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概论讲义-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些话虽然没有说出文学是认识生命、解释生命的,可是承认了为文学而生活是值得的。自然这里的名利计较还很深,但因求不朽之名以致力文章,实足以鼓舞起创作的兴趣与勇气。
(三)曹丕又说:“文以气为主。”气是什么?很难断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此语看出:为文的要件是由内心表现自己,不是为什么道什么理作宣传。这里至少是说文当以什么为主,不是文当说明什么;气必是在文内的,道理等是外来的。
以上三点虽仍未说明文学是什么,但是对于文学的认识,确已离开实效而专以文论文了。
以下讨论陆机的《文赋》:陆机的《文赋》比近人的一开口便引“文,错画也”真够高明的多了。他开口便是:“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这是说文是感物激情而发的,不是什么“文者务为有补于世”。有深刻的观察,有敏锐的情感,有触于内心,那创作欲便起了火焰,便欲罢不能的非写不可;那写出来的便是物我的联合。所以,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心有所感,便若痴若狂。想象与思维的联合,使心灵荡漾在梦境里。那方寸之地,忽然与宇宙同样的广大,上帝似的在创造一切;忽然缩敛,象一丝花蕊般细嫩,在春风里吻着阳光。于是,
“笼天地于形内,挂万物于笔端。始踯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我们再看他对技术方面怎样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这是体格不同,当配以相当的文字。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这是文辞音声应求妍美。
“或寄辞于瘁音,言徒靡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这是一些文病。
但是为文到底有一定的规则没有呢?他不肯武断的说。他只说: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古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这似乎是说:文无定法,技有巧拙,要在审事达情,必求其适了。
统观全文,可以看出两个要点来:一,文学是心灵的产物,没有心情的激动便没有创造的可能。这个说法又比曹丕的以求不朽之名为创作的动机确切多了。二,作文的手段,如文字的配置,音声的调和等,是必要的,不如是,文章便不会美好。
发于心灵,终于技术,这是《文赋》的要义。陆机虽没能逐条详加说明(假如他不用赋体作这篇文章,他一定会解说的更透彻一些;自然,也许因为不用赋体,它便不会传流到现在),可是这些指示,对文学已有了相当的体认了解。我们可以替他下一条文学定义:文学是以美好的文字为心灵的表现。
《后汉书》的著者范晔,主张“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同时他拿“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去讲究音调。
以意为主是重在讲说什么,便是要分别什么是该说的与什么是不该说的;这比以情为主的文学欣赏又低落了许多,因为文学的成功以怎样写出为主,说什么是次要的。况且传达“意”的自有哲学与科学,不必一定靠着文学。但是不论是文以情为主,是以意为主,他们——陆机,范晔——都由作家的立场来说文的主干是什么,不是替别人宣传什么文学以外的东西了;他们也全以为音调的讲究为必要的。
音调的讲究渐渐成了文学的重要问题。在《南齐书·陆厥传》里说: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沈约是四声八病的首创者,这种讲究看着虽然很纤巧,但是中国言语本是“声的言语”;声的调配实是叫文章美好的要件。当这“盛为文章”的时代,由主义而谈到技术上去,是当然的步骤。这四声八病的规定,虽叫文人只留意技术方面,可是这不能不算对言语的认识有了进步;文学本来是以言语为表现工具的,怎样利用工具的研究是应有的。沈约答陆厥书里说:“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征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殊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比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这明明是说声韵的分析与利用是一种新的发现。
这技术上的讲求,自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但足以证明那时候文学确是成了独立的艺术,一字一声也不许随便用了。这正象乐器的改善足以帮助音乐进步,光线颜色的研究叫画家更足以充分的表现。自然,专修美工具是不能产生出伟大作品的,但这不能不算是艺术进展中必有的一步。
现在我们看萧统的文说:他是很爱读书的人,他并且把所见过的文章选出来,作一部模范读本——《文选》。这个工作的第一步自然是要决定:“什么是文”。他说:“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文选序》)
他一面推崇姬、孔,一面暗示出这些经艺根本不能算作纯文学;于是托词不敢芟夷剪截,轻轻的推在一边。
还有:“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说理讲哲学的著作,不是为爱好文学而作的,也就不取。(打倒了“以意为主”)。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这是说事实虽美,毫无统系,而且不是文学上有意的创作品,也就放在一边。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史书是记载事实的,也不是纯粹文学作品,所以也不取。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合格呢?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方能被选。这个大胆的择取,便把经,史,子,杂说,全驱到文学的华室之外,把六艺即文学的说法根本推翻。有想象的,有整个表现的,有辞藻的,才能算文;不如此的不算。这个规定把“文”与“非文”从古籍里分析开,使在历史上与文学上“文”与“非文”截然分立,差不多象砌了一堵长墙,墙上写着:这边是文学,那边是文学以外的作品!这个“清党工作”真是非常勇敢的,大有益于文学独立的。
以下我们谈《文心雕龙》:我们一提到文学理论与批评,似乎便联想到《文心雕龙》了。不错,它确乎是很丰富,很少见的一部文学评论。看它的内容多么花哨:
关于说明文学体质的有《原道》、《征圣》、《宗经》、《正纬》等篇。
分论文体格式的有《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讨论修辞与作文法理的有《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但是,我们设若细心的读这些篇文章,便觉得刘勰只是总集前人之说,给他所知道的文章体格,一一的作了篇骈俪文章,并没有什么新颖的创见。看他在《原道篇》里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
这又是以“文”谈“文学”,根本没有明白他所要研究的东西的对象。至于说:“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便牵强得可笑!动植物有“纹”,所以人类便当有“文”;那么牛羊有角,我们便应有什么呢?
在《宗经》里:“‘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经是文章的骨髓,自然文士便不许发表自家的意见,只许依经阐道了——文学也便呜呼哀哉了!不怪他评论《离骚》那样伟大的作品也是:“(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淹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辨骚》)
这样以古断今,是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创作。《诗》是《诗》,《骚》是《骚》,何必非把新酒装在旧袋子里呢!论到文章的体格,他先把字解释一下,如:“诗者持也”,“赋者铺也”,“颂者容也”等等。然后把作家混含的批评一句,如“孟坚《两都》,明绚以雅瞻。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等等。前者未曾论到文学的价值——赋到底是体物写志的好工具不是?后者批评作品混含无当,作者执笔为文时可以有一两个要义在心中为一篇的主旨;批评者便应多方面去立论,不能只拿一两句话断定好坏。
至于章表奏启本来是实用文字,史传诸子本是记事论理之文,它们的能作文学作品看,是因为它们合了文学的条件,不是它们必定都在文学范围之内。刘勰这样逐一说明,比萧统的把经史诸子放在文学范围之外的见识又低多了。
说到措辞与文章结构,这本来是没有一定义法的;修辞学不会叫人作出极漂亮的诗句,文章法则只足叫人多所顾忌因沿。法则永远是由经验中来的,经验当然是过去的,所以谈到“风骨”,他说:“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这“正式”是哪里来的?不是摹古么?说到“定势”,他便说:“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返,则文体遂弊。”这是说新学之锐,有所创立是极危险的。文学作品是个性的表现,每人有他自己的风格笔势,每篇文章自有独立的神情韵调;一定法程,便生弊病,所以《文心雕龙》的影响一定是害多利少的,因为它塞住了自由创造的大路。
总之,这本书有两大缺点:一、刘勰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是把文与道捏合在一处,是六朝文论的由盛而衰。
二、细分文体,而没认清文学的范围。空谈风神气势,并无深到的说明。
这么看,《文心雕龙》并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而是一种文学源流、文学理论、修辞、作文法的混合物。它的好处是把秦汉以前至六朝的文说文体全收集来,作个总结。假如我们看清这一点,它便有了价值,因为它很可以供给我们一些研究古代文学的材料。假如拿它当作一本教科书,象欧洲早年那样读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与《诗学》,便很容易断章取义,把文学讲到歧途上去。刘勰自己也说:“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和“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这弥纶群言,是他的功劳;虽然有时是费力不讨好。这唯务折衷,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