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狂欢-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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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日起，《金瓶梅》一书不再作为非法出版物而受到禁止。　
　　因此，这部由库恩节译的《金瓶梅：西门庆与其六妻妾奇情史》，终于在严令查禁十二年之后，得以重见天日。参见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第368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官方的事，我等蚁民管不着，也就不去管它了。试想在“纳粹”时代纵使你敢对戈培尔说个“不”字，那又有何用呢？好在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金瓶梅》出版之禁令似乎都已解除，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几乎都可合法面世。读者可各取所需，择善而读。　
　　说到民间阅读，我甚为信服舒芜关于《红楼梦》普通读者的界定：　
　　所谓《红楼梦》的普通读者，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识的字，够看懂《红楼梦》的大概故事。他们读的本子，总是当时当地最通行最易得之本，解放以后大抵就是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据程乙本校点加注的本子。他们买到——更多的是借到这样一套《红楼梦》，打开书来就急于看正文，前面的“出版说明”之类都懒得细看，甚至干脆跳过去不看。他们识字有限，文史知识更有限，对于《红楼梦》中大量的名物、典章、词语之类，本来应该勤翻注释，勤查词典；但是他们大抵不求甚解，能大致意会过去的就意会过去。除非遇到妙玉招待宝钗喝茶用的那个“瓟”，才不得不查查注释；有人连这也不查，从上下文猜想那是一种特别珍奇的杯子，也就差不多了。他们是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当作同其他小说一样的小说来读。他们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大观园，进入了怡红院、潇湘馆，对其中人物或爱或憎，与人物同悲同欢，甚至将身化为宝玉或黛玉，去歌去哭，去生去死。这时，他们又已不仅是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而且是把它当作真实生活去经历，去体验，去品味。他们读了还要谈，边读就边谈，谈人，谈事，谈理，谈情，谈美丑，谈贤佞，谈聚散，谈恩仇，谈某事之原可圆成而叹其竟未圆成，谈某事之本难避免而幸其居然避免；甚至一个力主“娶妻当如薛宝钗”，一个坚持“知己唯求林黛玉”，争得面红耳赤，几以老拳相向。他们谈到这样的程度，态度当然是严肃的，是真正把《红楼梦》当成了生活教科书。但是谈过就了，从未想到笔之于书，更不会把这些谈论自命为“红学”。舒芜《说梦录·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版。　
　　如果将《红楼梦》置换成《金瓶梅》，《金瓶梅》的普通读者也大致如此。那么中国当代《金瓶梅》的普通读者到底有多大个阵营呢？据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的统计，“1949年到1995年，中国大陆共出版了三大系统（按，即词话本、绣像本、张评本等三大系统）、七种版本的《金瓶梅》”，“估计总印量在40，000册（按，当为‘部’）左右”。“而在日本，此一时期出版的日译本有17部，印数至少不低于50，000册，而在欧美各国，仅库恩译本及各种转译本便行销近20万册”（按，“册”都当为“部”）。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第243页。此后十年，国外《金瓶梅》的印数估计增长有限，而国内却猛增到与国外总量持平，这是尚为保守的统计。也就是说，建国以来至今，通过各种渠道涌向普通读者手中的《金瓶梅》当不下20万部。平均每部书有三五个读者，那就一共有60万或100万个读者。　
　　而同期“金学”专家学者的数目是多少呢？《金瓶梅》形象特殊，它的出版与研究在大陆都相对滞后。其研究的基本队伍中除少数坚定分子之外，多数是从“红学界”或别的什么界迁徙过来的。姑将历届参会者全视为“金学”专家学者以便统计。据吴敢《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记载，从1985年6月到2000年10月，大陆共召开了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他以会议登记的原始文献为依据，对与会人数有准确的统计。前者共到会619人，平均每次103人；后者共到会522人，平均每次130人。其实全国的“金学”会也有少数“外宾”参加，国际“金学”会的主体仍为“内宾”。“内宾”、“外宾”两者的差额显示，大陆“金学”队伍为一百来人，海外（包括港台地区）“金学”队伍三十来人。　　　
　　众声喧哗中的辉煌与遗憾（2）　　　
　　这就是说平均6000或10000个《金瓶梅》读者中有一个“金学”专家学者。这么一个结构比例，如舒芜所言，既说明专家学者是多么可贵的珍宝，又说明普通读者是多么巨大的存在。　
　　小说读者学，如同戏曲观众学，是文学接受美学中的重头戏。不了解读者，对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是不可思议的。阿·托尔斯泰就主张作家写作时应心造一个读者群在眼前，以便有针对性地写作。而中国小说读者学，恰恰少有人问津，迄今无像样的著述出现。如何看待（或处理）专家研究与普通读者的关系，堪称小说读者学的灵魂。对此，我仍愿借重舒芜的高论：　
　　专门的小说研究者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非有不可的。有了专门研究者，有了科学的专门研究，才能将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零碎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变成系统的条理化的理论，指导读者更正确更深入更细致更开阔地、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地去阅读，去欣赏，去理解，去分析。有了专门研究者，才能代替和代表普通读者，去搜集资料，考证史实，审订版本，校勘文字，节省普通读者的精力和时间，替他们做大量的必需的而又为他们所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做的事情。　
　　但是，任何专门的小说研究，都应该是从普通读者来，又回到普通读者去。最广大的普通读者对作品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永远应该是任何专门的小说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因为，小说作者原来就是要诉诸一切读者——包括普通读者和高级读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所以小说研究者（本身是高级读者，同时又代表普通读者）除了这个出发点和归宿点之外，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出发点和归宿点。一切专门的小说研究，凡是或多或少能够昭阐文心、裨益读者的，必然都是没有离开这个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反之，凡是歪曲原意、贻误读者的，究其原因，不是没有从普通读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出发，就是没有归宿到那里去。在这个意义上，普通读者的整体，既是任何高级的小说研究专家必须服务的对象，又是任何高级的小说研究专家必须服从的裁判。（《说梦录·自序》）　
　　当然，也应允许有极个别的例外，如小说目录学、小说版本学之类的专门研究未必能面向普通读者。但舒芜所言小说读者学的原则是精彩而且可行的。若从这样一个读者学的视角，看《金瓶梅》学者解读的历史与现状，应是极为有意义的事。　
　　据吴敢《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百年来中国（含港台地区）所出版之《金瓶梅》研究专著199部（国外出版之中外文专著除外）；中国大陆（不含港台地区）中文报刊发表的《金瓶梅》研究论文1949篇。而且，这些专著与论文其中190部与1903篇见于1980年以后，堪称涌现。其猛增之速度，虽不敢说几令“红学”减价，至少在“红学”之侧确确实实耸立起一门“金学”，并“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可谓辉煌无比。　
　　这辉煌之中的“金瓶”文字，有多少与普通读者的“正常理解与健康感受”接轨呢？普通读者最想了解的无疑是“金学”家们对作品文本的解读。宁宗一师曾一再呼吁，“金学”研究要回归文本。但“金学家”们又有多少人真正在文本的解读上下过工夫呢？吴敢风趣地称对《金瓶梅》作者、评者、成书、版本等的研究为“瓶外学”，对《金瓶梅》思想、艺术、人物、语言等的研究为“瓶内学”。那么，“瓶外学”与“瓶内学”实际上成何比例呢？1980年以来“瓶内学”的专著15部，论文276篇，分别占1980年以来“金学”专著与论文的0。5％与14。5％。可见“瓶内学”天地过于狭窄，而“瓶外学”天地又似过于宽泛，两者的比例颇不协调。　
　　徽州当地人认为《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花园，是以西溪南大盐商吴天行的“十二楼”为原型，并称“十二楼”遗存的假山，与书中写到的“藏春坞”很相像　
　　“瓶外学”中第一个焦点是《金瓶梅》作者问题，有人称为“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向为海内外研究者所关注，发表了二百来篇论文和多部专著。“兰陵笑笑生”的候选人被“研究史会编”著录的就有57人之多（近年又有新说出现）。无论“瓶内学”还是“瓶外学”都离不开坚实的考证。对于坚实的考证，我从来就极为钦佩。如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以三十多年的心血，著书十五六种来解《金瓶梅》的成书与版本之谜，将“瓶外学”做到了极致，全球难寻第二例，其治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兰陵笑笑生”的候选人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与天下第一下载联盟相对应的传奇故事，已构成了“金瓶”文字中独特的风景线。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些候选人“皆无直接证据，都是间接推论”，更何况其间“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时见其例”吴敢《〈金瓶梅〉及其作者“兰陵笑笑生”》，《文汇报》2003。12。14……新近徽州有人考证《金瓶梅》作者是汪道昆，其科学性留待历史检验，这里不予评说。匪夷所思的是徽州地方据此斥巨资建《金瓶梅》遗址公园，《金瓶梅》本小说家言，作家的“白日梦”，何来遗址可言？徽州文化亮点何其多，又为何来凑这份虚热呢？　　　
　　众声喧哗中的辉煌与遗憾（3）　　　
　　前不久，我在为朋友策划的《是谁误解了红楼梦》一书所作短序中有这么一段话：　
　　说起考据，我主张重温胡适“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方法。在胡适那里，这十字真言是分三步走：其一，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其二，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其三，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胡适称之为“科学方法”。实行这科学方法，还有两个前提，一为科学精神，一为科学态度。胡适说：“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胡多次论及科学方法，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的上述云云，当是最为明彻的。　
　　而就文学研究而言，无论考据，还是索隐，其归宿应当是有助于人们去把握文学作品的美学内核，从而担当起陶冶情操、塑造性格的审美使命。　
　　眼下索隐派的先生们只有大胆地假设，没有小心地求证；他们的“求证”不是跟着证据走，而是跟着感觉走。于是，他们将本有一定生命力的治学手段：考据与索隐，蜕化为猜谜了。长篇累牍的文字，徒见猜谜这智力游戏的翻新。拙作《几回掩卷哭曹侯》，《是谁误解了红楼梦》卷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我的这段话是送给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