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第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签订之后,咸丰万分耻辱,他一直在热河幽居,拒绝接见任何外国使臣,甚至连朝臣也拒绝接见,整天沉湎于鸦片和酒。一年之后,30岁的咸丰英年早逝,26岁的慈禧与恭亲王联手,临危不惧,心狠手辣,击败了肃顺等八大臣,与慈安一起垂帘听政。那些政治上的手段与阴谋,慈禧可以说是烂熟于心。她属羊,但很多如狼似虎的大臣在她面前胆战心惊。她一生在深宫之中生活和挣扎了近60年,即使是执政,也有48年,在她面前,有咸丰、同治、光绪三位皇帝驾崩,而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则在她的操控下,惶惶不可终日。
与历史上曾经的女皇武则天相比,慈禧从不轻佻,也从不淫荡,虽然她的面前有很多优秀的男人,而慈禧也聪明异常地懂得怎样赢得男人的欢心,懂得男人的虚荣和软肋。这个年轻的寡妇对于爱新觉罗家族一直是忠心的,在某种程度上,她就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一样,不辞辛苦,管理着这个庞大腐朽的家业。
第十四章 忠与奸(2)
按照现在的说法,慈禧从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以女人征服男人的方式统治这个国家,充满热情地生活在宫中。慈禧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女人,她注意养颜美容,注重梳妆打扮,喜欢美食,爱好花草,亲自制作精致的化妆品,并且,还会写诗,会欣赏诗,善于书法、绘画,喜欢用真正的花草汁涂在自己的画作上。除此之外,慈禧还天性幽默,富有智慧,她习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理性的问题直觉化。
当然,作为一个手执最高权力的单身女子来说,始终环绕于慈禧周围的,是挥之不去的孤独与恐慌。与她的前辈主宰一脉相承的是,由于满族人是征服者,相对于庞大的被统治的汉族,这个民族一直势单力薄。尽管满人入关掌握政权之后,汉族男人留起了辫子,向异族皇帝高呼万寿无疆,也尽管满族几乎毫不走样地尊奉汉文化的一切传统。但历代的满族统治者都在骨子里对于汉人有着深深的警惕,他们知道,在汉族人的骨血中,那种被他人统治的感觉300年间不曾有一刻消失。这种广袤的不安全感,使得深居高位的统治者的第一考虑就是,如何在人数众多的汉族中用尽一切办法维持自己的政权。深层次的恐慌决定了清国在整个制度上的保守性和专制性——最高统治者高居一个松散的、却存在着等级和名分的社会秩序之巅,以儒家富有教导意义的道德行为准则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在这个秩序里,经典的教义是至高无上的,庞大的家族制支配着个人,恪守职责的信条高于享受权利的信条,文官控制着军事,商人为其所用;道德行为的准则凌驾于人的情欲、物质利益和法律条文之上。朝廷还必须借助依靠和笼络汉人中的杰出人物,远离社会的快速进化。清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和隐秘中,延续了很多年,每届统治者在这样的位置上,都多疑,也多虑,尤其是对于手下的能臣,必定一方面要倚仗他们,另外一方面,又得无时无刻地提防他们,控制他们。慈禧当然也是如此。这样的恩威并施、处心积虑,也就决定了慈禧在很多事情上不敢大意,决定了她在很多事情上神经过敏。
在晚清诸多的汉臣当中,李鸿章无疑是当中的出类拔萃者。李鸿章的人情练达、讲究实际、足智多谋,使得慈禧与李鸿章之间比较有共同语言。就慈禧本身来说,她是很想有所作为的。早在刚刚垂帘听政时,慈禧就以后期爱新觉罗家族男儿少有的胆识,领导了当时的“自强运动”。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不仅仅使清国的财政和国力有所增强,而且增加了慈禧的威信,也稳固了她的统治。从1862年到1875年的这一段时间,被称为“同治中兴”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大清在慈禧与恭亲王的领导之下,似乎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整个国家在渐渐的开放中嗅到了海洋的咸涩气息……在朝廷的号召下,李鸿章无疑起到了骨干作用,是“自强”运动的马前卒。正是在慈禧掌权的初级阶段,李鸿章因为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与慈禧的接近,赢得了这个女人的好感。这也决定了慈禧与李鸿章在今后的岁月里建立了信任和不解之缘。
慈禧与李鸿章是存在着很多相同点的:他们都属羊,从年龄上说,李鸿章要比慈禧整整大一轮。慈禧极其欣赏李鸿章,不喜欢在小事上较真、酸腐而迂回的翁同。在慈禧看来,偌大的一个朝廷,绝大多数,都是一群无用的书生,真正能在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解决问题的,首屈一指还是李鸿章;而且,李鸿章精通人情世故,凡事一点就通。她就喜欢这样的聪明人。正因如此,慈禧很少干涉大权在握的李鸿章,对他十分信任和放心,李鸿章一生曾面临多次危机,他的公开和潜在的对手曾多次罗列罪名,收集证据,要弹劾他,甚至要置其于死地,但都是慈禧,在最关键的时候保护了他。慈禧对于李鸿章的态度让李鸿章感恩戴德,李鸿章知道,只有慈禧,才是最能够理解并且信任他的人,“士为知己者死”,这一句话,是极符合李鸿章心境的。对于朝廷,对于慈禧太后,虽然李鸿章也有很多不满,并且在私下也发过牢骚,但在公开场合,在“大局”面前,李鸿章从不说一个“不”字,总是表现得忠心耿耿。李鸿章知道,在内心深处,慈禧对于自己也是有提防的,尽管自己手握重权,但他仍然是慈禧的工具。李鸿章深深了解慈禧,这个女人心狠手辣,她一直奉行“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生不痛快”,得罪不起。是慈禧在控制李鸿章,而不是李鸿章操纵着慈禧。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中,最高权力者的性格与喜好,往往就是游戏规则。李鸿章是清楚地知道这个绝对规则的。
第十四章 忠与奸(3)
于是,在晚清的权力构架中,慈禧和李鸿章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知李鸿章者,慈禧也;能助慈禧者,李鸿章也。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互相需要,并且对对方也心有余悸。他们二人的方法各异,但他们却有一样的目的,那就是全力保全清朝,保全皇室,他们就像清王朝最坚固的两根柱子一样,构求着一种平衡,支撑着末日的清廷。
在深知李鸿章同时,慈禧还在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晚清时代的重臣之中,玩弄政治平衡术,与李鸿章一样,慈禧从未让他们担任过核心职务,但他们从未遭到过她的贬黜——当一位臣子的权力到了足以威胁她的安全时,慈禧就会心狠手辣地下手了。当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亲王。当慈禧察觉到恭亲王自以为功高盖主得意洋洋之时,她就毫不犹豫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个合作者,一个曾经亲密的盟友,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作为女人,慈禧还有着女人的政治方式,罢黜恭亲王的同时,慈禧还拿出女人才具有的温柔,收恭亲王的女儿为义女——这个女人,是深得这样的政治艺术的,就像她经常使用的一枚印章,上面镌刻着:恩风长扇。慈禧,就这样经常轻摆她的羽扇,不时拂出徐徐的恩风。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不妨假设一下。假如李鸿章对清王朝取而代之,那又将如何?
李鸿章至少有三次机会面对这个问题。第一次是曾经的洋枪队统领戈登提出来的。1880年清国与俄国关系危急,俄国以伊犁之役,对清国进行威胁恫吓,大有进一步扩大事端之势。戈登这时候正好去天津拜访李鸿章。当李鸿章向戈登问询对于时局看法时,戈登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听完此话后,沉默半晌,然后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李鸿章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
第二次,就是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了。
1894年6月甲午战争前夕,孙文曾到达北洋大臣李鸿章驻节地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上李傅相书》。在此之前,孙文先到上海拜见已是名满天下的乡贤郑观应,将此书交给郑观应一阅。郑观应谈了一番感想后,转请王韬润色,并给孙文写了引荐书,推荐他去见李鸿章。在这本《上李傅相书》中,孙文大胆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议。由于这时中日在朝鲜对峙已经剑拔弩张,加上孙文上书的内容过于敏感,李鸿章并没有对此事有所表达。也许,在李鸿章眼中,像孙文这样的“知识青年”还是太过稚嫩了,不足以从长相议。并且,李鸿章到底有没有接见孙文,一直存有争议,上书的结果是,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
第三次则是1901年。当义和团运动无法控制、八国联军群起进攻北京之时,西太后急诏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北上议和。有一种说法是,在此关键时期,梁启超到了广州,拜会了李鸿章,为李鸿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以应对此事:上策拥两广自立,以李鸿章在当时国内外的影响力,旗帜鲜明地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体;中策为起兵广东,北上剿拳勤王,以谢洋人,以兵马给洋人以威慑;下策就是奉诏单骑入虎狼之穴议和了。国乱纷扰之际,清室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上策无疑也是一种大胆的选择。但李鸿章对于所有的方案都未置可否。还有消息表明,李鸿章在广东期间,还同意幕僚刘学询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的策划,同流亡在外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用孙中山来施行新政。
尽管最终这些行为烟消云散,但这样的传闻,听起来还像是煞有介事。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李鸿章是对那个腐朽的朝廷彻底地失望了。这个腐朽的朝廷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内忧外患,苟延残喘,牺牲人民,绥靖洋人,让李鸿章本人受够了窝囊气。如果李鸿章真有打算鼓足勇气重写自己的人生,结果或者不出人意料,只是,时也,运也,李鸿章在犹豫中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和可能性,只能一以贯之,以一个“糊裱匠”的形象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第十四章 忠与奸(4)
作为拥有重兵的地方诸侯,与朝廷的关系处理一直是潜在的,也是最具危险性的问题。随着清国腐朽和没落程度的加深,这种关系肯定会变得越来越迫切。从表面上看,李鸿章是有这个能力的,他手头一直握有重兵,无论是在智慧胆略上,还是从资历上,他比朝廷诸多的迂腐旧儒酒囊饭袋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并且以当时淮军的实力,相比较岌岌可危的清王朝,要想取而代之,并不是件太困难的事。但李鸿章似乎从未这样做,而且几乎从不对朝廷说不,在一辈子官场生涯中,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从未违反过朝廷的有关授意,也从未对朝廷表现过一丝不恭。
应该说李鸿章有很多次非常好的“取而代之”的机会。李鸿章为什么不这样做?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实力问题,而是世界观问题,“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从性格和世界观上来说,李鸿章显然不是曹操那样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李鸿章虽然很聪明,但他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