太庙。为了
表现帝王姿态，他还实行了以天象吉因为依据的大赦，还建造了国家的圜丘
和方丘。由一个学者专家委员会所编订的第一部法典于 １３６７ 年 １２ 月颁行，
第二部新的历法——这一次叫大明历——也在 １３６８ 年 １ 月 ２０ 日开始的年关
时节公布。１ 月 １２ 日，经过三次礼仪上的谦让之后，他宣布已接受群臣的请
求即位为新的明王朝皇帝。所有这些都是经过周密的准备而一步一步推行
的，在推行中又充分考虑了传统的方式，使之合乎历史悠久的法统标准。
这位杰出的开国之君在 １４ 世纪 ４０ 年代，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
村，一跃而在 １３６８ 年在南京登上大宝，他走的这条道路由于他自己的雄心壮
志和力求飞黄腾达的意识，已被有力地强行改造，而使之具有符合那些传统
形式的合理的外貌。他精通怎样取得帝王统治之术。作为此后的皇帝，他将
使这种帝王之术适应他为之着了迷的帝王大业的需要。明王朝往后 ２７０ 年的
统治的政治特点将详见下面各章，我们可以见到它们主要渊源于这位奇异而
强有力的人物的个人性格特征。
第 ２ 章 明代的军事起源
引言
明王朝的建立是 １４ 世纪 ５０ 年代反元农民叛乱的结果。叛乱本身是汉人
长期不满蒙古人统治这一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这种不满在精英阶层方面表
现为拒绝给政府服务，在人民群众方面表现为搞秘密的教派活动。叛乱的触
发之机则是元政府没有能应付好 １４ 世纪 ４０ 年代范围广泛的大饥荒。当这些
问题发生的时候，令人不解的是元朝统治精英阶层却已经大大地适应了土著
汉人的政治传统。
叛乱迎来了一个政治动荡不定的时期，其最终结果可能使中国分裂，而
不是重新统一起来。叛乱在最初阶段只摧毁了元王朝的基础，而不能建立一
个稳定的后继政权。那些临时纠集起来的民兵在摧毁了华北平原和长江中游
原来叛乱运动的主力之后又荡平了主要的残余势力，但它们大部分在 １３５３
年以后变成了地区性军人政权的核心。朱元璋这位未来的明王朝开国者，在
１３６３ 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利用他取得的胜利，征服了长江中、下游并逐
步加强了他的控制，在 １３６７ 年夺取苏州之后便完成了这个过程。后来，明军
迅速地征服了中国本部的其他部分。四川于 １３７１ 年归顺。１３７２ 年明军大败
于蒙古人之手，从而标志着明军向长城以北迅速扩张的局面被遏制下来。１３８２
年之征服西南标志着明朝加强军事活动的结束。
妥懽贴睦尔时代的叛乱
我们在第 １ 章已经叙述了中央集权的元政府的垮台及随之而来的中国社
会的军事化；叙述了地域化政治权力的分裂割据形势；还叙述了广泛出现的
叛乱运动。在局势迅速变化的情况下，元政府试图恢复它的权力和在全中国
的社会中恢复秩序，因而使得它的政策特别具有军事性质，并且其政策取决
于在大都（即今北京所在地）的政府中占支配地位的人物。
自 １３４０ 年起，掌握元朝中央政府的丞相是蒙古族的蔑尔吉■氏的脱脱；
他之能掌权是得力于元帝妥懽贴睦尔（１３３３—１３７０ 年在位）支持发动的一次
政变。从文化上说，脱脱在儒家关于国家的概念同传统的蒙古价值的斗争中
是支持儒家观念的。在那个时期儒家治国论的背景下，脱脱主张，国家应该
雷厉风行地“利民富国”。作为丞相，他很想实现修复和延长大运河的计划，
以期确保京师大都能得到长江三角洲剩余粮食的供应，其运输方式或者是从
大运河运来，或者是从海路运来。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没有搞成功，并且随
后又发生社会混乱和天灾，这就使得脱脱政权遭到那些对这个计划持另一种
儒家反对观点的人的激烈批评。面对着这种反对意见，脱脱于 １３４４ 年 ６ 月挂
冠了。
１３４４ 年夏黄河开始改道：它冲决了山东西部和西北地区的堤防，最后在
半岛的北部出现了一条入海的新河道。从前，黄河是与淮河汇合的。１３４４ 年
改道之后，旱灾在河南北部、安徽北部和江苏的淮河流域不断肆虐，而在受
灾地区的北边又大水成灾，使大运河不能通航。
旱灾肆虐的地区就是人民反抗元朝统治的中心地带。这个地区在 １２ 世纪
２０ 年代曾被金兵蹂躏。一个世纪以后它经历了蒙古大军的征服，因此这里从
１３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期间当忽必烈汗最后完成征服中国时所采用的较温
和的统治方式中得到的好处不多。在 １３ 世纪 ６０ 年代忽必烈镇压李璮叛乱的
时候，这里又受到了惨酷的兵祸。当汉人文化精英愤愤不平而吏胥和士兵又
与蒙古人沆瀣一气的时候，农民群众要表示他们对蒙古统治的不满就只有用
传统的当盗匪和搞秘密社会活动的方式了，这就是按异端宗教教义组织起
来，而这时这种教义里面又掺杂了兴复宋朝的颠覆性的内容。
１３４４ 年脱脱的辞职是群众对于他的建设大运河计划的反抗所促成的，但
是，其后的别儿怯不花所控制的保守政权却对于往后年代中的水旱之灾和饥
馑并无肆应之方。在 １３４８ 年，一个更直接的危机吸引了朝廷的注意。由于大
运河已被弃置和不能使用，京师所仰赖的长江三角洲的粮食是靠海路运来。
１３２９ 年的粮食运量曾达到 ３３０ 万担，１３４２ 年则下降到 ２６０ 万担，后来的几年
甚至更少。蒙古人的水军战斗总是依靠被征服的和结成联盟的各族人民。１３４８
年方国珍在浙江起事（见第 １ 章）。方国珍用他的海盗船队阻截大部分漕运，
打败了所有政府对他的讨伐队。别儿怯不花政府试图给他以影响，允许他名
义上“投降”，给他以官衔，但方国珍仍然保留着对他的舰队、对他在舟山
群岛上近海基地的控制以及阻截漕运的主动权。
对别儿怯不花的领导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批判以后，脱脱于 １３４９ 年 ８
月又掌了权，这一次又得到了皇帝妥懽贴睦尔的积极支持。政府对待方国珍
的态度暂时还没有改变，虽然脱脱是利用这个问题把别儿怯不花弄下台去
的。可是，脱脱的基本政策是绕过方国珍问题而重新恢复和完成大运河的改
建计划。时局现在不很顺当，因为淮河地区从 １３４４ 年起就灾祸频仍，但是显
然必须有所作为；而且甚至保守的反对派现在也赞成重建大运河了。
在 １３５１ 年 ４ 月，脱脱最后认为自己够强大了，能够宣布他自己的更全面
的计划来完成这个任务。自此以后直到 １２ 月，从淮河地区征调了 ２ 万名军队
和 １５ 万名平民来筑堤和挖泥，工程的指导者是杰出的水利专家贾鲁。这一次
他们的努力成功了：黄河新道被固定在山东半岛之北，充满淤泥的大运河段
或者加以疏浚，或者绕道而过。批评脱脱的保守派人士指出，如果这么多农
民集中起来施工，怕有出现民众叛乱之虞，特别在一个以反王朝骚乱的中心
著称的地区更是如此。他们果然不幸而言中。叛乱军队趁机在淮河流域煽动
起了大批附和的群众。他们以红巾为号，因而称为红巾军，或者也称香军，
这名称是从他们的有佛教渊源的民间宗教礼仪中得来的。
在最初，元王朝的正规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它们的带兵官也被红
巾军的规模和凶猛所震惊。即令是这样，如果他们能够保住州城，他们还是
可能对付得了这场叛乱的。在这里，元朝一贯的政策是让城墙倾圮，对那些
原来被攻破了的城墙缺口也不再修复，这就使他们吃尽了苦头。一时间叛军
所向无敌，攻取了一个又一个城池。１３５２ 年，湖广地区的南方天完红巾军向
西进军，攻取了武昌、汉阳及其上游的其他城市；另一支部队攻占了从九江
开始的江西中部的大部分地方，只把省城龙兴（南昌）留在元军手里。刘福
通的军队横行于河南南部。彭大和赵均用起事于江苏北部的沛，并夺取了徐
州，从而截断了大运河的航路。到了 １３５２ 年末，原来受白莲教地下活动影响
的地区也有了叛乱，并且使中央政府失去了控制。虽然白莲教运动没有能够
把它的暂时胜利转变为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使之与元王朝分庭抗礼，但到最
后，那些以重新设防的州城为基础而再建的地方上的控制并没有使元朝受
益，它们反而为形形色色地区性政权提供了基础——这些地区性政权要么誓
死与元朝为敌，要么只是对元朝名义上表示忠顺。
除了白莲教的叛乱本身以外，在 １４ 世纪 ５０ 年代之初，另外有两种军事
化形式在华南的骚乱中出现。一是与白莲教本无瓜葛的地方上的不满分子借
此时机搞叛乱；一是地方上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包括汉族文人精英在内—
—举办民兵组织来保卫家乡，反抗叛乱。实际上，这第二种军事化形式有发
展成为主要的叛乱活动的倾向，因此它更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