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8大奇案-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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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16年、空间上相差大约四分之一个地球的这两起“事故”在不同受害人的同一身体部位造成的几乎是同样的伤口，这种“巧合也不是不可能的”。他唯一不能解释的是，卡瑟琳和丽诗手上的那些自卫性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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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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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方从外州警方请来的犯罪现场勘查专家逐一指出了杜尔罕警署办案人员在赛德街1810号的所有“不规范操作”，但在公诉方的交叉取证中，这位专家承认，在他亲临处理过的300多处犯罪现场中，没有哪一处可以做到“100％地不被污染”，而且，要“控制一个建筑面积1万平方英尺的现场……确实不容易”。事后，全美各地的警察们纷纷对这位专家的出庭表示“不理解”，因为不少州有明文规定，假如一方警署对另一方警署的作为产生疑问或异议，应该通过各执法机构间的官方接触协调解决，而不可随随便便地当众指责，更不可在一宗谋杀案的审判中作为被告方的证据提交法庭。显然，戴维·鲁道夫们是钻了各州立法不同的空子。
被告方的法医学专家认同了杜安·笛维尔计算出的三处血液喷射源，但却不认为是因三次打击所致。这位专家列举出种种其他的可能，说甩头发、挥手等动作也可以产生相似的血迹图案。他还向陪审团出示了一张警方在现场拍摄的卡瑟琳脸部照片，指示着嘴唇处的一滴血印说，这便证明了楼梯间墙上的大部分血迹是卡瑟琳咳嗽时喷溅而成的。最令陪审员们不解的，是这位专家在作证的过程中说的一句话：“那里的血太多了，不可能是打击。”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事实，被告方和公诉方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被告方聘请的生物力学家用电脑模拟出他们假设的案情经过：一个涂着黑指甲和黑唇膏的卡通人物从楼梯上翻滚而下。但在接受公诉方的交叉取证时，这位专家承认，他无法精确地模拟出卡瑟琳头上的七道伤口是如何形成的。
被告方在法庭上宣读了泰德·彼得逊的前女友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的证词，她因怀孕而不能出庭。科丽丝玎娜在证词中说：“星期六晚上10点20分，当泰德和我离开那里时，彼得逊先生和彼得逊夫人都显得兴致勃勃，很高兴的样子。”作为回应，公诉方宣读了另一份证词：“1月8日，下午4点，我，亚特·霍兰，访谈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女士……塔马赛提女士说，当她在彼得逊家时，她没有看见彼得逊先生。”
奥兰多·胡德森法官批准了陪审团的请求，允许他们到赛德街1810号实地考察。
据唯一获准代表媒体参加此次活动的瑞勒市《新闻与观察》报记者报道，陪审员们分两组，每组八人，进入现场。楼梯间则是一个一个进去的。有的陪审员走上全部18级楼梯，再走下来。有的只上了一半。有的走到第三级台阶处，停下来，回过头，想象从这个位置摔下去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有的做挥杆状，假装手里握着那根拨火棍。几乎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眼睛凑近墙壁或地板，查看那些将近两年前留下的血迹。
某些陪审员认可了被告方的观点，楼梯间太狭窄，不可能自如地挥动那支35英尺长的拨火棍。而另一些人则以为，卡瑟琳·彼得逊若是从这么短的距离滚下来，不可能造成那么大面积和那么严重的创伤。
9月18日，星期四，开庭两个多月来第一次，关于卡瑟琳·彼得逊命案审判的报道没有出现在当地报纸的头版，“它被强劲的‘依莎贝尔’飓风吹进了内页”。由于飓风肆虐美国东南部沿海，法庭被迫休庭一天半。
被告方和公诉方一样，把他们的“好戏”放在了最后，正所谓“压轴戏”。
飓风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一，被告方传唤科莱·安德森，一位自1999年起经常到彼得逊家帮忙干杂活儿的小伙子。与卡瑟琳的两个妹妹堪戴丝·冉勃利尼和萝莉·坎贝尔的证词相反，科莱说他从未在彼得逊家中看见过什么拨火棍。
可是后来他又说，卡瑟琳去世后，他和泰德·彼得逊一起去买了圣诞树摆放在彼得逊家的客厅里。众所周知，迈克·彼得逊告诉警方，家里的圣诞树是他和卡瑟琳在12月7日买下的，而且，在警方12月10日的现场录像中，那棵圣诞树业已竖在了彼得逊家的客厅里。可见科莱小伙子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可靠。
星期二，被告方传唤亚特·霍兰中尉。
戴维·鲁道夫手里摆弄着堪戴丝·冉勃利尼交给公诉方的拨火棍：“这玩意儿真轻巧，是吧？”
“是的，是很轻巧，先生。”
“空心？”
“空心。”
“可以弯曲？”
“有一些柔性。”
“你想没想过，假如有人拿着这玩意儿击打另一个人的头顶——三下、四下、五下——打得很重，把头都打出了口子，这支拨火棍会怎么样？”
“可能会有点变形。”亚特·霍兰中尉说。
戴维·鲁道夫从被告席上拿过一根塑料管，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支拨火棍，一支一模一样的拨火棍，只不过，很脏，布满灰尘和蜘蛛网，还沾了一些死虫子。
果然，法庭里的人们顿时兴奋起来，旁听席上响起一片嗡嗡声。
“瞧见了吗？”被告律师显然对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很满意，“这是一支拨火棍，对吧？你知道在过去的20多个月里，它一直呆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它看上去没有变形，对吧？”
“没有变形。”
“也没有什么地方凹陷，或扁平，连一丁点儿的弯曲也没有，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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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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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挺直挺圆乎的。”亚特·霍兰中尉承认。
被告方传唤摄影师约翰·罗森萨尔。他说就在两天前的星期日下午，他应被告方律师们之邀，于2点30分左右到达赛德街1810号。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是想请他拍摄车库墙角里的一支脏兮兮的拨火棍。
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交叉提问：“你是否确知，如果把一件东西放进车库里，多长时间便会积满灰尘？”
“不知道。”约翰·罗森萨尔回答。
当然，摄影师约翰·罗森萨尔不会是这方面的专家，事实上，被告方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专家。助理检察长的问题其实是针对整个被告方的。
“你是否确知，多久会结上蜘蛛网？”弗蕾达·勃莱克继续问。
“不知道。”
“你是否确知，车库里的小虫子多久会死？”
“不知道。”
约翰·罗森萨尔是被告方的最后一个证人。
戴维·鲁道夫曾在他的开场发言中向陪审团许诺说，被告方将传唤若干彼得逊夫妇的朋友熟人，以证明这对夫妻相亲相爱，情深意笃；将传唤一些医学专家，以证明卡瑟琳经常头痛头晕；将传唤一些前海军陆战队成员，以证明迈克·彼得逊曾经是一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但是，所有这些证人都没有出庭。
和他的开场发言一样，戴维·鲁道夫代表被告方的总结性发言也是从一段录音开始——检察长简蒙·哈丁开场发言中谈到凶器——拨火棍的那段话。
“这，便是我方关于本案十个疑点中的第一个，”戴维·鲁道夫揿下录音机上的“停止”键，开始说，“那支下落不明的作案工具并没有下落不明，而且，也并没有被作为作案工具。”
“第二，被告缺乏令人信服的作案动机。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哪个男人会无缘无故地谋杀他的妻子。”戴维指责公诉方是反其道而行之，先定罪名，再找证据。“一上来，他们准备指控迈克·彼得逊为谋财而杀妻，此计行不通了，便又冒出来一个‘同性恋’事件……那可能成为杀人的动机吗？那最多只会让你们觉得：‘哦，天哪！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电脑里全是些乌七八糟的色情照片。真恶心！’
“疑点之三，卡瑟琳和迈克·彼得逊婚姻幸福，从来没有过虐待和暴力的历史。一般来说，一个男人虐待妻子不会从谋杀开始……
“疑点之四，迈克·彼得逊在案发之后所表现出的震惊和悲痛是相当真实的，当时的在场者无一不如此认为……
“疑点之五，卡瑟琳·彼得逊的头部创伤与谋杀不符……没有颅骨骨裂，加上没有红肿淤血，再加上没有脑组织内伤，等于没有人为的打击。
“疑点之六，如果将一个人毒打致死，凶手不会让受害者爬来爬去，弄得到处是血，再让他在那儿躺个三四十分钟，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没有人会那样做。
“疑点之七，现场被严重污染、甚至变动，所以很难判断警方从现场采集到的证据有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
“疑点之八，公诉方证人使用的许多方法毫无科学性可言。”戴维·鲁道夫花了很长的篇幅抨击杜安·笛维尔关于血液喷溅图案的计算结果，然后说：“无须我多言，你们自己就能看出来，他搞的那一套是不是太邪乎，太过于牵强附会。
“疑点之九，在丽诗·拉特利的案子上……拉瑞·巴恩斯博士当时的结论是，拉特利夫人因跌下楼梯而死。……巴恩斯博士只是一名验尸官，拉特利夫人跟他有什么关系？这整个事件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他发现了什么可疑之处，他有必要隐瞒吗？不只是他，1985年那么多的现场调查者谁都没有看出任何可疑之处……那么现在，公诉方到底又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证明迈克·彼得逊和拉特利夫人之死有关？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一切唯一可以证明的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戴维·鲁道夫认为，公诉方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案子强扯到一起是十分荒谬的，“仅仅因为两具尸体都在楼梯底下，那又怎么样？那他就成了楼梯杀手？系列楼梯杀手？
“你们中的大多数年长者可能还记得肯尼迪总统被刺案，还记得那一长串林肯与肯尼迪相似性的比较。林肯于1846年当选总统，肯尼迪于1946年当选众议员……”
“我抗议，法官大人，”简蒙·哈丁检察长举手打断戴维的发言，“此事与本案无关。”
法官奥兰多·胡德森要戴维·鲁道夫跳过这一段，讲他的下一点。
“疑点之十，办案人员因为有了预定的框框……从12月9日开始，他们不是在查找和验证‘所有’的证据，他们只是在查找和验证他们需要的证据。而一旦某证据不能证明他们理论，他们便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这位被告律师最后说：“我们恳请你们，在考虑了与本案相关的‘所有’证据之后，送回一个能够充分体现事实与公正的裁决——一个‘无罪’的裁决。”
公诉方由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首先致词：
“恩爱夫妻们说这样的话：‘我，迈克，接受你，卡瑟琳，为我的合法妻子。同甘共苦，白头偕老。我将爱你、抚慰你、尊重你、保护你。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在我的全部生命里，我将摈弃一切，只奉你为我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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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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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爱夫妻们相互许下了这样的诺言。……迈克说，他与卡瑟琳是恩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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