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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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懂。”我拿不准我是否真懂他的意思，但我想听他继续说下去。
“让我们假定你拥有那份文件，而且是从公司取来的，如果你现在归还，我来作证，给它标个价格，绝不会超过一百美元。这当然是个轻微的过错，但我们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啦，你必须保证不援引那份文件。”
“如果我不归还呢？当然仍是假设。”
“那它的价值就不同了。严重盗窃罪罪名成立，我们将依法判决。如果原告证明了他的指控，陪审团认定你有罪，那么将由我来宣判。”
他锁紧的双眉，刚毅的目光，严峻的口吻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宣判的结果是我所不愿的。
“另外，如果陪审团发现你的盗窃罪名成立，你将失去律师资格。”
“我明白了，大人。”我诚惶诚恐地答道。
莫迪凯一直保持缄默，只是用心在听。
“与其他案子不同，本案时间是个关键，”基斯勒继续道，“民事诉讼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这取决于文件的内容。接受证据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想在本案转为刑事性质之前就把它解决。我们再次假定文件在你手中。”
“期限多长？”莫迪凯问。
“我想两周时间足够你们考虑了。”
我们同意两周时间比较合理。我和莫迪凯回到审判室，又等了一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
《邮报》记者蒂姆·克劳森和一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他虽看见我们坐在审判室内，但没敢过来。莫迪凯撇下我，好不容易才堵住他，告诉他两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唐纳德·拉夫特和另外一个人正在审判室内，也许他们会对报纸透露点什么。
克劳森直奔他们而去，声音从后排座位上传来，拉夫特一直在那儿消磨时间，他们离开了审判室，在外面继续他们的争论。
我与基斯勒面谈的时间正如我期待的那样短暂。我提出无罪申诉，填了一些表格，然后匆匆离去，拉夫特早不见了人影。
“在我进去之前，你和基斯勒都谈了些什么？”我一坐进汽车就问。
“他都告诉你了。”
“他真不好对付。”
“他是个好法官，但也做过许多年律师，是刑事辩护律师，而且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对一个律师窃取同行的文件不敢苟同。”
“如果证实我有罪，会判几年？”
“他没说，但你肯定得坐牢。”
我们在红灯前停下，幸亏是我开车。“好吧，律师先生，”我说，“我们怎么办？”
“我们有两周时间，让我们慢慢考虑，现在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
………………………………………………
第三十三章
《邮报》上登了两篇报道，都在显著位置，且配有照片。
第一篇是昨天预报过的——关于朗蒂·伯顿悲惨生活的长篇报道。她的外祖母是消息的主要来源，虽然那位记者还联系了伯顿的两个姨妈，一名前雇主，一名社会工作者，她以前的老师，在狱中服刑的她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凭着强烈的进取心和雄厚的财力，《邮报》在搜集事实方面干得很出色，倒省去了我们亲自调查的麻烦。
朗蒂的母亲生下她时才十六岁，她在三个孩子中排行第二。三个孩子都是非婚生，有着不同的父亲，她的母亲从未透露一点关于她父亲的口风，她在东北区的恶劣环境中长大，随着她的问题母亲到处流浪，偶尔也与她的外祖母和姨妈生活一段时问。她的母亲是几进“宫”的人物，而她自己在六年级时退了学，从那时起，她就注定了前景黯淡，与她做伴的是毒品，走马灯似的男朋友，流氓团伙，小偷小摸，以及街头的危险生活，她干过几份最低薪水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总是干不长。
市警察局的档案反映了她的大部分经历：十四岁时因在商店行窃而被捕，经由少年法庭判决；三个月后因在公共场合酗酒再次受到指控，再次上少年法庭；十五岁时携带含酒精饮料，还是少年法庭；七个月后受到同样的指控；十六岁时因卖淫而被捕，按成人处理，虽判罪但未入狱；因严重盗窃罪被捕，从当铺中偷了一台便携式激光唱机，虽判罪但未入狱；十八岁时在特区总医院生下奥塔里欧，出生证上没有列出父亲的姓名；生下奥塔里欧两个月后因卖淫罪被捕，虽判罪但未入狱；二十岁时还是在特区总医院生下一对双胞胎，阿朗佐和丹特，仍然不知父亲是谁；接着是特米科，那个襁褓中的婴儿，是她二十一岁时所生。
在这段悲惨的叙述中，迸出一星希望的火花。生下特米科以后，朗蒂踉跄走进“玛丽之家”，一个与“内奥米之家”相似的妇女日托中心。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个名叫内尔·卡瑟的社会工作者，卡瑟女士在报道中详述了她的看法。
根据她的叙述，朗蒂临死前几个月开始决心摆脱街头，过干净的生活，她主动服用“玛丽之家”提供的避孕药；渴望戒断酒瘾毒瘾；她参加了中心的戒酒戒毒疗程，鼓起勇气与毒瘾抗争，虽然未能摆脱毒魔的纠缠；她很快提高了阅读技巧，幻想有一天能找个稳定的工作，供养她的小家。
卡瑟女士最终为她找了一个工作，在一个大型食品店把农产品摆上货架，每周二十个小时，每小时四点七五美元，她在工作中从未出过差错。
去年秋天的一天，她小声告诉内尔·卡瑟，说她找到了住的地方，但要卡瑟代她保密，卡瑟要去亲自查看，因为这是她的本职工作之一，但她拒绝了。朗蒂说那是不合法的；那是一间小小的带两个房间的公寓房，有屋顶，有装了锁的门，附近有一间浴室。她每月支付现金一百美元。
我记下内尔·卡瑟的姓名，在“玛丽之家”工作。想到她站在证人席上，对陪审团讲述伯顿一家的故事时的情形，我不禁暗自笑了。
朗蒂一想起会失去她的孩子就不寒而栗，因为这样的事常有。“玛丽之家”的绝大多数尤家可归的妇女都已经失去了她们的孩子，朗蒂这样的恐怖故事听得愈多，就愈坚定了她与孩子呆在一起的念头。她学习更用功了，甚至学会了操作电脑，而且有一次连续四天没碰毒品。
忽然她被扫地出门，她的为数不多的随身物品和她的四个孩子被抛在街头，卡瑟女士第二天见到了她，她的情况是一团糟。孩子们又脏又饿；朗蒂喝得醉醺醺的。“玛丽之家”有一条规定，凡是明显喝醉了的或服用了毒品的人一律禁止入内，那里的负责人被迫请她走人，卡瑟女士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她；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直到她在报纸上看到她和四个孩子的惨死。
我看这篇报道的时候想起了布雷登·钱斯。我希望他也在读它，在这样一个早晨，在他那弗吉尼亚郊区温馨怡人、陈设考究的家中，我敢肯定他在早上这个时候已经醒了，处在如此巨大压力下的人怎能睡着呢？
我要让他受到良心的谴责，要让他明白正是由于他对别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践踏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苦难，你坐在精致豪华的办公室里，布雷登，为你的滚滚财源而努力工作，为你有钱的客户准备一份又一份的文件，读着助手们呈上来的备忘录。你派他们去执行那项肮脏的任务。这个冷酷无情、阴险毒辣的疏散住户的决定正是你做出的，而你本应该阻止。他们只是些占住者，难道不是吗，布雷登？像牲口一样活着的卑贱的流落街头的黑人，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没有租契，没有文件，因此没有任何保障可言。把他们抛出去。对他们下手晚了会阻碍工程的进展。
我想打电话到他家，让他连早晨的咖啡杯都端不稳，对他说：“现在感觉如何，布雷登？”
第二则报道令人又惊又喜，至少从法律的角度看是这样，它同时又是个难题。
朗蒂的一个前男友被发现了，是一个名叫基托·斯派斯的十九岁的街头阿飞。他的照片会吓坏每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基托有许多话要说，他自称是朗蒂后三个孩子的父亲，包括那对双胞胎和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三年来他断断续续地与她生活在一起，聚少离多。
基托是典型的市中心贫民区的产物，无业，高中时辍学，有前科。他的可信度将一直受到怀疑。
他曾与朗蒂及他俩的孩子住在那座仓库，只要一有钱就帮她付房租。去年圣诞节后，他们吵了架，后来他离开了，他眼下正与一个丈夫在狱中服刑的女人同居。
他对疏散一事一无所知，尽管他感到那是非法的，当别人问他仓库中的情形时，他提出了足够的细节使我相信他确实曾在那里住过。他的描述与赫克托备忘录中所载相似。
他不知道仓库为蒂尔曼·甘特利所有。一个名叫约翰尼的家伙收取房租，每个月十五号，一百美元。
我和莫迪凯要尽快找到他，我们的证人名单越来越长，而斯派斯先生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基托对他的孩子的死和孩子母亲的死深感伤心。我曾留意观察葬礼，基托绝对没有参加。
案子受到的舆论关注超出了我们当初的想象。我们只想要一千万美元的赔偿，这个可观的数字在报上登出后街上的人们议论纷纷。朗蒂曾和无数个男人发生过关系，基托是第一个未来的父亲，有这样一大笔钱等人招领，其他的父亲们会纷纷跳出来，痛陈他们的丧子之痛，大街上满是这样的候选人。
这就是他的故事的负面效应。
我们永远别指望与他交谈。
我打电话给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找布雷登·钱斯，一个女秘书接了电话，我重复了一遍我的请求，“您是谁？”她问。
我报了一个假名，声称要当他们公司的客户，是河橡公司的克莱顿·本德介绍来的。
“钱斯先生不在。”她说。
“那他什么时候在呢？”我不客气地问。
“他度假去了。”
“很好。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清楚。”她说。我挂断电话。度假要一个月，然后变成公休假，然后是请假外出，最后被逼得没办法只得承认钱斯已被解雇。
我早就怀疑他不在公司了，这个电话证实了我的猜测。
过去七年来公司就是我的生命，因此不难预测它的行动。它的狂妄自大不容许别人损害它的名誉。
我们一递交诉状，我怀疑他们就从布雷登·钱斯那里得到了真相。是他自己主动坦白，还是他们刺探出来，这一点无关紧要。他从一开始就撒了谎，致使整个公司如今受到起诉。也许他向他们出示了赫克托备忘录的原件，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更有可能的是他早已毁了这些，被迫说出他所隐瞒的一切。公司——阿瑟·雅各布斯和董事会——最终得知了真相。疏散住户是不该发生的，代表河橡公司的钱斯应该用书面形式中止口头租房协议，并提前三十天通知租住户。
三十天的延迟会妨碍邮政大楼的开工，至少对河橡公司来说是这样。
而三十天的缓冲期将使朗蒂和其他房客安全度过冬季最寒冷的日子。
钱斯被迫离开了公司，毫无疑问他的股份被高价买断。赫克托可能飞回总部做了简单的汇报，既然钱斯已走，赫克托可以说出真相以保全他的职位，他当然不会透露与我的接触。
关起门来，董事会面对着事实，公司遭到了前所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