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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忠诚与背叛-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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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弦话隳延巡恢浪埂凹崾亍薄白詈蠓老摺保运奶纫埠苣芽啊T诹街匮蛊认拢跗印⒘豕k等最担心他是否能坚持住。三出三进白公馆的涂,在最后的时候里,态度很明确,他认识到是自己不坚强,犯了错误,而且过失太大,组织上无法原谅,前途是没有的了,所以除了愿意接受处分外,自己仍愿望尽力从事些建设工作。至于参加特务工作,或者枪毙他也是不会反叛了。这时,白公馆的朋友对他比较了解,安慰他,在生活上也照顾、接济他,他也很冷静,经常读书,不大说话。《报告》中,罗文斌还向组织郑重地转达了王朴、陈然、刘国鋕等革命同志的意见:以涂的素质来讲,是很不够,很不彻底的,之所以有后来的坚持,完全是由于党的长期教育,长期培养的结果。从涂的叛变过程看,我们希望组织上对提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更进一步谨慎和严格。

革命者对党的这份忠诚昭日可见!这样的意见,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被全党所重视、所接受。

对涂孝文的问题,敌人方面则觉得此人已“无可救药”了,恼怒之下,徐远举在签发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杀革命者的名单上也将涂孝文一起列了进去,这样,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10人被一同公开“审判”,并押至大坪刑场公开枪杀。据有目击者回忆,枪杀前,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其中当然也包括涂孝文。一个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共产党的叛徒,在临死前却高喊“共产党万岁”,我们既感叹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又无比钦佩狱中革命者对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转化能力。

需要特别感叹的是:当一名忠诚于党的战士,何等不易啊!



其实在第一章里,笔者曾经提到过在1949年10月28日的那一次所谓的“公审”中,除了涂孝文外,还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华辅。这位蒲华辅,被捕时任川康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在组织系统上是与川东临委平行的地下党组织,白公馆和渣滓洞庭洞的难友多为川东临委组织系统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华辅。蒲华辅被捕后,特务同时抓捕了他的妻子,连同两个小孩,一家人一起被关押在白公馆,未与其他难友同室关押过,其他难友只有在放风时间有可能与他接触。据《红岩》作者罗广斌回忆,难友们与蒲华辅性情上不是很投缘,觉得他对人“不大说话”,“态度一直很矜持”,接触很少,所以我们掌握的关于蒲华辅言论、思想情况的材料很少。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存有一份1950年制的蒲华辅《被难人士登记表》(档案号:B674),上面记载了关于他的零星信息:

姓名:濮正应,化名:蒲华辅;男,36岁;铜梁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1926年弃旧学入铜梁县中肄业,1927年加入中共,积极活动,被开除,后入上海中国公学,一年后返铜梁县中任教,领导该县土桥事件。1930年于渝被捕,囚3年余。1937年返县任教,1939年任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在万县工作,下半年又去泸县整理组织,1941年起工作于成都7年之久。 中共川康工作委员会书记。 著作不少,精于地理,被国特收括一空。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出现的几个叛徒中,蒲华辅的年龄最大,党龄最长,党内职务最高。他的叛变经历类似涂孝文,也属于“先软后硬型”。他被捕叛变后,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特务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其中韩子重、齐亮、马秀英、张学云、韩秉炀等被送押重庆并杀害。

蒲华辅被捕,是由刘国定和冉益智共同出卖而造成的。刘国定叛变不久,就向特务交代认识川康特委负责人,外号叫“郑眼镜”,住在成都,但不知道“郑眼镜”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当时特务先忙于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及镇压华蓥山武装起义,没有立即追查这条线索。到了1948年11月,特务认为重庆地下党组织已经被打垮了,决定把破坏活动向川西推进,但苦于找不到进一步深入的线索。一天,特务雷天元与冉益智闲聊时,说到刘国定出卖的“郑眼镜”的情况,冉益智马上说:这个人呀,我认识,我们还一起工作过!“郑眼镜”真名叫蒲华辅,本名叫蒲文昶,是铜梁人。特务雷天元一听眼睛就放光了,因为雷天元也是铜梁人,他早就认识原来叫蒲文昶的蒲华辅,雷天元和蒲华辅还是铜梁县中学的校友。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这么个线索,使徐远举兴奋不已,当即他飞到成都亲自摸底,然后成立了一个“川西特侦组”,并任命刘国定为组长,雷天元为副组长,同时任命另一位叛徒骆安靖为书记员,到成都具体执行破坏川西地下党组织的任务。徐远举的这项特别任命,让雷天元感到不舒服,因为他根本不把刘国定放在眼里,而且有事都是直接向徐远举报告,所以实际上雷天元才是“特侦组”领导。刘国定解放后交代说:“12月20日前后,徐远举由渝来成都,决定派雷天元(二处专员)、骆安靖(叛徒)来成都与我共三人建立一个小组,准备设法破坏成都党。1949年1月2日,雷天元、骆安靖二人来成都,正式成立川西特侦组,名义上我是组长,雷天元是副组长,骆安靖是书记,实际上雷天元又代表徐远举处理一切,怕我不积极,故弄个组长来压在头上。”

雷天元到成都后,找到成都的驻地特务机关,请求协助。成都的一个特务与雷天元是同乡,也认识蒲华辅,还在街上碰见过,只是过去不知道蒲华辅的身份。特务们一商量,决定采取“大海捞针”的办法,天天上街转,大街小巷搜寻。特务知道蒲华辅是条“大鱼”,决心抓到他后立功受奖,就不辞辛劳,每天上街。直到1949年1月13日,成都一个认识蒲华辅的特务在一个茶馆里把蒲华辅抓到了。蒲华辅在成都叛变后被押到重庆。据难友们观察,他后来“逐渐镇静”,没有再进一步出卖组织,而且还拒绝了徐远举让他参加特务工作的要求。

蒲华辅是罗广斌《红岩》中的“甫志高”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其实蒲华辅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与其他叛徒还有所不同,相对而言,他是属于党内的知识分子那一类人,他们在投身革命时或者在革命工作中,一直充满激情和理想,而且蒲还是个理论方面很专长的人。他的个人生活上也有很浓重的知识分子色彩,清高、自命不凡,遇事头脑易发热。一方面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容易被激发革命热情,另一方面真碰上敌人严刑拷打下又经受不住皮肉之苦,而当他“痛定思过”后,又表现出坚强不屈的精神来。他与家人一起关在白公馆10个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党人的影响,后来一直没有向敌人屈膝投降,还以自己是“党的高级干部”和有知识、有修养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说得俗些,那种骨子里的知识分子臭架子一直放不下来,难怪连陈然、王朴这样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看不惯他。

1949年10月28日,蒲华辅和涂孝文与陈然、王朴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场公开枪杀。在赴刑场的整个过程中,据目击群众讲,蒲华辅与其他烈士的英勇慷慨就义没有什么不同,表现得“非常共产党”。

蒲华辅十分可悲:这样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如果他也能在敌人的严刑面前咬紧牙头,不吐一个字,那么他不也就是另一个“许云峰”了吗?然而,蒲华辅不是,他在最关键的原则立场问题上,他叛徒了党和同志们,他的名字因此不能刻在红岩“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只能在党的史书中被标上两个永远耻辱的字:叛徒!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同样的结论:无论你以怎样的理由,只要你成为背叛者,你就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李文祥,“红岩”中另一个与所有叛徒表现很不一样的叛徒。这位生于1919年,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被捕前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记,主要负责地下党农村武装工作的联络、干部输送、人员转移及武器药品购置等,据说是位骨头很硬的“地下老武装”。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于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太太一起被敌人抓捕。被捕之初的李文祥,饱受重刑,几度晕死过去,但他没有背叛党。他与特务们采取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应对策略:说远不说近,说大不说小,说死不说活,说上不说下,说虚不说实,特务们因此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收获。而徐远举等特务分子对被捕后的共产党员判断其是否“投诚”,基本上有两个硬指标:一是有没有交出所掌握的地下党组织系统,二是加不加入他们的特务组织,参不参加特务活动。故对李文祥一番审训后,特务们就认为李文祥“不老实”,属于重案犯。但特务在审案时,发现李文祥对太太的感情很深,因此特务们就把李文祥作为重犯关押在白公馆,将他的太太关押在渣滓洞,而不像白公馆的一些囚犯那样夫妇同押一处。

在关押白公馆期间,一般难友对李文祥的印象还比较好,认为他“一直表现得不坏”。李文祥与陈然接触较多,陈然发现李文祥实际上情绪很低落,就劝他利用坐牢的时间好好学点理论,李文祥却不屑地说“懒得读这些理论东西”,相反,他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和冉益智一起眉飞色舞地大谈两性关系。李文祥反倒经常对陈然喋喋不休地说他有10年以上的党龄,当过县委书记,为党的工作苦了多少年,一点享受和报酬都没有,结果还要被捕,想想真是太不值得了,要是不出问题,解放后起码会怎么怎么样。陈然是位胸襟开阔,又见过世面,知道一个人要在长期的刑讯、关押中通过考验,坚持到底很不容易的,就更主动地找李文祥谈心,不断激励他、鼓舞他。可时间一长,李文祥对陈然的话便不以为然了,哼哼哈哈应付一下照常想他心里那点事儿。

就在同时,特务们则正按计划一步一步地“引导”李文祥。每次提出李文祥审案时,都特地把李文祥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无意而实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与他太太见面,所以一次审讯案,能让李文祥对太太的思念之情增加十分。太太见面时,李文祥都会痛哭一场。李文祥的太太也是个地下党员,但没有对特务承认身份,看到李文祥这样痛苦,反过来不断鼓励和劝说丈夫,要他坚持住!但李文祥的感情和精神状态越到后来越处于崩溃的边缘。每每痛哭过后,他就会想:我这样苦熬到底是为什么?为了革命胜利?革命确实快要胜利了,但真到了胜利之日,我还活着吗?为了党?我已经为党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工作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了什么?为了天下人的幸福?古人说“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我如果死了,连太太的幸福都不能给,我还能给天下人什么?陈然为了挽救李文祥,甚至对他说:“你要是去向敌人‘自首’,我就跳楼自杀!”可李文祥却这样回答:“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胜利”。终于,一次审案后特务威胁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李文祥感觉天都塌了,他再也不敢想象自己就这么完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不能与太太相见的痛苦。入狱8个多月、在特务的鞭子与老虎凳上没有背叛,却由于忍受不了牢狱之苦和对前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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