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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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俄罗斯企业的经营情况所做的调查表明，有散户持股的、没有完全私有化的企业的经营情况要比纯国有企业好。　不过，这种来自为数不多的企业、且周期过短的调查结果可能会误导人们。总统经济顾问安·伊拉里奥诺夫在一次接受记者提问时宣称：“根据定义，在任何市场、任何时候，国家的经济活动从来就不会是最合理的。在帕累内托的经济学中，只有私营部门的经营活动效果才是最佳的。”　
　　我认为，这些伪科学的论断既与西方、俄罗斯的实际不相吻合，也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有很大的差别。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形式都有自己的优缺点。那么，为什么我们非要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中去遵循那些连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都搞不清楚的复杂的优选法数学理论呢？——要知道，它还是早在19、20世纪之交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内托创立的。顺便说一句，这些理论曾经遭到过包括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并引起一番争论。事实上，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财产拥有者的观点并非公理，而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教条。这就像蒲鲁东的那个“财产就是盗窃”、私有制恰恰是人类最大恶习根源的观点一样。　
　　不应当全盘否定私有制，但也不应当过高评价其作为经济学中原则和刺激因素的意义。在很多情况下，集体所有制可能更有效率，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当一些企业由外国所有者经营时就变得更有效率（今天，外国资本几乎完全控制了俄罗斯的烟草工业以及大部分啤酒厂和糖果厂）。　
　　俄罗斯媒体中曾经公开不少资料，其中显示一些大的企业被私人所有者收购后，效益得到了提高。　
　　众所周知，所有俄罗斯快速发展的石油公司今天都属于私营部门。圣彼得堡的“北方造船厂”和“北方钢铁厂”在私人控股以后，企业规模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与此相似的还有“蜂窝移动通讯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但是，私营生产的辩护士在这里经常混淆因果关系，因为私营资本恰恰会经常投向那些它认为会快速和收益巨大的部门。近些年来，俄罗斯的石油部门发展很快，但是，不是因为它们进行了私有化，而正好相反：私营部门进入石油领域恰恰是由于看到了可以在最小投入的情况下取得巨大的和快速的收益。而在俄罗斯，有谁能够把工厂的平均收益水平提高到像石油部门和烟草行业那样大呢？　
　　在另一些俄罗斯报刊中，也曾经公布了不少材料，其中显示大多数情况下一些大型企业在转为私人所有后，其经济指标不升反降。私有化的消极后果也反应在一些从国家转到私人之手的大型企业中。在这里我不得不谈谈“吉尔”的命运。这家大型企业在私有化之后，产生了巨额亏损，促使莫斯科市政府下决心购买这家工厂，作为其市有资产的一部分。只有对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大多数企业进行长期的研究之后，才能做出严肃的结论。不过，总结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资料后，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在1995～2000年中转到市场方向上来但同时又保留了国家调控因素的企业以及那些国家调控成分占主导、同时也存在市场关系成分的企业效益最佳。在这些企业中，刺激因素和个人主动性不仅体现在公司的经理阶层，而且还有工程设计人员和车间领导者以及部分普通工人。无论如何，现在没有人去干无利可图的事情。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经营较好的圣彼得堡著名的“基洛夫工厂”，可能是最好的事例之一。在苏联时期，它的生产规模拓展了十几倍，而在今天完成了实质性的重组后，这家工厂的生产更加快速而有效地增长，建立了整个子公司体系，并与明斯克汽车厂以及其他一些外国企业展开合作。和许多其他大型企业一样，“基洛夫工厂”曾在几年时间里没有任何盈利，甚至还有亏损，而这是不可能被私人公司所忍受的。但在今天，这里的工资水平、工人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圣彼得堡其他工厂的工人相比，有了实质性提高。　
　　在经过了几年下滑之后，著名的“俄罗斯农业机械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俄罗斯大型农业机械制造的公司开始复苏。国内的飞机制造企业生产情况好转。那个时候，俄罗斯的纺织、鞋类制造工业的危机还没有克服，主要原因是遭到了来自亚洲和西欧进口商品的强烈冲击。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5）　　　
　　不能不说到一点，将自由和私有财产以及个人主动性奉为神灵的基金改革派并没有真正去关心俄罗斯国家新型企业所需要的帮助，也没有去关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和合理的税收政策。　
　　中小企业主事实上处于一种缺乏保护的状态，而这不仅仅体现在市场的自发行为面前。在许多情况下，取代国家对经济实施干预的并非“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而完全是犯罪集团和腐败官员那只可以触摸得到的手。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影响力不仅渗透到小商小贩那里，而且还扩展到整个工业和贸易、银行和交通体系，甚至是整个俄罗斯联邦的各地区。为免于犯罪集团的渗透，许多运营良好的私营和股份企业不得不建立起一个由前苏联克格勃和内务部的退役将军和军官领导的强大保安机构。如果企业不能建立这种安全体系，那么它就不得不向官员和黑社会团伙支付经常性的、繁重的、并且有损尊严的保护费。这同样让我们的外国合作伙伴感到不安。　
　　一家美国非常有影响的商业报纸写道：“观察俄罗斯沉重的经济状况时，不能不看到那些令俄罗斯社会感到窒息的犯罪和腐败现象。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是在掠夺苏联资产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私有化的进程则完全被腐败弄得扭曲了。这种状况继续被许多西方战略学家所忽视。对于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来说，犯罪和腐败是最主要的障碍。没有对股票持有人的权利和合同实施的有效保障，不解决关税、纳税和办理许可证等问题，外国投资根本不可能进入俄罗斯。西方国家必须明白，俄罗斯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走上改革的道路。她正在走的是一条通往经济崩溃、犯罪集团掌控国家行政权力的道路。人们很难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　
　　只有在执政者清楚地理解了自己对国家、民族以及国内企业所承担的责任的时候，才有可能解决这些和其他许多问题。　
　　一批新的经济学家走进了白宫和老广场的办公室，其中有一些人还是自由主义者，甚至是极端自由主义者。《专家》杂志认为，恰恰是这批经济学家特别推崇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的公式——即“政府所占比例越少、越廉价（预算用语），那么国家就越富有，经济越自由”。　不过，诸如此类的公式完全是庸俗的教条，尊其行事会很危险。　
　　在米·卡西亚诺夫政府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政府计划将那些没有效益的、国家并非一定要参与的财政预算资金分配控制到最低程度。在最近5年里，政府开支从200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降到了32％～35％。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预计还可下降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　这段引语的第一句话并不会让人们感到怀疑，不过，有一点是错误的，那就是将政府预算开支的规模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作为需要完成的目标。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气候寒冷的国家来说，占国内生产总值36％的政府预算开支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除了国家和政府，有哪一个人能够承担起像铺设贝阿铁路这一规模宏大的工程并开发铁路沿线的整个地区？众所周知，投入到此类项目上的资金只能在许多年之后才能返还给投资者，但是，目前俄罗斯还没有一个能够进行这种投资的私人资本家。在外贸领域，俄罗斯不能推行安·伊拉里奥诺夫所建议的自由主义政策。他的反对者认为，推行这种自由主义政策就意味着拒绝保护国内市场。因此，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俄罗斯应当学习美国的做法，而不是日本那种非常严格地控制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做法。安·伊拉里奥诺夫有很多反对者，其中不仅包括左翼政党，而且还有右翼政党的经济学家。这些反对者的论据比伊拉里奥诺夫的论据更让人感到有说服力。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基础不应当是论据，而是实际经验。　
　　只有在认真研究事物的实际状况，而不是研究市场的抽象推理之后，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事实上，俄罗斯经济向市场关系过渡才刚刚起步。我确信，它任何时候都不会像美国和西欧国家那样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遵循的只能是具有健康理念的意见，而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的教条。在俄罗斯，尚没有很多市场经济的重要机构和经验，而这不是靠政府或是总统的决定就能建立起来的，它需要几十年工作经验的积累。目前俄罗斯还不存在真正的资本市场，也没有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大部分能经营的土地还没有进入市场关系范畴。　
　　这个名单可以再列上几页。因此，只有在深化、拓展和巩固国家调节作用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中健康的市场关系才可能得到深化、拓展和巩固。　
　　支持现实经济　
　　经济分为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我归入现实经济的，不仅是那些为人民提供有益商品与服务的部门，在更广的意义上，现实经济是考虑当代世界中现实事物的经济。　
　　在90年代，俄罗斯迅速建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尝试走入了死胡同，而这一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忽视了20世纪末俄罗斯社会的许多现实因素与基础。在理智上可以控制的现实经济中，国家与私人经济的活动不应该使国家的财富减少，而应当使其增加；应当是积累，而不是消耗社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但在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时，找到并实施某些最佳的办法是非常困难的。在经济部门中，不仅有很多虚拟的，还有很多是寄生的，比如毒品的生产和销售。但我们不能仅仅靠惩罚手段来解决毒品交易的问题。在亚洲、拉丁美洲和巴尔干的一些广大地区，当地居民正是靠毒品生产谋生，虽然这些贫困国家的毒品生意毁掉了发达富裕国家的几千万人。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6）　　　
　　烟草与酒精工业的危害要小一些，但同样复杂。直接禁止这些工业生产，不仅对经济不利，也会损害人民的健康，因为这会导致黑加工窝点扩大、走私猖獗、假货泛滥。现在的世界也不可能杜绝生产武器，尽管无休止地生产与扩散武器，不仅可以让生产大批现代武器的国家破产，也让购买这些武器的国家破产。60年代在贝加尔湖畔建成的纸浆制造厂生产使国家受益的产品，但这种生产总代价太大了。　
　　对于英国来说，不列颠银行体系是已经使国家受益了两个多世纪的现实经济，但是在新的俄罗斯迅速产生出来的商业银行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虚拟、甚至寄生经济的例子。到1998年为止，俄罗斯“年轻”的基金市场对现实经济不是有利，而是有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无论从效率还是从人道主义的（甚至可以不提巨大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经济）角度上，20世纪30～80年代的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