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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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和他的对手们（5）
事实上，无论是对普京就职宣誓仪式，还是对胜利日阅兵式以及5月7日和9日两次克里姆林宫盛大招待会，大部分俄罗斯民众和几乎所有的观察家们所持的总体印象是积极的。最初的民意调查显示，国民对总统普京的信任度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与此相反，人们对大众传媒的信任度却在下降。由于政权不稳而在全国各阶层中所引发的某种紧张与不安，这时已经消失了。
这里有一个最佳证据，那就是从5月10日星期三到5月12日星期五普京就职后的最初这三个工作日中，卢布汇率首次上升了几个百分点，美元汇率出现下跌，这在俄罗斯近些年的历史上是从未曾出现过的。从5月1日到13日，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几乎增加了7亿美元，其中有2亿美元汇入西方银行的账户上，用来偿还俄罗斯所欠外债。几乎所有著名的独立信誉评级机构都提高了俄罗斯银行、储蓄银行、俄罗斯欧洲债券信誉水平，这是自1998年8月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次。而普京要求国家杜马确认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的总理提名，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趋势。
不怀好意者的期望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非常条件下执掌了国家政权。2000年最初几个月，普京在经济、政治以及国家巩固等几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提高了俄罗斯民众对国家由此走向繁荣富强的期望值。
而那些对普京不怀好意的人所希望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从敌视普京的报刊中，人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一边近乎绝望的情绪，一边还心怀鬼胎地期望出现崩溃，甚至是发生大灾难就更好不过了，他们所奉行的原则是：“越坏越好”。2000年5月，亚历山大·纳戈尔内提出了人民爱国者的计划、战略和期望：“以普京现在的身份，其资源已经消耗殆尽。现在，他的政策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中还可能具有强硬特征。由此，反对派不应该放过哪怕是一平方厘米的政治空间，而要采取一切手段牢固地建筑自己的阵地，以此来积蓄必要的、可用的潜力。普京执政风格将与叶利钦有很大不同，前者对社会和国家事务有更大的追求和浓厚兴趣。最初，应该等待改革向极端自由主义方向急剧转变，在10～15个月中国内经济和社会环境将会恶化。所有这些将导致反‘普京主义’的人数急剧上升，而同时目前普京的大部分拥护者转而会对普京这个人感到完全绝望。社会大众情绪的变化将有助于我们取得胜利。只要连续不断地动员并更新各种力量，变换斗争手法，寻找新的相互协作途径，提高‘牺牲精神’，反对派就能最终做好战斗准备，这场战斗很可能就在近期爆发。”
我觉得，评述这些启示录式的预测、期待没有任何价值。但应指出，这些话大体显露出《新报》、《共同报》，还有离开国家杜马后准备在2000年夏组建反对党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及其阵营内激进民主派的期待和预测。那时，别列佐夫斯基拼命想将对普京不满的寡头和地方行政长官团结在自己周围。
对此，弗拉基米尔·纳杰因写道：“在国家杜马反对派已经无力进行有组织抵抗的情况下，别列佐夫斯基应运而生，他代表了那些有自己原则、忧国忧民者的立场，他了解克里姆林宫的内幕，因为他经常出入鲍里斯·戈杜诺夫家。普京必定难逃失败命运。对于一位从来就没有独立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来说，弗拉基米尔·普京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但随着在总统位置坐久了，普京将会感到倦怠，并由此变得平庸起来，接着还会独断专行，暗中使手段，因为权力能让人蜕变，任何人概莫能外。这是并不复杂、但却是毋庸置疑的公理，根本不用别列佐夫斯基那样的敏锐洞察力就可以看到。普京的垂直权力体系的改革太过仓促，推行人都是一些无能之辈，而依靠的不过是无法让人相信的‘保证性声明’，这隐含了所有可能导致其迅速、彻底崩溃的一切条件。普京垮台的现实大概会在临近2001年2月份的时候出现。到那时，疲倦、消瘦、支持率急剧下跌的普京恐怕就需要别列佐夫斯基院士的帮助了。”
俄罗斯报刊还刊登过有关不指望普京失败，而是盼望他秘密“消失”的更为黯淡的预测。尤里·罗斯特这样描写自己的“午夜噩梦” ：“普京的支持率不断上涨，在民众的意识里，他被树成一位能让老百姓免遭小偷扒窃、强盗攻击，使困顿的普通劳动者不受那些靠赚取不义之财一夜暴富者欺诈的人民领袖形象。普京的力量在不断积聚。但是，他身边人是不是很愿意看到他变得强大呢？如果不愿看到的话，那时他就应当消失掉了。”
普京政治基础的拓展
就职总统伊始，普京开始改革联邦委员会和整个俄罗斯联邦“垂直权力体系”，提出内外政策的新思路：提高退休金和偿付拖欠的“吃皇粮”人员的工资，与寡头划清界限以及在致联邦会议的总统咨文中明确提出巩固国家和提高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纲领。所有这一切措施都实质性地巩固了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威望，并相当大程度地拓宽了他的政治基础。这时，普京既没有对政府和总统办公厅、也没有对军方和对外政策部门进行任何引人注目的人员调整。
尽管在政府和总统办公厅里有像格尔曼·格列夫和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这样不被左派们喜欢的人物，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并未发生任何显著的转变。整个商业界，无论是中小企业家还是大企业家，都认同2000年夏天所进行的局部税收改革。这样，在并未失去对右派和中派政治力量影响力的同时，弗拉基米尔·普京还实质性地扩大了自己在左派政治势力以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社会团体中的影响。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6）
弗拉基米尔·普京会见了俄共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并将他看作国家杜马最大党团之一的领袖。2000年夏，在与俄罗斯大众传媒领导人举行的见面会上，左翼报纸《明日报》主编瓦连京·切金和《苏维埃俄罗斯报》的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应普京之邀来到克里姆林宫。社会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国民对普京的信任程度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他的支持率从2000年3～4月份的50％～55％上升到了2000年5～6月份的65％～70％。
俄罗斯普通公民对普京支持率的上升，明显地影响了俄共方面对普京施政的评价。2000年夏，俄共领导人及其所办刊物开始表达“有条件地”支持总统普京的立场，同时将批评的火力基本上集中到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个别活动家或者是像阿纳托利·丘拜斯这类官商身上。
《明日报》所刊登文章的性质也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2000年7月，该报写道：“普京值得同情，人民很想相信他、帮助他。怎么能忍心不去帮助他呢？他是在清理堆放在祖国神圣殿堂内的污秽之物，敌人曾把这里弄得像马厩一样。” 《明日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的主编主持了一场大范围的座谈会，题目就是：“普京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俄罗斯的宠儿还是弃儿？”左派刊物呼吁弗拉基米尔·普京尽早迅速、果断地对所有主要工业部门推行国有化，更改 “掠夺性”私有化的结果，将叶利钦送上法庭，在外贸领域里实施国家垄断，归还俄罗斯人管理自己祖国的权力，并“强行推进俄罗斯化，就像历史上两次——分别在彼得大帝和列宁执政之后——所强制推行的俄罗斯化一样”。
由于普京并不打算按他们的建议去做，一些左派和民族主义报纸的作者们开始失去了耐心。例如叶·乌里诺夫斯基就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这样写道：“应当丢弃对新总统的所有幻想。是的，普京同‘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的领导人见了面，他的演说辞与反对派的口号如出一辙。他的国情咨文可以作为一套完整、正确的寄语加以引用，我们听到他吐出的都是正确的词汇，但是结果又如何呢？还是让我们承认吧，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是从事秘密活动的施蒂尔利茨，也不是当代的安德罗波夫。是的，普京接见了反对党领导人，他的前任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局面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谈到新总统的政策时，铁木尔·祖利菲卡罗夫在《明日报》更加气愤地指责：“您还等待什么，普京！您为什么还这样慢吞吞的？您还像执政伊始时的戈尔巴乔夫，充满热情地在远方的国家和沉寂的俄罗斯飞来飞去。我们的领袖应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走走，到遥远的村庄去看看！在那儿，甚至就连食品供给都令人忧心忡忡。应该让领导人到破旧的小木屋里住上一段时间，与农村的智者、俄罗斯的老人们谈天聊地，尽管他们已一无所有！他们是俄罗斯的杰出人物！俄罗斯所有的经济、哲学问题的根子在哪里以及如何解决它们，在这儿都能找到答案。在这里，有人会跟您说，改革将如何进行以及它从何处着手。应当让那些真心拥护国家权力的人重新主政，他们包括马斯柳科夫、古斯托夫、波利瓦诺夫、博尔德列夫、罗曼诺夫、斯塔罗杜布采夫、纳兹德拉坚科、巴布林、帕夫洛夫等。在他们当中，波利瓦诺夫是一位能力出众的天才，他可以让俄罗斯免遭崩溃的厄运！应当让那些追求真理的人，从孤独的深井里、从被忽略的黑暗中直立起来。在这些人中，教授科日诺夫、院士沙法列维奇、政论家邦达连科、教育家加尼切夫、地缘政治专家杜金等思想家们，还有亚历山大·克鲁托夫、阿列克谢·杰尼索夫、安德烈·费费洛夫、亚历山大·博布罗夫这些杰出者。”
对于他们的呼吁，弗拉基米尔·普京一概不予理睬。过了一个星期，这位作者又指责总统按兵不动，耗损国民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