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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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伯特，今天的天气如何？”
“晚上再问我吧。”
“好，告诉你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崔雅刚做完血液检查，指数还是过低，无法进行下个阶段的化疗。她有点沮丧，不只是因为想赶快完成这些治疗，更因为每一次的延后，即使是一天，都显示治疗的效果降低了。现在可能还得拖上一个星期，上一次的治疗整整延后了两周。情况不怎么乐观。诺伯特，‘该死’的德文要怎么说？”
“哦，肯，我很遗憾，有什么是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我需要订一间小巧的汽车旅馆，不要太贵，靠河边30公里左右，还需要—辆计程车和—位会说英语的司机、去柯尼希斯温特（K？nigswinter）的指示图、莱茵河渡船的时刻表、德拉亨山（Drachenfels）的开放时间，还有柯尼希斯温特是否有供应素食的餐厅……”
天气，终于不再阴霾。有时万里无云，有时飘来几缕白云。有人说冬天的气候如果特别糟，开春之后就会特别好，看来是真的。肯和我在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herg）与柯尼希斯温特度过了一个很棒的周末，我们住在莱茵河畔的一间旅馆里，浪漫极了。春天是我最喜爱的季节，我喜欢看着它的景致变化，然后把它带回医院去。当我闭上双眼时，所有的景象历历如绘：在阳光下特别鲜明的白樱树冒出的新叶，绿色的草原上点缀着白色的小雏菊与鲜黄的蒲公英。
现在我又回到医院，回到治癌的琐事上，一个星期后才能接受化疗。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再等一个星期，化疗的效果又会降低一些。但这次感觉却很轻松，食欲有点降低，睡眠增加了一些，有时需要服用安眠药，还有一点头晕，比阿德利亚霉素要轻松多了。如果医生早一点采用这些化疗的药剂，我想我会应付得更好。阿德利亚霉素会伤我的灵魂，好像费尽千辛万苦，才能感到一点愉悦，而眼前这种治疗却不会阻碍我的快乐。
啊，德国人，他们真是既仁慈、和蔼又乐于助人，肯比我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们接触。他常去吃饭的那家餐厅的女服务生，前几天带着花来探望我，另外还有许多司机先生、店东以及女服务生都十分关心我。
“点亮莱茵河”是这个周末一项盛大的庆祝活动；沿岸所有的城堡都燃起火炬，还有放烟火的表演。维琪来看望我们，肯陪她一起到河边看烟火，河边挤满了人群，各种年龄层都有，大部分是孩子，非常壮观。肯和维琪边看边发出惊叹声，他们闹了一阵子，突然发现周围鸦雀无声，连小孩都安安静静地，气氛非常怪异。肯后来问柜台的服务人员，因为美国人看烟火的时候一定会呜哇地大叫，服务员说也许美国人的啤酒喝得比较多。肯笑着说：“怎么可能，你们是全世界啤酒喝得最凶的国家，这才不是真正的理由呢！”服务员说：“在德国，大家看烟火的时候从不呜哇，我们只会嘘……”
在波恩总会碰上令人捧腹的场面，颇能振奋我们的精神。有一次我们坐在一家露天咖啡馆，维琪点了卡布其诺，我为自己叫了Kolh啤酒。闲谈之间，一位侍者走到我们的桌边：“你是肯·威尔伯吗？我的胃里有个洞，急需要你的帮助。”
他的胃里有个洞？我们俩都被吓呆了，以为他有胃癌，他可能看见我的光头，以为我也得了癌症，我赶紧站起来送那位侍者到“诊所”去。
他在一家书店看过我的书，认出我就是作者，他毫无避讳地谈起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女友刚离开所造成的影响与困扰。“我的胃里有个洞”，其实他真正想表达的是，“我的心中觉得非常空虚。”他已经沮丧得顾不了那些客人了。他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描述自己胃里那个可怕的洞。
我忍不住和维琪及肯说，我真希望自己能早点发现这个地方。我提到一些过去犯的“错误”——我应该一开始就把整个肿瘤切除，继续接受三苯氧胺（tamoxifin）的治疗，每一位癌症复发的患者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也都能举出一两件足以延缓复发却被自己疏漏的方法。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别陷在自责的情绪中（即使有时还是会滑落悔恨的险坡），戴上后见之明的眼镜来看待目前的处境。我发现许多过去所做的选择都是出自怠惰，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治疗方式，因而轻忽了重要的后续医疗（继续食疗，服用大量的维他命、运动与观想等等）。我一直认为已经动手术，做了放疗与化疗，难道付出这些代价还不够吗？我只想回归原来的生活，哪儿也不去，不去看其他的大夫，不再做任何医疗的抉择。我瘦了好多，也吃了许多苦，难道还不足以让情况好转吗？反正处在这个模糊地带，本来就很难决定该做什么其他选择。
同时我又明白自己很自然地往最好的方向想，受到积极思考运动的影响，这股欲望有时膨胀得有点离谱：非常努力地想像癌症已经去除了，充满信心地告诉自己“我是健康的”，提防出现再度住院或癌细胞还躲藏在身体的某个角落的念头，因为消极思想的存在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使癌症复发。
我发现亲友们也都倾向于积极思考，我很理解没有人愿意往坏处想，但是癌症病人的恐惧并不是虚而不实的，也不只是负面思考，希望亲友们能学习和这份恐惧相处，毕竟它有时也能有正面的作用。
我发现过度简单的积极思考不但会让人否认自己的恐惧，更会在化疗结束后消除再接受其他治疗的动力。选择其他的治疗时需要高度的激励，因为做这些抉择是十分困难的，更别提到很远的地方就医所花费的时间与金钱了。当你没病时，看到报上刊登的治疗方法，只会觉得有趣，但是生病时接受这些治疗可就大费周折了。如果你一味地运用积极思考，可能会失去必要的动力。
我把注意力转回当下，小心翼翼地调整架在鼻梁上的这副后见之明的眼镜，再一次地，我看到自己想要依赖奚弗大夫“快刀斩乱麻”的治疗背后的怠惰，还有，以为凭着积极思考就能把癌症治好，但是这副眼镜的焦距点是清晰的，让我很清楚地看到我应该继续寻找长期的辅佐方法。一旦决定采用综合的治疗方法，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贯彻到底。我知道自己的怠惰与想要过正常生活的欲望，会让我一听到别人的建议或他人的经验时，就会对自己所做的选择产生疑虑。但是我会保有那些怠惰与欲望，让它们帮我拨云见日。我希望我写的这些东西能帮助别人在起起伏伏的癌症生涯中，维持高度的治愈动力。我会提醒自己，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对于疾病的发展或结果，也许只是极小的影响，甚至完全没有。我提醒自己深呼吸和放松。由自责所促成的动机只会伤害到自己。每当我紧抓着某样东西不放时，我会提醒自己放下，对自己温柔一点，学习与未知相处。试着去体会没有努力的努力、没有选择的选择、没有动机的动机。努力不一定能达成目标。
崔雅进行第二次化疗时，观想的主题再度浮现，此刻的她应该观想化疗打败了癌症才对。但是她无法决定该采用主动或被动的观点。她觉得两者都很重要，这又是“做”与“存在”之间的平衡。这一阵子大部分的癌症病人采用的都是积极思考的观想，但是崔雅觉得应该佐以更开放、更无目标的观想方法。她时常与爱迪丝一起练习，爱迪丝本人也是超个人心理学派的治疗师，比较倾向罗杰派。崔雅将她的观察写成一篇报告，在美国各地的癌症中心广泛地流传（你可以向癌症支援中心索取影印本）。
“肯？肯？你在吗？看看这个。”
“开什么玩笑，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有一天我坐在病房里和爱迪丝聊天，肯走了进来。当时我正告诉爱迪丝关于遗失五角星项链的事，我说我努力学习透过观想把它分送给每个人，从这个事件中我读出了许多意义，我的名字艾斯崔雅就是“星星”的意思。肯开始取笑我古怪而迷信的这一面，他说我对正面预兆的信心不及我对负面预兆的信心。我马上回应一句，“不，这句话不对，正面预兆也同样深具意义。”他说：“哦，好，既然你真的相信正面的预兆，看看这是什么？”说完就从口袋掏出那条五角星的项链。我愣住了，已经这么久了，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肯一直不肯回答我，最后才说：“我只是要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丢一样东西可以被你诠释成坏的兆头，那么失而复得是不是该被诠释成好的兆头。”
旅馆洗衣妇在我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发现它，我根本就忘了那个口袋的存在。那天洗澡时，我一定是怕放在柜子里会被拿走，才放在裤子口袋里，扣好后就忘了。我好高兴重新拾回这条项链，希望它能带给我好运。奇怪的是，它不在的时候对我影响更大，我仍然继续观想把它分送给别人，观想它在别人的脖子上，观想它深入别人的内心，这仍然是很好的练习。但是，当我失去它而仍然渴望它的时候，这项练习反而更具挑战性。如果它一直不再被拾回，这项练习可能就会随着记忆模糊而被淡化，可是现在这颗星星又回到了我脖子上，于是它成了一个持续的提醒，这项练习也将继续下去。
另一天的傍晚，当我和爱迪丝在林间散步时，对这个“给予”的观想，突然有了很大的领悟。我以前总觉得善待自己就意味着对别人不善。以最后的一口美酒来说——如果我为了善待自己而喝了那口酒，其他人就喝不到了。
我觉得有很大的冲突，突然间“我是谁？”这句话冒了出来。我发现善待别人与善待自己的冲突，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我在“我是谁？”这句话上下足了功夫，那么我与他人之间的界线就会渐渐淡化，因此，这并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要不就善待自己，要不就善待别人。当人我的界线淡化以后，以前被我视为善待别人的行动，其实就是善待自己，所以我非常乐意将最后一口美酒留给他人，甚至是全部也可以。
这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我已经以这颗星星做了很久的观想练习，在此之前，是自他交换的练习。现在运用“我是谁”的话头把人我的界分感连根拔起，则是在道途上更往前跨了一步。每当我执著于最后一片起司时，我都会问：“喔，是谁在执著？是谁在感觉损失？”然后我会十分乐意地把它送出去。正如肯所说的，宇宙里只有一个大我在享受它。因此我过去的障碍和不能善待自己的原因，就是出在过于强烈，也过于快速的人我之分。因为被锁在这样的分别心中，我才会觉得善待别人就亏待自己，善待自己就亏待了别人。现在放掉分别心，享受给予，善待自己也善待别人，似乎容易多了。当然这个道理我早就知道了，但现在的领悟才是具体而实在的。
以恐惧面对痛苦所产生的感觉就是自怜，它令你想要改变当下的真相。但是如果以爱来面对痛苦，把心安住其中，不以恐惧或嗔恨，而是以仁慈来面对它，那便是真正的悲悯了。
当崔雅在第二次化疗后渐渐地恢复时，她的肺部却感染了。不太严重，医师这么向我们保证：但是为了预防从外面带进来一些污染，他们还是剥夺了我几天的探视权。崔雅与我只能以电话联系：她忙着做她的艺术创作、静修、写作、参究“我是谁？”这个话头、写日记，一切都很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