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一辈子去忘记-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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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后来看到他的诗很惊讶，是很敏感的人才会写出的那种，他写鸟，父亲和土地，女人，瓦蓝的蓝，被卷起的树荫和大朵大朵砸下来的云。 一颗一颗的字，洁净之极，水墨的风格。有天清早上街的时候，想起他的句子；天已亮了/行人纷纷黑下去。就跟他约了采访。
他的办公室在清华附近的学联大厦，玻璃隔开的小房间，有一种粗糙的蔟新。笔记本电脑，文件，他的书，全是计算机方面的。小沙发，小几子，人来人往，都顾不得坐。
他一边招呼我，一边放下电话，说是南嫫打来的，“八几年在西安的时候一起写诗的，包括伊沙。”他倒了杯水给我，“那时候写诗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象今天的互联网一样。”
他穿浅蓝衬衣。有一张清秀而微含忧戚的，但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脸，拿杯子的手很柔软。
“现在？现在已经不写了。有了互联网就不太可能写诗，诗是要孤独感的。这个行业……整天无数的事情，那么热闹，根本静不下心来写诗。”
他是讷于言的，很少直视女性的视线，急起来有些口吃，但一说到互联网却神色自若，看得出他的愉快兴奋，“互联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受益最大的是1965年到1975年出生的人，这天生就是为我们准备的——就是我们这帮没有钱的年青人。”
“这就是理想生活。” 他很享受自己朝九晚九，没有周末的工作。
“现在偶然看到夕阳，天空还会不会有诗意的感觉？”我笨拙地引导他。
“好象没有。”他回答得非常流利。
“嗯——靠想象力在生活吗？”
“没有，想象力也不多了吧。”
“天哪 。”我实在忍不住笑。
这个人，他还在说，“有想象力也不是诗意的想象力，是想互联网的走向。这个行业的人都是很单调的，如果你已经有条件过得很舒适的话，你肯定不可能这样拼命地往前冲了。”
我惊讶的只是他毫无内心的分裂感，1996年他从西安来北京读高电压博士时，写了10年的诗，带了2000多册，12个纸箱，从口粮里节省下来的文学类的书。8月份，因为电脑公司的同学说“可以增加点收入”，开始写计算机方面的文章，在这以前他对这个行业从无了解，也从不感兴趣，但从那时候起，“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1997年以独立撰稿人身份写稿。1999年批判微软“维纳斯计划”的文章出来，影响力达到业外。去年9月停学办公司。
在朴素的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他居然毫无摇摆。
“我这个人，在文字中是很理想，很浪漫的。但在现实生活里表现得非常现实。象我喝酒，可以喝到十几瓶啤酒，但从未醉过，我知道那个极限，到那里就决不会再喝。”
他并非为自己而生活——他不是投机分子和利已主义者，但他知道什么是肥料，农药，和破旧的房子。“这是真实的生活/劳作的人总是疲惫/生着病/咳着血。”对他来说，贫穷一直是悬于头顶的沉重死板的巨石。
“我爸爸非常喜欢喝酒，我上高中时最大的理想就是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每天买酒给他喝。结果等到我毕业的时候，我爸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喝酒了。”他说起父亲总是有一点悲哀的神色。
他的一首诗写生病的父亲，格外沉郁顿挫，结尾说“大街上/田野上/谁需要一个贫穷的父亲/谁需要一个伤心的儿子”。
父亲近年沉迷赌博，他也不好劝，只有说：“你身体不好，呆一会儿就回来吧。”
他是长子，对父亲一直有这种奇异的了解与悲悯。
直到上研究生，他都在放假前一两个月锻炼身体，为了回家干农活。“累，在三十五六度的天气下，汗也非常多……但非常好。”
我看看笔记本上记的他在1989年的诗，“比我们更高更大的作物们/纷纷匍匐下来/我们弯腰/默默除草/让四面八方的波动告诉远方的人/种子的由来就是/我们的由来。”
我们进了路边的小馆子，他要了几个炒菜和酒，给我要了一份奇形怪状的拔丝苹果。周围是尖叫的小孩子和为股票争吵的男人。
“中国人在骨子里是很有饥饿感的。随时需要争生存空间，再有钱，骨子里还是个贫民——这样也是好的，象美国那样一个‘非磨擦’的社会，人多么寂寞。”方兴东说。
我想起有人说他的文章“快意恩仇”。
“特别是微软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啊，他们动用了四个公关公司，从各种角度要怎么着，压力特别大，但是状态特别好，每天都是要跟人打架似的。这样无所顾忌，”他双眼闪亮，兴奋感久久难去。“互联网是一支爆竹，它在透支你的生命，你现在还年青，兴奋，身体又比较好，感觉不到。但不管将来怎么样也不会后悔，再没有这样的机会让你这样折腾了，”他顿了顿，笑了，口气揶揄。“哪一天落魄了，正好去写诗。”
邻桌几个刚进来的年青人忽然探过头，“方兴东吧你是？”问他办网站的事，约好第二天去他办公室谈。
“中国没有互联网，精神状态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语风简断，“上个月去美国，在MIT，很多人对张朝阳不服气，我说‘那你们去试试看，’互联网让一些没有钱，没有势的年轻人，在合适的时候，站在合适的地方。还应该有更多的人站在这个位置。互联网的变革力量让他们的心态、价值观要比过去的人好的多。——用不用互联网倒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不习惯一个这么有生活兴奋感的诗人。打断他：“老了以后呢？” “一定回农村去吧。我身上诗人的这一部分可能是对过去的迷恋，小时候的春天特别美，那时候上学坐不起公共汽车，一路走回去，真是美。去年回去专门走了一趟。非常累……村里的每一个人一想起来，他这么多年的经历都能想起来。任何地方，十年，二十年前，这里长着什么样的草，我都知道。一下雨，我就知道哪儿会有鱼。”
“小时候， 在村里，一个人。很孤独。夜里，常去小山坡上坐着……”
他声音轻到我听不清。
“现在我很难忍受一个人生活。我曾经非常内向，很自卑，那时候真孤独。高中时的日记里写‘上帝为什么要让我长这么高？’你觉得可笑是吗？但是当时让我苦恼之极。直到中学毕业，从不和女生说话。”他解释性地抬头看看我，我点点头。他的诗里写过“多么苦呀/没有爱人的岁月”。
但彼时他已是知慕少艾的年纪，看《平凡的世界》看到骨子里，到西安念书时他专门去问路遥“为什么要让田死？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了。”路遥沉默了一会说：“你就这么想吧。”
他欣赏的女性是哈代《远离尘嚣》那个女主角，《飘》里头的郝思嘉——“挺有个性，挺坚强的。”
“大学里东北一个女孩，1988年一个晚上，我们一起跳舞……可是，要我去表达，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后来1989年恋爱，写信是生活中非常好的一部分，情书……一天两三封。4年。我提出分手。那是我一生中唯一对不起别人的事。”他耿耿于怀，“那时年轻，以为将来还长，还有很多……现在？……我有个最佩服的朋友，1987年到现在，一直在苦苦地爱一个人，我跟他说，爱情，这东西，你要认为它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他对自己的话肯定地点点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是最重要的。”
孤独，在一个人的生活里被成功地，干净利落地拨除了。我打量这个人，再让他接近诗，除非是很大的命运性的力量，或是，很久很久的时间吧。
可是。
“孤独……，”我们站在同方大厦前等车时，黯淡的夜里，他对着一街的灯火，沉默了一会，却让我意料不到地说：“也许，还是有吧。”
车就来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打开他的书，第17页写着“抽掉孤独如同抽掉一个人的骨头/而生活就是干活/干活就是一种投入/就是要无限地重复一个动作/使一切不易断裂/我必须忍住/一种呼吸和哆嗦/必须把劳累和紧张平息在尺寸纸间。”想起他在 结完帐出门时突兀地说了一句，“诗不能成就我，但让我发现我自己。”
是的，他是知道的，他早已知道。
莲花说，我在水上飘荡
黄永玉的家在北京边上，去的时候要一路问过去。附近的村民倒都知道他，“往东开，看到路口画的荷花，就到了。”
他的门前写“内有恶犬，非请勿入。”
他开门，贝雷帽，一枝烟斗。扫众人一眼，“啊”了一声，算做招呼。两手插在裤袋里，径直带我们去荷塘，荷池座落在北方村野间，加上几分萧瑟，有一种非现实的气息，像他画过的红楼梦里黛玉引李义山的那句诗，“留得残荷听雨声”。一池的秋光，云和烟。风吹过，檐角铃挡响，那只大斑点狗就吠几声。我冲它轻声说几句，比比手势，“没事的”，它就温柔地呜咽一下，伏下身。
绕过一篱蓝色牵牛，从累累的“红得像假的一样”的石榴底下拐过去，“熟的时候，摘几篓，寄到香港去送朋友”，他在结满暖黄柿子的树下停住脚。
坐进厅里，他指指门前的腊梅，“有嘉庆的，乾隆的，三十几株，淡黄的，香。”
屋角一口老座钟，他书里说一直喜爱古人的句子“风吹钟声花间过，又响又香。”
背后是朱熹的字，四联幅，真迹。“当年人家看字这么大，不信是真的。我说给我吧。谁说朱熹只能写小字呢，嘻。”
隔了几十年，又重新庆幸一番。
头顶是罗马式吊灯，他画的式样，叫湘西的铁匠用黑铁打出繁复的花式。“一千多只灯泡。只亮过一次。那次开画展，来了600多人，那天晚上，车排到几里之外……所有的灯，全
开了，是何等……”
是，何等的似锦繁华。
门外车响，他女儿，孙子要离家去香港。他低下身，小孩子在两颊一边亲一下，挥下手，转了身。
“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重新坐定后，他无意中把这句话说了两遍。黑狗在他膝边伏下，在一地的阳光里微微打着盹。
四壁都是窗。于是我们聊他一生的窗口。他最初的记忆是在湖南凤凰，两三岁时的“棘园”——矮棘树上青嫩的大刺，细碎浅白的花，黑瓦檐，远一点，是蓝的山和闪光的河流。“最留恋的窗，是它了。”
彼时人生忧患未生。小孩子，躲在窗台上，贪婪地看早春三月。
12岁时离家，颠沛流离。
并无人敢欺侮他，“小的不用说，大的，打了我，我就缠着他阴魂不散地打，他睡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一连打三天。”
打架，穷，饥饿，冷，热，寂寞。抗战时期的流亡。几卷书。狂热地刻木刻——一个十几岁男孩子的江湖。
1943年在江西信丰，贴街的大窗，没有窗框，每日一早，雾，阳光，满城鸡啼都进来，他斜靠着窗，吹法国小号，给远远走来的女朋友听。
“咦，那么穷还交到女朋友？”
“是呀，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我。”
桌上有他当年的照片，十几二十岁的年纪。我看了看，对他说，“我知道为什么。”
他得意地笑。
当年与褐颊大眼的女友告别时，他说，“等赚到勉强生活钱就来接你结婚。”
一等到了1948年。新家，在香港九龙，极小的屋子，窗用漂亮的印度浓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