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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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纳瓦拉的行动是一次极为大胆的行动。这位邪恶的科莱奥内医生代表了一种稳定和政治保护，“我们的事业”对此十分重视。纳瓦拉除了做医生之外，他还是科莱奥内农民联合会的主席、农民公会的理事以及这一地区健康保险计划的检查员。纳瓦拉将自己的朋友安置在了许多有重要影响力的半官方机构里，他的一个弟弟经营着一家西西里地区巴士公司，这家公司是纳瓦拉在1943年用遗弃的军用车辆亲自创办起来的。这名科莱奥内医生控制了相当数量的基督教民主党的选票，也获得了该地区其他黑手党老板们的支持，而且还可以依赖自己家族内的黑手党手下，他们要么有丰富的经验，要么在美国有关系。虽然他因为涉嫌参与里佐托谋杀案而被在国内流放一段时间，但在被人枪杀之前他甚至还被授予了意大利骑士爵位。难怪该镇的农民都称他为“我们的父亲”。黑手党很少有兴趣允许像莱焦这样的普通杀手扰乱好不容易耐心积攒起来的、有利可图的威望。

杀害纳瓦拉之后，莱焦领导的那帮人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保持他们进攻的势头。到目前为止，生存和胜利指的是同一回事。纳瓦拉死后一个月，纳瓦拉最威猛的三个手下在一次枪战中丧生，这次枪战发生在科莱奥内镇中心，参战人数达几十人。几名旁观者，包括儿童在内，受了伤。科莱奥内因此获得了“墓碑”的绰号。1958年10月，《时刻》在“危险”这个单词标题下整版曝光了莱焦的活动。三天后，这家报纸的编辑部遭到了炸弹的袭击。

莱焦对地位巩固的科莱奥内老板们发动惊人的政变虽然不同寻常，但却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确认了贯穿黑手党历史中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尽管政治影响力很重要，但是荣誉团体的最终权力在于其军事力量而不是政治力量。莱焦在1958年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随时准备为了使用压倒性的暴力而付出短期的政治代价．这一点后来成为科莱奥内黑手党采用的策略的一个特征。

科莱奥内地区的枪杀和绑架持续了五年。就在莱焦所领导的那批自命不凡的手下即将对纳瓦拉集团取得全面胜利之时，发生于1963年6月30日的西亚古力汽车爆炸案导致了大规模的逮捕并使得西西里岛西部几乎全部的黑手党活动都暂停了下来。莱焦这位“红花侠”最终于1964年在科莱奥内的一座房子里被逮捕。这所房子属于一个老处女，她曾经是被杀害的工会会员普拉西多·里佐托的未婚妻，因此之前丝毫没有受到别人的怀疑。

当64名参与莱焦派和纳瓦拉派战争的人员最终在1969年接受审判时，他们都被无罪释放。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莱焦成为黑手党杀手已经有25年，但他的犯罪记录只留下了一项罪名：偷窃几捆玉米。反黑手党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后来对判决做出了批评，指责莱焦及他的部下有恐吓证人的行为，还有法官在评估控方证据时表现出了异常严谨的“无意识”倾向。莱焦似乎在调查和审判期间试图销毁过物证。在纳瓦拉谋杀案现场找到的汽车尾灯碎片曾经在案发当时被证实来自一款属于莱焦的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几个月之后为了复验打开证据袋的时候，人们发现那些碎片已经被替换成了另一种型号汽车的尾灯碎片。控方提出上诉反对无罪释放，但当莱焦在二审中被判处无期徒刑时，他再一次藏匿了起来。

莱焦及其部下于1969年被无罪释放之后，黑手党又重新开始了活动。此时，一张新的黑手党权势图出现了。假扮警察在拉齐奥大街杀害“眼镜蛇”米歇尔·卡弗塔奥的开枪队伍中有两位是莱焦的顶尖杀手：卡洛杰罗·巴加里拉和“拖拉机”伯纳多·普罗文扎诺（前者在袭击中被打死并被扔进潜逃车的后备箱里，而后者在本书编写时成为老板们的老板）。黑手党委员会改组不久，莱焦在“我们的事业”中的地位才得以确认。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委员会最初只有三名成员。第一个人是“塔诺”加埃塔诺·巴达拉曼迪，一名在大西洋两岸有着稳定关系的重要毒品经销商，也是起草委员会规则的“宪法工作小组”的三位成员之一。第二位是绰号为“维拉格拉齐亚王子”的斯特凡诺·邦塔德，巴勒莫最大家族的老板，也是最著名的黑手党王朝的后裔，他的父亲曾是唐·卡洛·维齐尼葬礼上的护柩者。第三位就是卢西阿诺·莱焦，他经常委托自己信任的副手“矮子”托托·雷依纳代表他参加会议。

三巨头的组成标志着新的委员会与“乔香蕉”在1957年访问西西里后设立的第一个委员会属于不同类型的机构。禁止家族首领在委员会拥有一席之地的规定被取消。毫无疑问，委员会的三位成员成为巴勒莫省最有权势的君子，也是整个西西里黑手党中最有权势的“君子”。委员会现在已经不再像布西达在1975年所设想的那样仅仅作为本地家族老板们与“君子”个人之间的权力平衡杆。实际上，委员会现在正从上而下使黑手党家族重新恢复活动并对其进行重组。当整个委员会于1974年开始运作时，“我们的事业”采取的是等级制的命令结构，多玛索·布西达后来向法尔科内描述的就是这一权力结构，这一权力结构直至今日依然存在。

问题是来自落后的科莱奥内的卢西阿诺·莱焦是如何在巴勒莫精英群里占据一席之地的。真实情况是，尽管莱焦和马龙·白兰度都将恶名赋予了科莱奥内，但科莱奥内并不是黑手党的“首府”。早在莱焦于1964年第一次被捕之前，他就不再仅仅是科莱奥内家族的老板，他将自己的影响力有效地延伸到了巴勒莫。

巴勒莫是莱焦大部分时间藏身的地方。就是从巴勒莫市的肉类批发市场里，莱焦的小型货运公司将其非法屠宰的牛拉走。在巴勒莫，“一意孤行的科莱奥内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为了权力而努力挤进镇议会。在巴勒莫，莱焦的公司出租装满走私烟的摸奖机器。莱焦同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的主要参战者拉·巴贝拉、布西达、格雷科、卡弗塔奥、托雷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巴勒莫是黑手党的根源所在之地。它依然是荣誉团体权力集中的地方。巴勒莫是第二次黑手党战争的战利品。

莱奥纳多·维塔尔的精神危机

西西里黑手党的历史不只是由高层政治、大生意和战争而构成。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起悲剧事件（在本章和下一章中将会叙述到），悲剧事件影响到了生活在黑手党制度统治之下的男女老少，反映了他们对日常生活的严重焦虑。

1973年3月29日晚上11点左右，莱奥纳多·维塔尔走进巴勒莫紧急行动小组的当地指挥部，宣称自己正处于宗教危机之中并打算开始新的生活。他32岁，是来自“我们的事业”中的阿尔里罗·迪·百达家族的“君子”，是十人小头目。在那些目瞪口呆的官员面前，维塔尔承认了两项谋杀、一次谋杀未遂、一次绑架以及许多轻微的罪行。他还说出其他凶杀案的元凶。他解释了黑手党家族是如何组织的，他所在的家族的成员都是谁并且透露了黑手党委员会的存在。虽然他在组织里的级别很低还不能确切知道到底谁担任委员会委员，但他解释，有一次科莱奥内三巨头之一的“矮子”托托·雷依纳曾经为他的家族和相邻家族解决过纠纷。当消息传到新闻界后，大家都称他为“巴勒莫郊区的瓦拉奇”〔※指的是美国黑手党分子乔·瓦拉奇（Joe　Valachi），后来为了争取宽大处理而向美国警方出卖了黑手党的内部情报。瓦拉奇是第一个让大家知道美国的黑手党往往用“我们的事业”来指代其组织的人。〕。

就在维塔尔自首三个星期后，调查官邀请了一个有司法精神病学家组成的团队来到尤西卡丹监狱，并指示他们确认这名悔罪者是否足够理智而成为一个可靠的出庭受讯的证人。在此之前，一些迹象明显表明他的精神状态脆弱。当年早些时候，维塔尔因为涉嫌参与绑架而被关押在阿西纳拉岛一周，在此期间他曾经用自己的粪便涂满全身。他向精神病医生作的解释是：

做那样的事情能够有助予以某种方式理解——理解到像那样的事情并不是不好的，而其他的事情才是不好的。像那样的事情不会伤害人，但是其他的事情是不好的——我以前做过的事情是不好的。

维塔尔将粪便涂抹全身的行为远比他的言辞更能说明一切，他教育程度很低。尽管维塔尔的口齿不灵，但他向精神病医生所讲述的故事让我们洞悉了加入一个在沉默和死亡的国度里运作的团体组织将要付出什么样的感情代价。

维塔尔的叔叔是他生命中最有影响的人，他在父亲去世之后向他的叔叔寻求缺失的关爱，他的叔叔同时也是他的老板。“他是我的全部”，维塔尔说道。他人生最大的焦虑就是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是一个男人。“我相信我是一个同性恋，而且这个想法一直伴随着我。”他在14岁时就不再做弥撒，因为他责怪上帝给他头脑中带来的“丑恶思想”。他成为了一名黑手党分子，他说：“作为对我自己的本性的一种反抗，因为上帝赋予我这些情结。作为对上帝的反抗，因为他赋予了我一种自认为自己不是男人的情结。”

但是，当莱奥纳多·维塔尔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这和任何“情结”都无关。黑手党的价值体系已经在维塔尔家族的后代中延续下来，维塔尔的祖先中有一人曾经做过杀手，19世纪90年代还澄清没有为唐·拉法莱·帕里佐罗效力过。当莱昂纳多的叔叔察觉到年轻的莱奥纳多崇拜自己时，他开始遵守家庭传统来考验他的胆量。有一次叔叔问他，“你看到我的双手了吗？它们血迹斑斑，但是你父亲的双手沾染的鲜血更多”。他的叔叔要他证明自己的“勇敢”。刚开始时让他杀死了一匹马，然后在他19岁的时候让他杀死了一个人。他曾被小型的菲亚特500载着经过受害者，然后手持猎枪站在后座上向受害者开火。莱奥纳多得到的奖励就是他的叔叔带他去打云雀，后来他的叔叔又接纳他进入阿尔里罗·迪·百达家族。莱奥纳多参加的入会仪式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黑手党入会仪式在细节上大同小异，他的手指被塞维尔柑橘树上的刺扎破，树上的苦果自阿拉伯时代就因其精华而受到推崇。

毒死警犬，焚烧汽车，捣毁柑橘果树，杀死一名偷柠檬的小偷，递送画有骷髅头的恐吓信，将炸药放置在办公室里，破坏建筑工地上的机器，到处无所事事闲逛，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莱奥纳多13年来天天从事的敲诈活动，遵从他叔叔的命令对家族地盘进行“征税”。1969年，维塔尔在杀死一名黑手党后获得了更高的荣誉。他的叔叔因此才开始向他透露更多关于黑手党组织的秘密。叔叔告诉维塔尔，委员会确实存在并且最近的一次谋杀也是委员会下令进行的，另外委员会还下令杀害了《时刻》记者毛罗·德·毛罗，这名记者在1970年失踪了。维塔尔晋升为十人首领，但是对维塔尔来说，获得这个职位无非就是能够多分得一些战利品。

维塔尔向精神病医生解释说，通过揭露黑手党的秘密，他从以前的自我和焦虑中解脱了出来。据维塔尔说，这就像是其他人承担了他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