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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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他们虽然不是积极的东林党人，但他们同情东林党，并在此后几年的
许多次争论中援助过他们。当邹元标于 １６２１ 年年中来到京师，并和一些同他
意气相投的人如高攀龙（１５６２—１６２６ 年）、赵南星（１５５０—１６２８ 年）、刘宗
周（１５７８—１６４５ 年）相结合时，东林党的影响就更大了。刘宗周几乎立即就
使人感到他的存在。他到礼部任新职不久，就上疏指出，魏忠贤可能成为第
二个赵高，赵高是秦朝声名狼藉的太监，被认为应对秦二世的死和秦朝的崩
溃负责。魏忠贤虽然气得暴跳如雷，但还没有力量奈何刘宗周。①
这样，在 １７ 世纪 ２０ 年代初期，组织松散的东林集团成了朝中占优势的
一派。不过他们的势力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并经常受到重大的政治挫折。１６２２
年初，两个东林的同盟者周嘉谟（１５４６—１６２９ 年）和刘一燝，在一再受到据
说是听命于魏忠贤的官员的指责后，各自辞去了吏部尚书和首辅的官职。②
那个夏天，另一个东林的重要支持者礼部尚书孙慎行（１５６５—１６３６ 年），在
同东林的宿敌、太监以至皇室成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争论后，离开了政府。①
对东林运动最严重的打击发生在 １６２２ 年秋。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北京建立的一
个促进哲学讨论的书院引起了争论，他们两人在争论中辞职。由于大多数参
与这些哲学讨论的人与东林有牢固联系，东林的反对者就指责这个书院的建
立是为了党派性的目的。
当皇帝下令关闭书院后，邹元标和冯从吾被迫提出辞职。邹的离去严重
地影响到政府的稳定。他自复官以后，是东林领袖中最温和的，作为左都御
史，他曾努力统一政见，并帮助政府集中注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他离去后，
双方的极端分子都上升到突出地位，带来的后果对几乎所有有关的人都是灾
难性的。
东北边疆的事态发展，１６２０—１６２６ 年
③ 《明史纪事本末》＇293＇，3，第 237—250 页，和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 302—303 页。
① 关于这个运动，见贺凯：《晚明时期的东林运动》＇270＇，载《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费正清编（芝加哥，
1957 年），第 132—162 页；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和哲学旨趣》＇13＇，载《华裔学志》，
14（1949—1955 年），第 1—163 页；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意志自由的代价：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
子》＇526＇，载《代达罗斯》，101（1972 年春季），第 35—70 页；彼得森：《匏瓜》＇425＇，第 8—10、72—74
页和本书前一章，《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邹、冯两人列传，见《明史》＇41＇，
243，第 6301—6306、6315—6316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458—459、1312—1314 页。
① 贺凯：《东林运动》＇270＇，第 132 页。
② 见第 9 章，《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08—211 页。
文官控制军事是晚明中国的一个已经确立的原则，而万历和天启朝的党
争不可避免地涉及军务。在天启朝，这类事件中最著名的，涉及杰出的军事
战略家熊廷弼（约 １５９８—１６２５ 年）。②在满洲人于 １６１９ 年 ４ 月击败一支中国
和朝鲜的联合远征军之后，③熊曾被任命为辽东经略（明朝军队在东北地区的
最高指挥官）。他在担任经略的第二年，逐渐改善了防务，恢复了军队的士
气。然而，他的谨慎却被朝廷中的一些人视为怯懦，他的直率和傲慢又使他
在长期和充满争论的官场生活中到处树敌。１６２０ 年 １０ 月，他被撤去经略的
官职，由他的一个部属袁应泰（约 １５９５—１６２１ 年）代替。④
袁是一个杰出的文职人员，但缺少军事经验。他的致命错误是决定用蒙
古部族成员补充辽东的中国军队，这些蒙古人是为了躲避饥荒和满洲人的进
攻而逃到明朝边疆的。１６２１ 年春，这些蒙古人中有一部分在紧要关头叛逃。
由于他们的帮助，满洲军队在 １６２１ 年 ５ 月 ４ 日占领了战略城市沈阳，几天以
后又陷总部所在地辽阳。袁和几个官员宁愿自杀而不肯投降；他的其余的同
事均战死。夺取辽阳后，满洲军队就控制了辽河以东的全部属于明朝的领土。
虽然新近的研究指出，在 １７ 世纪 ２０ 年代初，满洲军队要比他们那时看
起来弱小得多，⑤但中国军队的拙劣表现使朝廷陷入一种近乎惊慌的状态。
１６２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北京宣布戒严，援军被仓促派往前线。皇帝周围的人纷
纷献策，特别是建议起用熊廷弼。皇帝不顾激烈的反对（其中许多来自反东
林方面），同意了这个建议，熊于 ７ 月 ２４ 日再次成为辽东经略。不过，这时
他的总部设在山海关，这个战略要道在长城的东端终点，距京师仅有 １７５ 英
里。许多在上次参与促成熊的免职的官员被降级、调离，或者，像一个坚决
反对东林的人那样，被削去了官僚的身份。
不幸的是，熊廷弼与该地区的新巡抚王化贞（１６１３ 年进士，１６３２ 年去世）
不能很好合作，王驻在山海关和辽河之间的广宁。①这两人在战略上不一致：
熊廷弼想采取一种谨慎的防御性战略；王化贞坚持要反攻。当王的一员将领
毛文龙（１５７６—１６２９ 年）②９ 月初在满洲人的后方进行一次大胆的袭击，占领
了鸭绿江上的一座城镇时，王大为高兴，他使朝中的许多人相信，现在是进
攻的时候了。熊廷弼坚决不同意，认为这种出击不会有任何益处。照他的说
法，这些独立的、互不协调的行动有损他的威信。但是，朝廷极想从前线得
到好消息，就不顾中国古典军事理论的告诫，而干涉战场上的指挥官。毛文
龙得到提升，王化贞由于新任兵部尚书张鹤鸣（１５５１—１６３５ 年）的支持，①
② 关于此案，见《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 43—50 页。
③ 杨和左的传记，见《明史》＇41＇，244，第 6319—6333 页；《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892—893 页；《明
人传记辞典》＇191＇，第 1305—1308 页。
④ 传记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190 页。
⑤ 传记见《明史》＇41＇，240，第 6238—6242 页。
① 谈迁编：《国榷》＇498＇（约 1653 年；北京，1958 年重印），5，第 5177 页。关于武后，见崔瑞德：《剑
桥中国隋唐史，589—906 年》（即《剑桥中国史》＇剑桥，1979 年＇，第 3 卷），第 244—321 页及各处。
②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279＇（1815 年；台北 1971—1972 年重印），5，第 3874 页；李雅各：《英译
七经》＇309＇（1870 年，香港 1960 年重印；第 2 版，台北，1969 年），第 124—125 页。
① 在写这一节时，我从贺凯的《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 年）得益不少，书中有对天启
朝政事的详尽叙述以及对某些机构的调整和明朝政府所独有的紧张状态的出色分析。
继续向辽河对岸出击，向满洲人挑战。
正如熊廷弼所担心的，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注意。１６２１ 年 １２ 月，他的
侄儿阿敏率领的一支军队，从朝鲜西北部驱赶毛文龙，迫使他逃到靠近鸭绿
江的一个小岛上。几个月后，王化贞在广宁遭到惨败，向山海关逃去。熊廷
弼没有兵力反攻，把剩下的军队撤进山海关，封锁敌人直接进攻北京的通路。
敌人没有直接进攻北京，但熊和王由于他们的“失败”被逮捕，并判了死刑。
不顾朝中的许多抗议，其中一些是京师的东林分子组织的，三年后，在一些
同魏忠贤有勾结的官员的支持下，熊廷弼被处死。王化贞直到 １６３２ 年，在
魏忠贤死后很久，才被处死。
对气馁和混乱的中国军队来说，幸运的是，满洲人不能利用他们在广宁
取得的重大胜利。努尔哈赤从 １６１８ 至 １６２１ 年迅速而轻易地征服了辽东的许
多地方，没有时间对这些地方进行巩固；他对辽河以西的领土就更少控制。
虽然满洲人在 １６２３ 至 １６２４ 年企图实行进攻政策，但后勤问题、食物短缺和
后方的人民起义，迫使他们暂时停止进攻。②这给了明朝军队一个喘息机会，
并利用了它。
经过几个月的混乱之后，孙承宗（１５６３—１６３８ 年）①被任命为蓟辽经略，
驻山海关。他立即开始改善该地的防务，在以后几年中，他和他的有才能的
部属袁崇焕（１５８４—１６３０ 年）①夺回了一些王化贞丧失的领土。甚至当孙承
宗由于同魏忠贤的长期争吵而于 １６２５ 年 １１ 月辞职后，袁崇焕仍能在山海关
以北 １２０ 英里的战略重镇宁远打退满洲人一次大的袭击。努尔哈赤在这次交
战中受伤，并于 １６２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死于他的新京沈阳。他的死虽然并未解除
东北边境的危险，但中国在那里的处境在 １６２６ 年下半年不像 １６２２ 年 ３ 月那
么严峻，当时王化贞在广宁正被击溃，熊廷弼竭力想阻挡满洲人的前进。
帝国其他地方的军事问题
在 １７ 世纪 ２０ 年代初，满洲人不是明朝唯一的威胁。在遥远的西南省份
贵州和云南，苗族和其他民族经常闹事，１６２１ 年秋，四川的一个罗罗族首领
趁政府关注辽东之机，发动一次大的叛乱。包括重庆在内的许多城市被占领，
省城成都被围 １０２ 天。②正当朝廷发兵前去平定时，四川、贵州、云南一些地
方的土司起来反对政府。政府面对双重威胁。它拿不出人力物力在西南进行
持续的战争；同时又丧失了这些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由于四川从宋朝起就
是一个主要的粮食出口省份，③而贵州和云南有许多全国最富的银矿，①那里
② 魏忠贤传见《明史》＇41＇，305，第 7816—7825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846—847 页。又见乌
尔里克？汉斯…理查德？马米特希：《魏忠贤：对晚明太监与党争的重新评价》＇368＇（安阿伯，1968 年）。
① 《明史》＇41＇，305，第 7816 页。
① 乔治？H。邓恩（耶稣会）引用迪亚戈？德？潘托加的话，见《巨人的一代：明末几十年中在华耶稣会士
的故事》＇148＇（印度，诺特丹，1962 年），第 86 页。潘托加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词典》＇191＇，第 1116—1117
页。又见贺凯：《明朝时的传统中国（1368—1644 年）》＇269＇（图森，1961 年），第 12、80 页，注＇9＇、
＇10＇。
② 陈子龙：《安雅堂稿》＇56＇（崇祯＇1628—1644 年＇；台北，1977 年重印），3，第 968—971 页。
③ 《明通鉴》＇210＇，4，第 2975 页，和《明史》＇41＇，246，第 6380 页。
① 贺凯：《监察制度》＇262＇，第 185—186 页；方从哲传见《明史》＇41＇，218，第 5759—5766 页。
的麻烦在经济上的影响是严重的。
１６２１ 年 １１ 月开始的成都之围以后半年，东南沿海出现一个新的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