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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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页） 恩格斯说过：“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 （丑的也包括在内） 的社会地位来衡量。”（马克思、恩格斯，第571页） 这也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所赞赏的观点。 第四，恩格斯把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参加社会劳动看作是历史的进步，这一论点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影响。恩格斯曾指出：“女性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他还说过，“我深信，只有在消除了资本主义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女性的解放，只有在女性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第70、452、158页） 基于上述原因，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时被人们视为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大同小异。其实，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是有批评的，其主要之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关于性别的理论和关于人类心理发展的理论，忽视女性问题，忽视所有非经济性的压迫。虽然马克思主义将女性的状况视为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但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很多人持有这种观点，因此仅仅讲这样一点点，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关注女性问题的证据。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恩格斯的观点也并绝非全盘接受，而是提出了不少疑问。例如，她们当中有人提出，恩格斯的一些论点缺乏证据，不可信：首先，他关于家庭发展的几个形态普遍适用的观点不可信；其次，他关于原初社会普遍存在过性别平等现象的观点不可信；最后，他关于最早拥有私有财产的是男性的论断不太可信。她们争辩说，在原初社会，女人是种植者，是提供生存资料和生产出最初的剩余产品的人。如果说男人是这些财富的最初占有者，那么性别压迫必定在阶级社会形成之前就存在了。 此外，有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批评恩格斯从未讨论过性别劳动分工的起源问题，似乎家庭责任天然就该落到女人的身上；他没有意识到，女人的工作责任和家庭责任是“双重压迫”；他仅仅提出这一矛盾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却从未讨论过同一阶级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例如工人阶级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恩格斯最为尖锐的批评指向他的性观念。她们认为，恩格斯虽然对两性在性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持反对意见，但他一直认为男人的性需求天生多于女性，从未追究过其社会经济原因；他爱使用“奉献自己”或“屈从于男人”这样的辞汇谈论女人，他并不认为在性活动中两性是平等的，是相互的奉献和享受；他还认为性活动自然应当是异性恋的，认为同性恋是“可憎的活动”；他在分析事物时对经济动机的强调使他将性道德和性行为简单化了，例如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孩子是由社会抚养的，一个女孩不会再担心把自己交给一个她所爱的男人的“后果”，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男性对女性的性威胁和性侵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把强Jian视为男权主义的一个根源，从未关注过家庭暴力问题，而女性主义对这一问题一直极为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总的来说，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婚姻持有过于浪漫的看法——由于没有了经济上的考虑，婚姻成为爱与性吸引力的自由选择的结果，男人不会粗暴地对待女人，因为这种暴力行为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妻子一旦对丈夫不满也可以自由地离异，因为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经济、财产因素均不存在了。女性主义者批评恩格斯忽视了女性低收入的根源及其后果；忽视了丈夫从妻子身上获取性和家内服务的意义，无论他们的婚姻是否以爱情为基础。（Bryson； 73…75） &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4）
概括地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比，经济决定论的因素较少，虽然它不否认女性解放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此外，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所坚持的阶级压迫是更基本的压迫形式不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男权的压迫同阶级压迫一样重要，二者都是最基本的压迫形式。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看法是，它过于强调女性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致性，忽略了女性的特殊要求和利益。这个批评是相当中肯的，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女性的特殊问题和特殊利益一直处于隐而不彰的地位。虽然从革命的基本理论上看，女性的解放和女性的利益一直被考虑在内，但是女性主义理论一直被排除在革命的主流话语之外，就连对女性主义这一概念认可与否都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甚至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形成这一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女性主义思潮毕竟是西方世界的舶来品，而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而中国革命对于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一切西方思潮都有着高度的警惕性和抵触情绪。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1）
1、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渊源及主要观点 在女性主义三大主要派别长达百年的论争之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流派，这就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流派，有的理论家甚至将这一新流派的出现称为女性运动的“第三次浪潮”。（Coole； 184） 我想，其原因在于后现代女性主义颇具颠覆性，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性主义三大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严格地说，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能算是与三大流派并列的第四大流派。 后现代女性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女性主义加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社会在西方逐渐成为现实之后，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现状肯定论、多元文化论以及生态主义等新思潮逐步进入了西方学术界主流。 从1960年代起，后现代理论在法国首先兴起。法国后结构主义派的主要人物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利奥塔（Jean Francios Lyotard），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鲁兹（Gilles Deleuze），伽塔里（Felix Guattari），保吉拉（Jean Baudrillard）等。他们批判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语言、文化、主体概念，开创了后现代理论流派。相比之下，哈贝马斯派的批判理性还是以理性为基本原则，现代性概念还在使用。批判理论以“知识的生产”作为最主要的关注。后现代派则认为，启蒙主义已经终结，现代性要求新的科学形式和新的话语模式。 法国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有：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塞克瑟斯（Helene Cixous），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等。她们将后现代理论导向对男权制文化和生殖器中心话语的女性主义的批判。这一思潮从1968年开始出现在女性主义之中。从思想渊源看，英美女性主义一向重自由人文哲学；而法国女性主义则重后结构主义。前者与后者相比，是比较传统的和男性中心的批判理论和方法。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大多活跃于学术圈内，但她们也参与女性主义的政治运动。如果要追寻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后现代主义大思想家福柯。每一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都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无论她们对他的思想是全盘接受，还是批判的接受。福柯是一位怀疑主义哲学大师，是怀疑主义哲学传统在20世纪的重要继承人。他主张检验知识变化的实践，而不是用标准的认识论方法去证明独一无二的理性或科学。他对现存一切秩序体制的确定性和稳固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我所分析的一切就是为了否定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普遍适用的必然性的观念。我的分析旨在揭示出现存制度的人为性质，揭示出我们还拥有多少自由的空间，还能对现存的一切做哪些改变。”（转引自Martin； 11） 此外，后现代主义大师和重要思想家拉康和德里达也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高度重视和大量引证。 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其主要观点做一概括，它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挑战关于解放和理性的宏大叙事，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 （grand theories）。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倾向来自后现代主义，高度概括地说，这一理论思潮的要点是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致力于批判所有那些博大宏伟和涵盖一切的现代理论，试图建立社区理论，即，将道德和政治观念建立在小范围的特殊社区的经验之上，否定因果关系与宏观社会概念。后现代理论超越意识，关注无意识和下意识的自我；关注矛盾、过程和变化；关注个人的肉体性质；拒绝男权的宏大叙事、普适性理论、客观性。有一种说法认为，“女人缺乏把握规模宏大的法则和原理的能力。”（Bacchi； 14） 对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应当对我们的社会合法性所由建立的所有法则和原理做重新的审视。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哲学建立在下列假设之一是：所谓“知识的普适性”是错误的概括。科学、宗教、法律的话语以及知识的生产都是局部的，只具有相对的价值。从启蒙思想开始，所有的宏大理论就都标榜其普遍性和性别中立的性质；那些强调两性差异的理论也自称是性别中立的。可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这些理论都是以男性为其标准的，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例如在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上，认为前者是男人的天地、后者是女人的天地，这就是典型的男权制的政治思想。在政治领域完全没有女性的位置，没有女性的声音，也没有为女性留下任何空间。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解放中没有得到过什么益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话语，从洛克 （Locke） 到康德 （Kant），从来都没有把女性包括在内。 在西方进入后工业化社会 （丹尼·贝尔用语） 之后，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话语遭到怀疑，甚至连理论本身也遭到怀疑。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作宏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了。由于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些分类都不再适用了。在她们看来，就连“女性”、“男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大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色彩。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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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现代女性主义（2）
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家巴特勒深刻指出：当普遍性这一范畴本身因其带有高度民族优越性的偏见已经开始遭到揭露时，我们可能会把一种理论或政治的基础建立在某一具有“普遍性”的语境或主观立场上。情形会如何呢？总共有多少“普遍性”？在多大程度上文化冲突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假定的、非妥协的“普遍性”的冲突，一种不能通过求助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普遍性”概念而得以和解的冲突，或者更有甚者，只能通过诉诸暴力的代价才得以解决的冲突？我认为，我们已经在美国对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