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8大奇案-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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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方和被告方对二犯的会诊结果都是严格保密的。媒介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纷纷聘来自己的专家学者。当地的两家报业巨头，《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先驱者》，则棋高一着，发函至欧洲大陆的奥地利首都维也那，邀请著名医生兼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前来美国，为两名案犯作心理和性格分析。《芝加哥论坛报》报出的价格是25万美元，或由弗洛伊德先生随意开价。《芝加哥先驱者》报则表示，愿意接受弗洛伊德的任何要价，又因为大师当时身体欠佳，该报提出将为他的赴美之行在一艘豪华巨轮上包下全部头等舱位。但最终由于健康的原因，年近古稀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推辞了所有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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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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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先驱者》还是使出了吸引读者的奇招。前者请到一位颅相学家，他根据纳森和理查德五官的形状和位置来判断他们的性格，并撰文若干在该报连载。后者则找来一位星占学家，此人连篇累牍的分析结果表明，两名案犯的佐狄亚克星座标志业已决定了他们成为杀人犯的必然性。年轻读者们更感兴趣的是，不少报纸相继开辟的“与纳森和理查德比智力”专栏。据测试，纳森·里奥普的智商为210，理查德·洛易的稍次，亦高达160。煞费苦心的主编们让那些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专家给两名案犯若干智力测试题，再将同样的题目以及他们的得分公布在报纸上，供人们或习作，或消遣，或下注，或竞奖。
不久，报纸上出现了新的阅读热点。有贼人破窗进入克拉任·达偌博士的事务所办公室，盗走被告方专家们长达5万字、将近300页的会诊报告后，高价转卖给各报社。也有人说，这其实是克拉任故意安排的，他希望市民们能有机会在本案正式开庭之前听到故事的另一面。
会诊报告囊括了纳森和理查德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家庭背景，个人履历，童年记忆，学生时代，等等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报告揭示出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并非两名案犯生活中的孤立事件，而是他们若干年犯罪生涯的极端和顶点。
据专家们认为，理查德·洛易早在八九岁时即开始出现犯罪倾向。他第一次作案是偷了一位邻居家孩子的零花钱，藏在自己玩具房子的屋檐下。“他当时完全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感到惶恐或惴惴不安，反而觉得很兴奋，因为别人都不知道钱的下落，还在屋里翻箱倒柜满世界地找寻，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不久，理查德和另一个男孩在街角处摆摊儿卖柠檬汁，当然也是小孩子的游戏了。他趁着同伴不注意，窃走了玩具收银箱，连同里面的钱一起埋在自家的后院里。从此，理查德养成了顺手牵羊的习惯，而且不管那件东西对自己是否有用。他曾先后偷过他哥哥亚伦的一张面值100美元的债券，表兄的两瓶酒，叔叔的三瓶威士忌。他的得意之作，是有一次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一位朋友的贴身口袋中掏出了一只扁形锡酒壶。“还有这条裤子”，理查德指指自己身上，不无炫耀地告诉专家们，他如何在一家乡村俱乐部里发现了一只未上锁的衣帽柜，又如何乘人不备偷出了这条高档的毛料裤子。专家们在报告中写道：“促成他此举的真正原因是偷盗带给他的刺激，至于被盗物品的价值等，倒在其次了。”
理查德果然智商不低，在这些接二连三的偷盗和欺骗中几乎从未失手。只有一次例外，那还是理查德很小的时候，在夏令营里冒领了别人的小甜饼后被戳穿。他当时“觉得特别窝囊，发誓今后一定不要再被人逮住”。
在遇到纳森·里奥普之前，理查德有一位比他大两岁的好朋友，但是在所有的恶作剧中，理查德都是主谋。有一次，他带着那位大男孩从邻居家的窗台上盗走一只银瓶。事先他们曾策划了很久，但在盗得银瓶之后，理查德随手就将它扔进了湖里。
里奥普和洛易两家虽然只隔了三个街区，但因为上的是不同的中小学，纳森和理查德直到1920年秋才相互认识。那时，15岁的纳森刚上大一，比他小七个月的理查德已经是芝加哥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共同的犹太裔背景，相差无几的年龄，特别是，二人皆被师长们誉为“少年天才”，使他们一见如故，相逢恨晚。
纳森也是自小就有盗窃行为，但不及理查德那么经常，那么严重。据专家们的会诊报告：“病人（指纳森——笔者注）记忆中的首次偷盗，是从一位朋友的集邮册里悄悄拿了几枚自己尚缺的邮票（据称曾得到其家庭教师的鼓励）。他同时也收集香烟包装，有一次竟偷窃其兄的领带去跟人换烟盒。当家人问起时，他马上据实承认，毫无掩饰或抵赖之企图，亦无羞愧之意。病人还记得小时候曾从一家希腊餐馆里偷过水果。”
1923年2月，理查德邀请纳森到洛易家在密执安州嘉列沃克的别墅度周末，两人于旅途之中研讨出了一整套在桥牌中作弊的暗号。理查德是不缺朋友的，但纳森却常常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专家们认为，在二人的关系中，理查德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他可以强迫纳森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而纳森却是被动的，因为他离不开理查德，他违心地跟着理查德进行一些犯罪活动，只是为了维持他们之间的友谊。理查德曾带着纳森在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家商店里偷过烟斗，在一家饭店里盗走过一只网球比赛的奖杯。有一次理查德发现，他母亲的密尔博牌轿车钥匙可以开启其他同类型的车辆，便伙同纳森在天黑之后闯入车行偷车，被车行的保安一路追赶，最后被迫弃车而逃，任由那辆车在电线杆子上一头撞毁。纳森跳车后当即找到一个藏身之处，理查德则冲上一辆过路的电车。事后两人会合，改换行头，又回到肇事现场看热闹。就是在那次以后，纳森说他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不愿意再干这种得不偿失的冒险勾当。但是不到一个月，又被理查德说服，跟着他第二次盗车。这一次，两个人直接将车开到一家餐馆门口停下，警察跟踪而至，在顾客中询问这辆车是谁开来的，二犯佯作不知，径自吃完饭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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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从小偷小摸逐渐发展到偷车，他们的其他犯罪行径也日见升级。理查德和纳森先是打电话到学校骚扰老师，后来便发展到了谎报火警、匪警，先是在路上砸车窗和商店的橱窗玻璃，渐次发展到了纵火烧房子。
一次，理查德和纳森打电话到哈佛学校，指名点姓找一位老师。秘书告诉他们那位老师正在上课，理查德坚持说他有非常要紧的事情。等那位老师匆匆赶到办公室，理查德在电话上告诉他：“请把话筒插进你的屁眼里。”10分钟后，他们又打过去第二通电话要通一位老师，对方说该老师有事不能接听，理查德便留言道：“告诉他现在可以把话筒拔出来了。”
另一次，他们和两位朋友一起在库普…咖里顿饭店吃午饭，席间理查德打电话报警说该饭店失火。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由远而近，两位朋友吓得赶紧躲开，理查德和纳森却若无其事地留在饭店，观看自己导演的闹剧。
专家们的报告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病人（指理查德——笔者注）继续说，有一次他和他的朋友计划烧掉一块空地上的棚子。他们先开着各自的车在五个街区以外停下，病人进入其同伴的车，两个人开车到了空地，在棚子的地板和墙壁上泼洒汽油后纵火。
“他们回到五个街区外的停车处，换乘病人的车再赴火灾现场，使病人能有机会欣赏自己亲手制造的混乱场面，和围观的人群交谈，听他们是否猜得出失火的原因，并提供一些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法。病人说，他能从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理查德·洛易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们的这些犯罪活动能引起公众的注意，所以每次作案后，他都会在第二天买回所有的报纸，逐一翻看有没有相关的报道。几经失望之后，理查德决定干抢劫。1923年夏，他们计划在一位朋友全家去纽约度假期间洗劫那幢空无一人的房子，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绳索、凿子和左轮手枪等作案工具，但终因一些临时出现的意外而未得逞。
同年11月的一天，理查德和纳森驱车200余英里，回到他们曾经就读的密执安大学安纳勃分校，准备在理查德当年与几个学生合租的一栋房子里行窃。理查德在那里住过两年，对房子的结构和学生们的习惯了如指掌。他们于凌晨时分潜入，盗走了所有能盗走的物件，并不是因为需要，只是想把案子作大，能多少引起一些轰动。那台后来打出了赎金索取信的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就是这次行动的赃物之一。二犯随后来到纳森当年的住处再次作案，因为刚好碰到一位学生起夜，只偷得一架照相机。
1923年11月13日，星期一，《安纳勃时代新闻》报第三版的“当地简讯”栏目里刊登了一则不足50字的消息：“警方正在调查今晨3时至5时发生在瓦西腾瑙街学生宿舍的偷窃案。被盗物品包括手表、现金、打字机、奖章、钢笔等。”
据纳森·里奥普的供词，就是从那时起，两名案犯开始酝酿一桩更大的犯罪活动。
1924年7月21日，星期一，芝加哥万众翘首的“伊利诺伊州人民诉纳森·里奥普及理查德·洛易”案，或按照比较通俗的说法，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在市中心刑事法庭大楼六楼，首席法官约翰·加维利的审判室里开庭。63岁的约翰·加维利已经做了14年法官，他个子不高，满头华发，戴一副金边眼镜，论其外表和气质都更像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
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克拉任·达偌博士今天穿戴得十分整齐，但仍不及他的两位委托人那般华贵潇洒，又因为天热而不停地擦汗——那时的法庭还没有安装空调——左胸衣袋中原本叠得有棱有角的手帕很快就皱巴了。虽然相处不到两个月，纳森·里奥普已经一改他对克拉任的最初印象，对这位法学界的老前辈崇拜得五体投地，而且言必听，计必从。许多年后，纳森甚至在其自传中称颂克拉任是一位英雄，因为在一桩曝光率极高的案子中为两位臭名昭著的杀人犯辩护，是需要有一些敢于“倒行逆施”的勇气的。
克拉任·达偌率先发言。后来有记者在报道中认为，他实际上是抢先发言。克拉任针对当时媒介的猜测和议论指出，他知道，今天上午的听证对被告方来讲是一次机会，他们可以就本案提出任何动议。但是第一，被告方不打算要求“异地审判”，因为他的两位委托人认为，民众对他们的不良印象已经遍及全美，如果他们不能在芝加哥得到“公正裁决”，在别的任何地方也同样得不到。第二，如果公诉方提出将谋杀与绑架分案审理，被告方亦不会有任何异议。
克拉任一口气讲了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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