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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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嗯，刨完土豆她同我们公平地算了账。她打发哈尔拉姆回去，可对我使了个眼色，说还有事儿找我，让我以后再来，要不就留下不走。
“过几天我又上她那儿去了。‘我不想，’她说，‘让多余的土豆被人没收，被国家征收去。你是好小伙子，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你瞧，我什么都不瞒你。我本来可以自己挖个坑，把土豆藏起来，可你瞧外面什么天气。我明白过来已经晚了，冬天到了。一个人干不了。给我挖个坑，我不会亏待你。咱们烤干了，倒进去。’
“我给她挖了个坑，为了藏得严实，挖得下边宽，出口窄，像个瓦罐。坑也用烟熏干、熏热。那天正刮着暴风雪。把土豆藏好，盖上土，该做的都做了。一点痕迹都没有。我当然没对任何人说起挖坑的事，对妈妈和妹妹们都没说。决不能干那种事呀！
“就这样，刚过了一个月，她家就被人抢了。从布依斯科耶村来的人经过那里，他们说，大门敞开，全部东西被洗劫一空。寡妇不见了，那只名叫‘大嗓门’的狗挣脱了锁链，跑了。
“又过了些日子。到了新年前后，圣诞节前，冬天头一次解冻的日子，下起了暴雨，冲净了土丘上的雪，融化到地面。‘大嗓门’跑来了、用爪子在露出的地面上刨起来。那儿便是埋土豆的坑。它扒开湿地，往上刨土，刨出穿着系松紧带皮鞋的女主人的脚。你瞧多可怕！
“韦列坚尼基镇的人都可怜寡妇，为她祈祷。谁也不怀疑哈尔拉姆。又怎么会往他身上想呢？怎么可能呢？倘若是他干的，他哪儿来的胆子留在韦列坚尼基镇，在镇子里大摇大摆地走呢？他早跑得离我们远远的了。
“村子里好闹事的富农对行凶的事很开心。他们要把村子搅乱。瞧吧，他们说，城里人干的好事。这是对你们的教训，惩罚。别藏面包，理土豆。他们这群混蛋反复说，树林子里有强盗，仿佛看见小村子里来了强盗。实心眼的人们！你们别再听信城里人的话了。他们这是要给你们厉害看呢，饿死你们。要是愿意村子好的话就跟我们走。我们教会你们长点脑子。他们把你们用血汗挣来的东西夺走，查封，你们呢，就把余粮藏起来，连一粒多余的麦子都没有。如果出事就拿起耙子。谁反对村社就当心点。老家伙们吵吵开了，吹牛，聚会。好搬弄是非的哈尔拉姆要的就是这些。他把帽子往怀里一揣就进城了，到了那儿一报告。你们知道村里在干什么吗？可你们坐在这儿子看着？需要成立贫农委员会。发话吧，我马上就把兄弟同兄弟划分开。可他自己从我们村里跑了，再没露过面。
“后来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谁都没暗中使坏，谁都没有错儿。从城里派来红军战士。设立了巡回法庭。头一个审问的便是我。哈尔拉姆散布了我很多坏话，说我逃跑过，逃避劳役，煽动村里人暴动，杀死了寡妇。把我锁了起来。幸亏我撬开地板，溜走了，藏在地下的山洞里。村子是在我头上烧的——我没看见。就在我头上，我亲娘跳进冰窟窿里了，我当时并不知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他们分给红军战士一座单独住宅，招待他们喝酒，把他们灌得烂醉如泥。夜里木小心烧着了房子，把临近的房子也引着了。村里的人，谁家房子着了火，都逃了出去，外来的人，虽然没人放火烧他们，却明摆着都一个个活活烧死。谁也没把遭了火灾的韦列坚尼基镇的人从烧焦的房子里赶走。他们害怕再出什么事自己逃走了。黑心的富农们又散布谣言，十岁以上的男人统统枪毙。我爬出来的时候一个人也没碰见，都跑光了，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流浪呢。”
医生和瓦夏在一九二二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走到莫斯科。天气晴朗而温暖。照耀着救世主大教堂的阳光，洒在铺着四角石块、石块缝隙里长出杂草的广场上。
取消了禁止私人经营的命令，允许严加限制的自由贸易。只限制在旧货市场上进行旧货交易。它们只在规模极小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极小规模的贸易助长了投机活动，造成人们舞弊。生意人的这种小规模的投机倒把活动没增加任何新东西，对缓和城市的物资辰乏毫无益处。这种无意义的十几次的倒卖却使有的人发了财。
几个极其简陋的图书室的所有者，把书从书架上取下来，运到某一个地方。他们向市苏维埃申请开设一家合作书店，并请求批给他们开业场地。他们获准使用革命最初几个月便关了门的空闲的鞋店仓库和花店暖房，便在它们宽阔的屋顶上出售他们所搜集到的几本薄书。
教授夫人们先前在困难的时候违背禁令，偷偷出售烤好的白圆面包，现在则在这些年一直被征用的自行车修理铺公开出售。她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接受了革命，说话的时候用“有这么回事”代替“是的”或“好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莫斯科后说：
“瓦夏，你该干点事儿。”
“我觉得我该念书。”
“那还用说。”
“我还有个理想，凭记忆把我母亲的模样画出来。”
“那太好了。可要画先得学会画画。”
“我在阿普拉克欣大院里跟叔叔学徒的时候，背着他用木炭画着玩过。”
“好吧。祝你成功。咱们试试看。”
瓦夏并没有了不起的绘画才能，只有中等的天分，进工艺美术学校倒是完全够格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通过熟人把他安置到先前的斯特罗甘诺夫斯基工艺美术学校的普通班，从那儿又转到印刷系。他在那儿学习石印术、印刷装订技术和封面设计。
医生和瓦夏同心协力工作。医生撰写论述各种问题的一印张纸的小册子，瓦夏把它们当作考试项目在学校里印刷出来。书的印数很少，在朋友们新近合资开办的书店里出售。
小册子包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哲学思想、医学见解、他对健康和不健康所下的定义、对转变论和进化论的思考、对作为机体生理基础的个性的思考、对历史和宗教的看法（这些看法接近舅舅和西姆什卡的看法）、描述医生所到过的布加乔夫活动地区的随笔，还包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写的小说和抒情诗。
作品是用通俗的文笔写的，但还远没达到通俗作者所提出的目标，因为书中包括引起争议的见解，这些见解是随意发表的，未经过充分的检验，但又永远是生动而独特的。小册子卖得很快。爱好者很赏识它们。
那时一切都成了专业，诗歌创作和文学翻译，一切都有理论研究，开设了各式各样的学校。产生了各类思想宫和艺术观念学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半数这样的名不副实的机构中担任医生职务。
医生和瓦夏住在一起，一直很要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一处接一处地换了很多住房和半倒塌的角落，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这些地方不是无法居住，就是居住不便。
一到莫斯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马上打听西夫采夫街上的！日宅，据他所知，他的亲人路过莫斯科时没到那所住宅里去过。他们被驱逐出境改变了一切。属于医生和他家里人名下的房间里住满了人，他自己的和家里人的东西一件也不剩了。他们见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仿佛见到一个可怕的陌生人，连忙躲开。
马克尔飞黄腾达，已经不住在西夫采夫街上了。他到面粉镇当房管员去了。按照职务他应当住先前房管员的房子。但他甘愿住在没有地板但是有自来水和一个大俄国炉子的旧门房里。城市所有楼房里自来水和暖气管道冬天都冻裂了，只有门房里暖和，水没冻上。
这期间医生和瓦夏的关系疏远了。瓦夏有了很大的长进。他说话和思考完全不像佩尔加河边韦列坚尼基镇上那个蓬头赤脚的男孩子了。革命所宣传的显而易见的真理越来越吸引他。医生所说的那些他不能完全听懂的、形象生动的语言，让他觉得是受到谴责的错误的声音，这种错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虚弱，因此是模棱两可的。
医生到各部门去奔走。他有两件事要办。一是在政治上为自己的家庭平反，并使他们获准回国；一是替自己申请出国护照，以便去巴黎接妻子儿女。
使瓦夏感到奇怪的是，这两件事他都办得毫不起劲。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过于匆忙并且过早地认定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他过于自信而且几乎是毫不介意地声称，自己今后的种种打算是不会有结果的。
瓦夏越来越经常谴责医生。医生并没为他那些不公正的指责生气。但他同瓦夏的关系恶化了。他们终于翻脸分手。医生把他们共同住的房间让给瓦夏，自己搬到面粉镇去住。本领高强的马克尔把斯文季茨基先前住宅顶头的房子隔开让他住，其中包括：不能使用的卫生间，卫生间旁边只有一扇窗户的房间和歪斜的厨房，一条快坍塌的过道，还有一条下陷的黑通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搬到这儿来之后便放弃了行医，变成一个邀遏的人，不再同熟人见面，过起穷苦的日子。
一个冬天阴沉的星期日。炉子里往外冒黑烟，但烟往没从屋顶上升起，而从通风窗口溢出。尽管禁止使用铁炉子，可大家照旧安装铁炉子上用的生铁烟囱。城市生活尚未走上正轨。面粉镇的居民都蓬头垢面，肮脏不堪，身上长出疖子，冻得感冒。
每逢星期日，马克尔·夏波夫全家人都团聚在一起。
在凭卡定额分配面包时期，一清早他们便把本区所有住户的面包票在桌子上剪开，分类，点好，按等级卷进纸卷或纸包里，送往面包店，然后，从面包店取回面包，再把面包在桌子上切成碎块，一份份分给本区居民。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传说了。粮食配给制被其他的分配办法所代替。现在，他们正坐在这张桌子前吃午饭。大家围着长桌子吃得津津有味，嚼得耳朵后面的筋不停地动弹，嘴吧略吧喀响。
房间当中，宽大的俄国炉子占了门房的一半，高木板床上，红过的被子的被角搭拉下来。
入口处前面墙上没上冻的自来水龙头竖在盥洗池上。门房两侧摆着两排凳子，凳子底下塞满装着零碎用品的口袋和箱子。右边放着一张厨桌。桌子上方的墙上钉着一个小橱柜。
炉子生着。房里很热。马克尔的妻子阿加菲姬·吉洪诺夫娜站在炉子前面，袖口挽到胳膊肘，用一根长得够得着炉壁的炉叉倒动炉子里的罐子，一会儿放在一堆，一会儿又放得很开，什么时候需要往哪儿放就往哪儿放。她的脸上出了一层汗，一会儿被炉子照亮，一会儿又被菜汤的蒸气蒙住。她把罐子挪到一边，从炉子深处夹出馅饼，放在一块铁板上，一下子把它翻了一个个儿，再放回去把另一面烤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提着两只桶走进门房。
“祝你们胃口好。”
“欢迎您。坐下跟我们一块吃吧。”
“谢谢。我吃过了。”
“我们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坐下来吃点热乎的，别嫌弃。土豆是用小罐子烤的。馅饼加粥，肉馅的。”
“真不吃，谢谢。对不起，马克尔，我老来打水，把你们屋里的热气都放跑了。我想一下子多打点水。我把斯文季茨基家的锌浴盆擦得错亮，想把水盛满，再把大桶盛满。我再进来五次，也许十次，以后便会很久不来打搅你们。对不起，我到你们这儿来打水，除了你们这儿我没地方可去。”
“爱打多少打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