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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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人员应当具备快速判断以及对所获情报进行鉴定和分析的能力，他在危险情况下可以做出富有成效和恰如其分的反应，而随机应变的能力和意志坚强的品格就更不用刻意强调了。最为重要的是，情报人员不仅应将自己的工作当作需要争取的一份荣誉去对待——因为在其他人眼里，情报机关的所有手段并不都是光明正大的——而且应将自己的工作看作一种责任和义务。与边防人员或反恐怖分队的战士一样，情报员时刻处于战斗条件下，并且还常常充当无名英雄。他们是“一条隐蔽战线上的战士”或者甚至是“独行侠”——当然是特殊意义上。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普京本人曾说，所有军官、特别是情报军官应当具备一种特殊优点，那就是对待各种特权和物质财富要泰然处之，很多情况甚至要超过“规定”中的要求。普京说：“军官——一般而言不是贪图钱财者。”
当然，这里说的是情报机关为培养个性的工作所提供的各种条件和情报机关对个人所提出的要求。远远不是所有在情报机关工作的人都能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同样也远非所有人都达到了这些要求。这里我不想谈那些变节者，因为这种人在情报机关里也屡见不鲜。但正如很久前就认识普京的许多人所透露的那样，无论是作为一名学生，还是精英特工部门的一名军官，普京都表现得非常有才华。在回答有关自己情报生涯的提问时，普京总是简单、干脆：“我在政治情报机关工作”或者“我是人事工作方面的专家”。
那些发生在1989～1990年间，导致德国统一、柏林墙倒塌、整个民主德国安全情报机关崩溃以及对那些为信仰而履行职责的人进行追缉的所有事件，在普京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迹。1989年11月9日和10日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东西柏林居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随意穿越边界，青年人在柏林墙边跳舞，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成千上万人在各边防检查站集会。民主德国政权手足无措，国内的事态呈现非理性发展状态，局势已经完全失控。甚至就连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西部集群部队这时已经处于高度战备状态，而该部队总司令鲍里斯·斯涅特科夫大将向民主德国新总理承诺，苏军将给予民主德国政府以各种形式的援助。但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却命令斯涅特科夫不要干预德国内部事务，让德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戈尔巴乔夫与美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领导人的电话交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这种混沌和暴乱的情形下，没有人想到苏联情报机关派驻在民主德国的各个公开机构。在柏林及其他城市，苏联情报机关的各工作站也没有人去过问，完全听天由命。他们不知道，如果任由这种非理性的紧张形势发展下去，当一些情绪激动的人想摧毁苏联驻德间谍机关该怎么办？不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就连莫斯科也一筹莫展：在这里，也没有人回答苏联驻民主德国情报机关负责人的各种询问。
风格与个性（11）
普京后来说：“当时我有一种感觉，国家已经不再存在了。形势清楚得很，苏联已经病入膏肓。而且这是瘫痪，是致命的、无药可救的绝症。政权瘫痪了。” 谈及此，普京感到十分痛苦并充满遗憾。和苏联解体一样，华沙条约的崩溃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没有发生得如此痛苦和迅速。而《明日报》内一些人民爱国主义者指责弗拉基米尔·普京“为了权力而背叛自己的誓言及几代俄罗斯爱国者所创立的伟大秘密工作” 是毫无根据的。
早在1999年秋和2000年初，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就不止一次地说，他不喜欢“政府首脑有某种奇怪的军国主义倾向”。而商人亚历山大·塔兰采夫的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这反而是普京最大的优势。这位“俄罗斯黄金”公司的总裁这样写道：“依我看，普京的军人背景最为重要。普京是一个士兵、一位军官、一名军人。这是对他的最终鉴定，是他个性中最可预测、最可靠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在俄罗斯公民中赞成塔兰采夫观点的人要远比认同亚夫林斯基论调的人多得多。
普京对自己的情报机关工作经历从未感到过懊悔，但也很少引用亨利·基辛格的“所有优秀的人都起步于情报机构”这句话。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晤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意大利记者向普京提问：“总统先生，我想向您提最后一个问题，可能这完全是关于您个人的。您今天是俄罗斯总统，但您怎样看待您在克格勃的工作经验？您对此是积极评价还是消极评价？它是妨碍您的工作还是对您有所帮助？”弗拉基米尔·普京回答：“这是积极的经验。我主要是在情报机构工作。情报学校毕业以后，实际上马上被分配到了对外情报局，到国外工作。情报机关的工作首先是信息搜集。当然，这一工作可以拓展视野，帮助我形成了良好的与人交往习惯。在苏联对外情报机关中有一种特别的氛围。人们几乎一生都生活、居住在国外。他们能够看到，苏联发生了什么，国外这里有怎样的意识形态模式，它们是如何体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在这里能够看到西方世界的现实情况。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情报机关里被培养出了对祖国、对国家的爱。这是全体情报人员必修的也是最主要的思想政治课程之一，我相信，它对我是积极的，其帮助的成分要比妨碍的成分多得多。要是您对手里握把手枪、沿着下水管道狂奔感兴趣，那就会让您感到失望了，反正我从来没有这么干过。但这是一份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我再重复一遍，从开拓视野这个角度来说，它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教我与信息打交道，从众多信息中筛选出最主要的；让我聚精会神地思考，在解决实际政治问题中如何去利用这些信息。”
2000年，表达希望在各种运动俱乐部、学校的柔道协会和小组中学习锻炼的年轻人数量增加了好几倍。想进对外情报学院——这家俄罗斯惟一一所对外情报教学机构的人数也有显著增长。在80年代初，克格勃少校军官弗拉基米尔·普京就以普拉托夫的化名毕业于该学校。当时这个教学机构还叫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
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每人自己的苏联过去。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俄罗斯联邦来说，弗拉基米尔·普京从苏联时代所汲取的有益东西要比许多俄罗斯当代政治家多得多。但有一些担心也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普京从未掩饰自己对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崇敬之情。1998年被任命为联邦安全局局长后，普京做出决定，恢复在卢比扬卡大楼中的安德罗波夫纪念办公室并将1985年在这里落成的纪念碑放回原位。
当时，几乎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像帕维尔·利特维诺夫及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这样的激进分子也欢迎安德罗波夫执政。他们认为，恰恰是这个原克格勃首脑努力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人，虽然这种局面并没有出现。安德罗波夫不仅开始以严厉措施整顿国内秩序，严肃纪律，致力消除受贿行为，同时也强化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
今天的俄罗斯非常需要秩序和稳定。很有可能，在将秩序、法制与真正的自由主义和理性的民主制度结合在一起方面，普京能够取得成功。
初步总结（1）
普京的总统年
只是从2000年5月7日总统就职宣誓之日起，弗拉基米尔·普京才算开始了自己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正式任期。但是，从2000年12月31日到2001年3月26日，即从鲍里斯·叶利钦将总统权力移交给普京到三个月后他在那场提前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取得令人心服口服的胜利，弗拉基米尔·普京事实上也在履行总统职责。
毫不令人感到惊诧，从2000年12月底起，俄罗斯一些报刊就开始对俄罗斯新领导人的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这些评价常常很不客观。《今日报》的评论员列昂尼德·拉济霍夫斯基曾经写道：“普京上校开始学会了滑雪、驾驶‘苏’式歼击机和潜艇，但却拒绝解决国家重大问题。在周围人谄媚、献殷勤的目光中，他很洋洋得意地扮演着一个小士兵的形象。对于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即别列佐夫斯基——译者注）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选择，但对俄罗斯来说则恰恰相反。而正是这个人将在‘胜利日’站在列宁墓观礼台上检阅部队，就像斯大林那样！”
对普京总统第一阶段工作的总结评价，《新报》也与《今日报》大致一样。叶莲娜·阿法纳西耶娃在该报上宣称：“普京一直在玩军事游戏，时而跃上云端，时而潜入海底，就是不为病入膏肓的俄罗斯经济抓付良药，实际上他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国家元首。” 这家报纸的另一位评论员亚历山大·塔拉索夫也指出，普京是叶利钦“家族”所安插的人，他和买办资本家们的关系太过紧密，并预言掠夺式私有化是一种进步，因此，在这个方面他可以与19世纪法国的拿破仑三世相提并论。
《独立报》的瓦季姆·洛吉诺夫说道：“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俄罗斯执政者并没能抓住巩固经济发展积极势头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就摆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放弃了太多的可能性和未能实现希望的时期。如果回忆一下俄罗斯著名寓言家克雷洛夫的那个‘蜻蜓和蚂蚁’的寓言故事，我们可以将俄罗斯领导人比作飞来飞去的蜻蜓，而不是勤劳的蚂蚁。” 米哈伊尔·罗斯托夫斯基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上也声称：“2000年是普京做国家元首的实习期，‘颤颤悠悠’。2000年容易让人产生某种急转弯似的、成就卓著的错觉。但这的确是一种错觉，目前克里姆林宫及其周围的现实与叶利钦时代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别。” 《论坛报》政治观察员帕维尔·沃夏诺夫甚至试图证明，在过去的一年里，普京在高山滑雪和扩大自己总统官邸方面的用心要比对普通老百姓生活需求的关心多得多。在政要们的心中，“经常会产生一种没有丁点儿权力的难堪感觉，无论是向右或者向左走一步都可能遭到责难”。
不过，《新报》的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的评价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