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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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完强力部门新的人事任命以后，普京谈到了“非军人化”的必要性，他要求鲍·格雷兹洛夫、谢·伊万诺夫、米·弗拉德科夫等人从接受新任命那一刻起就是“文官身份”。但在政治观察家中，几乎没有人严肃对待这一事件的解释。所有分析家和报刊杂志指出的基本观点都是，普京大选获胜一年后必须从根本上加强自己的班子，将自己人安排到关键职位上。
普京从政治的角度谈到了新的人事任命。在2001年11月前，谢·伊万诺夫拥有中将军衔，他在对外情报系统工作了18年，而不是在军队服役。鲍·格雷兹洛夫曾经是一位电器工程师，在列宁格勒军工企业的不同职位上工作过；他与警察和检察机关都沾不上边，但是，他大概不只与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行政部门，而且还和克格勃、联邦安全局机构有良好的关系。作为一位公众政治家，格雷兹洛夫无论是在国家杜马中，还是作为“统一党”的领导人之一都举足轻重，一旦成为内务部长，他完全可能给普京的班子带来更多的好处。
普京依赖鲍里斯·叶利钦前圈子里的人这一事实不仅有目共睹，而且也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普京在 1999年8月和12月没有做出一定的承诺，那么他既不能成为总理，也不可能当上俄罗斯联邦代理总统。他能够走上这两个职位，完全靠的是克里姆林宫“政治局”。而正是这些保证，促使政权最大限度地从一个领导人向另一个领导人手中平稳过渡。早在1999年秋天，大多数政治观察家和专家让我们相信，在任何条件下，叶利钦都不会自己主动辞职，甚至在总统任期届满以后还是如此。在2001年初所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当问道“2000年哪一事件让您最为满意？”（可以列出三个事件）时，54。6％的受访者称，叶利钦辞去俄联邦总统职务；29。6％的人认为是几次提高退休金；而只有25。1％的受访者认为是普京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最让他们感到满足。
应当指出，大家都想到可能出现复杂、无序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在俄罗斯权力交接的历史上司空见惯。但是到2001年春天的时候，新总统对来自叶利钦圈子高级官员的依赖已经减弱。完全可以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普京开始改组强力部门的原因。
即使是特别留心也很难发现，普京这时已经开始与几名最重要的官员拉开了距离，而这几个人完全有理由被认为是“家族”安插的亲信。弗拉基米尔·普京邀请所有人出席会议，其中包括新任命的和被解除职务的官员。总统对谢尔盖耶夫和鲁沙伊洛表达了特别的感谢，宣布他们新职务的实际影响力更为重要，而且是崇高的荣誉。
2001年联邦会议上的总统国情咨文
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国外观察家都期待着弗拉基米尔·普京第二年所发表的国情咨文。这里有许多期望、预言，甚至是警告。尼古拉·茹拉夫廖夫在《文艺报》上写道：“船已起锚，再有几天总统就要发表国情咨文了。所有的人都在观望普京转向到哪里或者根本就不转向。总统现在处于自己执政以来最具有决定性的时刻。一年前人们给予他的‘信任贷款’并非没有期限。能否实现转折、怎样转折，将取决于这一‘贷款’是延期还是按期偿还，而这一‘贷款’的‘利率’甚至比巴黎俱乐部的还要苛刻。”
4月3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姆拉莫尔大厅宣读了自己的国情咨文。他的讲话没有超过一个小时。人们专心致志地倾听。普京讲得很心平气和，实际上他也没有华丽的辞藻。（西方通讯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穿着黑色西服，以公司经理的风格发表讲话，向股东们公布公司的财政决算情况和前景。在他的讲话中没有未完成的计划，也没有重要的声明。虽然普京的讲话在全国主要电视台都进行了直播，但却没有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普京用那冷冰冰的、技术官僚式的语言证明，在克里姆林宫聚集的政治精英面前发表演讲的总统基本上是一位政治官僚。”）
2000年，普京向联邦会议所做的第一次国情咨文的主要题目和战略任务是，在所有领域和各级政权机关中使国家得到巩固。对前次国情咨文的上述方面，普京做了重申，而此次他首先谈到的是经济问题。他没有谈任何军事改革、军工企业的改革，也没有谈政党和意识形态问题。普京几乎没有涉及对外政策，有关俄美关系也只字未提。在俄罗斯，绝大部分人靠公债利息而生活，国家经济落后，已经临近危险的边缘。问题不仅存在于生产型经济领域，而且还体现在其他诸多方面，如预算和税收，私有者权利和私有化后果，国家和实业界的关系，自然垄断企业的改革、土地、劳动法等问题——这就是普京2001年国情咨文的主要题目。
初步总结（10）
他谈到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利和资源分配、行政改革以及缩减官员人数、打击勒索和贿赂、司法改革、国内资本向国外转移等问题。总统指出：“有充分经济成果支撑的国家稳定对于俄罗斯及其人民来说是宝贵的财富。到了该是需要努力工作的时候了，国家的主要问题实在太根深蒂固，这要求人民不要总是攻击和责难，而应当每天付出专业化的劳动。但是，稳定不意味着机构停滞不前，国家应当做出勇敢、深思熟虑的决断。过渡性的手段已经用尽，为了将现在的这种政治稳定转变为经济繁荣，应当继续付出努力，要花费的时间不仅仅只是一年。” 总统保证：“我们不会再有革命，也不会有反革命性的行动。”
总体而言，人们评价普京的国情咨文是一份自由主义的文件，这导致一些人的不满，而另外一些人却热情洋溢地欢呼。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写道：“弗拉基米尔·普京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一份动感十足的文件，它可以被当作一本侦探小说去拜读。在总统咨文中，有自己的阴谋和潜流，对于一些现在的政治家来说非常危险。” 根·久加诺夫宣称：“这是一份冗长的文件，格列夫路线占了优势。它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有缺陷的，并且有害。我担心，俄罗斯将有第二场盖达尔式的革命。” 对于普京国情咨文所确定的思想，政论家季莫费耶夫予以了热情洋溢的赞扬。他指出：“可能这是俄罗斯近百年来自由主义第一次被阐释得如此有声有色，也是在斯托雷平式的语言之后第一次在国家杜马中引起震动。这让一些人感到恐慌，因为私有者的权利没有从法律上得到确认，也没有得到行政机关的有效保护。这可能也是在俄罗斯历史上国家领导人第一次用自由派学者的眼光来审视现代问题，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谈到了不履行合同的风险、各级官员得到的‘地位’年金、在合法的司法制度崩溃的情况下保证公民争论公正解决的‘影子司法’、医疗和高等教育系统内的腐败以及其他类似的现象和问题。这些问题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在国家生活当中，在公共体制的废墟中出现的。”
但是，政论家季莫费耶夫所做的上述热情洋溢的表述招致了俄罗斯“现实者联盟”运动主席妮娜·茹可娃的怒气和谴责。她声称：“国情咨文后，那个令所有俄罗斯人和整个世界焦躁不安的问题，即‘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现在已经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与那些在自己当政时期将伟大国家搞垮的俄罗斯‘亲契卡的’自由民主派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总统向人民保证并暗示他将修正叶利钦的体制，恢复遭践踏的社会和经济公正。现在那张面具被撕下来了。总统自己的话可以证明一切：‘当国家掌握了一切时，我们就有机会了’，‘私有者的权利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它们是钉在一贫如洗的俄罗斯人棺木上的钉子。”
不过，某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也对总统的国情咨文非常不满。他们证实，普京并没有摘下自己的面具，而恰恰相反，他给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面具。俄罗斯总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恣意妄为。因为自由主义政策就意味着国家元首权力的削弱，而俄罗斯的当权者却总是巩固和加强这种权力。与如此不客观的政治观察家们去辩论毫无任何意义，弗拉基米尔·普京与盖达尔那粗糙不堪的自由派理论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普京既没有借用格列夫，也没有借用伊拉里奥诺夫的自由主义理论，他在自己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讲道：“……需要努力整顿存在国家过多干预的领域内的秩序，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过多的干预是现实存在的。”
1996～1999年间，在俄罗斯占有优势地位的寡头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是自由主义的体制，而是一种寄生的结构。寡头们在国家财富、其中包括国有资产和预算资金中攫取利润，这些利润不仅从生产领域，而且还从财富的重新分配中取得，给国家和私有现实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是的，普京现在继续表态支持国家的调节和控制作用——通过清晰明了的法律。但在现代世界中，它还可能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制动器。所以，与根·久加诺夫或者尼·茹可夫不同，普京不赞成回到那种苏联时代的动员式经济，而是支持采取一切可能的刺激因素和推动力量来发展俄罗斯经济，包括如私营利益和市场竞争这样强大的力量。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既不盲目崇拜私营，也不将国家所有推为偶像，而是将自由与国家和法律结合在一起。
早在2000年底，作家和政论家亚历山大·鲁布佐夫就写道：“普京让俄罗斯处于独一无二的状况：在这里，自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是否曾经有这样一种场景，那就是自由和国家法律最终结合在一起，并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根本影响？在新的文明中，自由是一种主要的资源，它可以产生智慧、创造力和信息。它的存在并不是万能的，但它提供了一种机会。如果缺少自由的话，机会就不会存在。没有它也可以建立一种‘国家’，但那是站在悬崖边上的，并且不会有现实的财富和尊严。这种自由是出现在10年可怕的不自由基础之上的。为了争取自由，前面几代人付出了几百万的生命，法律被摧残并且忍受了全部的屈辱。但是这一次我们没有流血就得到了珍贵的自由，幸运地避开了一系列危险的岔道口。普京加快了巩固国家的步伐。问题是：这种结构是为我们更加自由而服务，还是成为个人和团体进行正常政治竞争的工具？”
初步总结（11）
总统的国情咨文以及2001年4月30日通过的一系列措施表明，普京为俄罗斯选择的是第一种发展情形，尽管第二种方案对许多人来说更好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