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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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桃子,挥挥手:“别费劲了,阿米尔。只要记得我说的就行。”
那天夜晚,躺在床上,我想着闪烁的阳光在索拉雅眼里舞动的样子,想着她锁骨上方那美丽的凹陷。我在脑里一遍又一遍回放着我们的对话。她说的是“我听说你是个作家”还是“我听说你写作”?是哪句呢?我捂紧被子,盯着天花板,痛苦地想起,要度过连续六个漫漫的雅尔达之夜,我才能再次见到她。
好几个星期都是如此这般。我等到将军散步离开,然后走过塔赫里的货摊。如果塔赫里【〃文〃】太太在,她会请【〃人〃】我喝茶、吃【〃书〃】饼干,我们会【〃屋〃】谈起旧时在喀布尔的光景,那些我们认识的人,还有她的关节炎。她显然注意到我总是在她丈夫离开的时候出现,但她从不揭穿。“哦,你家叔叔刚刚才走开。”她会说。我真的喜欢塔赫里太太在那儿,并且不仅是由于她和善的态度,还因为有她母亲在场,索拉雅会变得更放松、更健谈。何况她在也让我们之间的交往显得正常——虽然不能跟塔赫里将军在场相提并论。有了塔赫里太太的监护,我们的约会就算不能杜绝风言风语,至少也可以少招惹一些。不过她对我套近乎的态度明显让索拉雅觉得尴尬。
某天,索拉雅跟我单独在他们的货摊上交谈。她正告诉我学校里的事情,她如何努力学习她的通选课程,她在弗里蒙特的“奥龙专科学校”就读。
“你打算主修什么呢?”
“我想当老师。”她说。
“真的吗?为什么?”
“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我们在弗吉尼亚生活的时候,我获得了英语培训证书,现在我每周有一个晚上到公共图书馆教书。我妈妈过去也是教师,她在喀布尔的高级中学教女生法尔西语和历史。”
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头戴猎帽,出价3块钱,想买一组5块钱的烛架,索拉雅卖给他。她把钱丢进脚下那个小小的糖果罐,羞涩地望着我。“我想给您讲个故事,”她说,“可是我有点难为情。”
“讲来听听。”
“它有点傻。”
“告诉我吧。”
她笑起来,“好吧,在喀布尔,我四年级的时候,我爸爸请了个打理家务的佣人,叫兹芭。她有个姐妹在伊朗的马夏德。因为兹芭不识字,每隔不久,她就会求我给她姐妹写信。每当她姐妹回信,我会念给兹芭听。有一天,我问她想不想读书识字。她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双眼放光,说她很想很想。所以,我完成自己的作业之后,我们就坐在厨房的桌子上,我教她认字母。我记得有时候,我作业做到一半,抬起头,发现兹芭在厨房里,搅搅高压锅里面的牛肉,然后坐下,用铅笔做我前一天夜里给她布置的字母表作业。”
“不管怎样,不到一年,兹芭能读儿童书了。我们坐在院子里,她给我念达拉和沙拉的故事——念得很慢,不过全对。她开始管我叫‘索拉雅老师’。”她又笑起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孩子气,但当兹芭第一次自己写信,我就知道自己除了教书,别的什么都不想做。我为她骄傲,觉得自己做了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您说呢?”
“是的。”我说谎。我想起自己如何愚弄不识字的哈桑,如何用他不懂的晦涩字眼取笑他。
“我爸爸希望我去念法学院,我妈妈总是暗示我选择医学院。但我想要成为教师。虽然在这里收入不高,但那是我想要的。”
“我妈妈也是教师。”我说。
“我知道,”她说,“我妈妈跟我说过。”接着因为这句话,她脸上泛起红晕。她的答案暗示着,我不在的时候,她们曾经“谈起阿米尔”。我费了好大劲才忍住让自己不发笑。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我从后裤兜掏出一卷订好的纸张,“实现诺言。”我递给她一篇自己写的小故事。
“哦,你还记得。”她说,笑逐颜开,“谢谢你!”我没有时间体会她第一次用“你”而非用较正式的“您”称呼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突然间她的笑容消失了,脸上的红晕褪去,眼睛盯着我身后。我转过身,跟塔赫里将军面对面站着。
“亲爱的阿米尔,抱负远大的说故事的人,很高兴见到你。”他说,挂着淡淡的微笑。
“你好,将军大人。”我嗫嚅着说。
他从我身旁走过,迈向货摊。“今天天气很好,是吗?”他说,拇指搭在他那间背心的上袋,另一只手伸向索拉雅。她把纸卷给了他。
“他们说整个星期都会下雨呢。很难相信吧,是吗?”他把那卷纸张丢进垃圾桶。转向我,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并排走了几步。
“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相当喜欢你。你是个有教养的孩子,我真的这么认为,但是……”他叹了口气,挥挥手,“……即使有教养的男孩有时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责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场的众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他停住,他那不露喜怒的眸子直盯着我双眼,“你知道,这里每个人都会讲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牙齿,“替我向你爸爸问好,亲爱的阿米尔。”
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
“怎么回事?”爸爸说,接过一个老妇人买木马的钱。
“没事。”我说。我坐在一台旧电视机上。不过还是告诉他了。
“唉,阿米尔。”他叹气。
结果,刚才发生的事情没有让我烦恼太久。
因为那个星期稍晚一些时候,爸爸感冒了。
开始只是有点咳嗽和流鼻涕。他的流鼻涕痊愈了,可是咳嗽还是没好。他会咳在手帕上,把它藏在口袋里。我不停地求他去检查,但他会挥手叫我走开。他讨厌大夫和医院。就我所知,爸爸惟一去医院那次,是在印度染上疟疾。
然后,过了两个星期,我撞见他正把一口带血丝的痰咳到马桶里面去。
“你这样多久了?”我说。
“晚饭吃什么?”他说。
“我要带你去看大夫。”
虽说爸爸已经是加油站的经理,那老板没有给他提供医疗保险,而爸爸满不在乎,没有坚持。于是我带他去圣荷塞的县立医院。有个面带菜色、双眼浮肿的大夫接待了我们,自我介绍说是第二年的驻院医师。“他看起来比你还年轻,但比我病得还重。”爸爸咕哝说。那驻院医师让我们下楼去做胸部X光扫描。护士喊我们进去的时候,医师正在填一张表。
“把这张表带到前台。”他说,匆匆写着。
“那是什么?”我问。
“转诊介绍。”他写啊写。
“干吗用?”
“给肺科。”
“那是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镜,又开始写起来。“他肺部的右边有个黑点,我想让他们复查一下。”
“黑点?”我说,房间突然之间变得太小了。
“癌症吗?”爸爸若无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许是,总之很可疑。”医生咕哝道。
“你可以多告诉我们一些吗?”我问。
“没办法,需要先去做CAT扫描,然后去看肺科医生。”他把转诊单递给我。“你说过你爸爸吸烟,对吧?”
“是的。”
他点点头,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来。“两个星期之内,他们会给你打电话。”
我想质问他,带着“可疑”这个词,我怎么撑过这两个星期?我怎么能够吃饭、工作、学习?他怎么可以用这个词打发我回家?
我接过那张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后叠起一条毛毯,把它当成祷告用的褥子。我把头磕在地面,暗暗念诵那些记不太清楚的《可兰经》——在喀布尔的时候毛拉要求我们背诵的经文——求求真主大发善心,虽则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时我很羡慕那个毛拉,羡慕他的信仰和坚定。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没有接到电话。我打电话过去,他们告诉我说找不到那张转诊单,问我究竟有没有把它交上去。他们说再过三个星期,会打电话来。我勃然作色,经过一番交涉,把三个星期改为一个星期内做CAT,两个星期内看医生。
接诊的肺科医师叫施内德,开头一切都好,直到爸爸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俄国。爸爸当场翻脸。
“对不起,大夫。”我说,将爸爸拉到一旁。施内德大夫微笑着站起来,手里还拿着听诊器。
“爸爸,我在候诊室看过施内德大夫的简历。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他是美国人,远比你和我更美国。”
“我不在乎他在哪儿出生,他是俄国佬。”爸爸说,做出扭曲的表情,仿佛那是个肮脏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国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国佬。我当着你妈妈的面发誓,要是他胆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断他的手。”
“施内德大夫的父母从俄国逃亡出来,你懂吗?他们逃亡!”
但爸爸一点都没听进去。有时我认为,爸爸惟一像爱他妻子那样深爱着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国。我差点儿抓狂大叫,但我只是叹口气,转向施内德医师。“对不起,大夫,没有办法。”
第二个肺科医师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声音轻柔,留着弯曲的小胡子,一头银发。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看过CAT扫描的结果,接下来他要做的,是进行一项叫支气管镜检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块做病理学分析。他安排下个星期进行。我搀扶爸爸走出诊室,向大夫道谢,心里想着如今我得带着“肺块”这个词过一整个星期了,这个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这儿陪着我。
就像魔鬼一样,癌症有各种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麦细胞恶性肿瘤”。已经扩散。没法开刀。爸爸问起病况,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严重”这个词。“当然,可以做化疗。”他说,“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
“那是什么意思?”爸爸问。
阿曼尼叹气说:“那就是说,它无法改变结果,只能延迟它的到来。”
“这个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谢谢你。”爸爸说,“但请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疗。”他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宾斯太太的柜台上放下那叠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别在公众场合跟我顶嘴,阿米尔,永远不要。你以为你是谁?”
塔赫里将军在跳蚤市场提到的雨水姗姗来迟了几个星期,但当我们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诊室,过往的车辆令地面上的积水溅上人行道。爸爸点了根烟。我们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车里抽烟。
就在他把钥匙伸进楼下大门的锁眼时,我说:“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化疗,爸爸。”
爸爸将钥匙放进口袋,把我从雨中拉进大楼破旧的雨棚之下,用拿着香烟的手戳戳我的胸膛:“住口!我已经决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该怎么办?”我说,泪如泉涌。
一抹厌恶的神色掠过他那张被雨水打湿的脸。在我小时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盖,放声大哭,他也会给我这种脸色。当时是因为哭泣让他厌恶,现在也是因为哭泣惹他不快。“你二十二岁了,阿米尔!一个成年人!你……”他张开嘴巴,闭上,再次张开,重新思索。在我们头顶,雨水敲打着帆布雨棚。“你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说?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教你的,就是让你永远别问这个问题。”
他打开门,转身对着我。“还有,别让人知道这件事情,听到没有?别让人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然后他消失在昏暗的大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