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感精英-第37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屠杀。与此同时发生的抢劫和强x的事件和南靖大屠杀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倭寇的这种暴行根本就是一种传统而并非什么突发事件。
当时的遇难者有2万多人，虽然这个数字和后来的南靖大屠杀30万人相比要少，可旅顺全城最终活下来的只有埋尸的36人。其惨烈一点都不比南靖大屠杀小。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威海卫隔海相望，共扼渤海门户。旅顺作为北洋水师重镇，由李鸿章耗时十六年、耗资数千万建成，船坞、炮台、军储的实力为北洋军之首，被称为“远东第一军港”。旅顺不仅背靠群山，而且主要山峰上都设有炮台。东面有松树山、二龙山、鸡冠山等炮台，西面有椅子山、案子山、望台北等炮台，共有加农炮、榴弹炮、野炮、山炮等各种大炮78门。关于旅顺之险要，曾有诗云“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阚，红衣大将威望俨。”
驻守旅顺的清军，原有记名提督黄仕林、记名总兵张光前各两营，后各增募两营，共八营4100人。后增加临元镇总兵姜桂题四营、记名提督程允和四营，共八营4000人。11月初，李鸿章又派记名提督卫汝成的五营3000人，再加上金州、大连湾败退的连顺、徐邦道、赵怀业残部，总兵力为14700人。清军兵力虽多，但诸军互不联络，均无固守的信心。八位统领互不隶属，各行其是。虽然临战前公推姜桂题为总督，但他战守无策，一味告援，不能改变诸军相互观望坐视的局面。
而菊**方面，自第二军在夺取大连湾后，为攻克旅顺，在大连湾整休一旬。11月17日拂晓，菊国第二军除在金州、大连湾留下少量部队外，全部出动进犯旅顺。倭寇兵分三路，在左右两翼之间还有一支骑兵搜索队。是日，右翼纵队和搜索骑兵在三十里堡宿营，左翼纵队在辛塞子宿营。18日晨6时左右，右翼纵队从三十里堡出发，下午2时30分到达营城子。同日上午10时，搜索骑兵队第一大队长秋山好古率领的前锋到达土城子，此时清军3000余人突然出现，将骑兵队团团围住。倭寇骑兵陷于重围之中。秋山下令突围，向双台沟方向逃去。此次土城子迎击战，倭寇死伤55人，但此后清军却不敢主动出击，消极防御。
正是这次算不上大捷的土城子迎击战最终却成了倭寇制造大屠杀的借口。有菊国学者认为，正像1937年秋后的淞沪会战倭寇遭到重创，战死约15000人，而“复仇情绪高涨”，从而引发了“南靖虐杀”一样，1894年11月18日的土城子之战则是“旅顺虐杀的导火索”。
据菊国文献记载说在这次土城子一战中有中万德次中尉等11人战死后被清兵割取首级并削鼻、挖眼和破腹，造成倭寇全军大怒的氛围。还说在攻陷旅顺后发现了中万中尉的首级。菊国和国外的许多文献指出，是报复情绪才导致了旅顺屠杀。
土城子之战本是一场小仗，之所以成为轰动世界舆论的重大事件，与菊国方面大肆渲染的“凌辱尸体”是密切相关的。
“枭首”是古代战争沿袭下来的一种野蛮习俗，到了近代仍未完全废除。但当时旅顺清军曾下达过“不准割取首级，割首级者不赏，以防耽延时刻有误行军”的命令，根据近代的历史学者研究考证，种种迹象表明，所谓“凌辱尸体”事件，完全是菊**方一手渲染起来的。倭寇担任进攻旅顺的主力是第一师团，其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便是这一所谓事件的制造者。
除了所谓的凌辱尸体事件，为了掩盖真相菊国官方历史文献中还有一种说法：“旅顺清兵脱掉制服，换成居民便衣，藏于居宅空屋中进行抵抗。部分居民也奉命以武力抵抗。”这意思急救是说，倭寇所屠杀的不是继续抵抗的便装清兵，就是奉命作战的居民。
有菊国学者也声称“败兵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潜伏于居民家中。菊**队于扫荡中难以区分败兵与居民。于是，凡是壮丁，估计可能是士兵者，都毫不留情地杀了……大量屠杀俘虏是违反国际法的，但华夏正规士兵的便衣化也是违反国际法的。”
辩解者一方面承认倭寇“大量屠杀俘虏违反国际法”，一方面又归咎于“清军正规兵的便衣化”，这更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即使有少数清兵未来得及随队伍北撤，无奈便装分散隐蔽，既谈不上违反国际法，也不能成为倭寇大量屠杀俘虏和大量屠杀平民的理由。
“事实上，倭寇在进攻旅顺之前已确定了不保留俘虏的方针。这些辩解和如今关于南靖大屠杀的那些辩解如出一辙，我就是想在第三部开篇的时候将旅顺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还原在世人面前。”在说完了自己的想法之后，雷涛看到寇文的神情有些激动，眼睛也已经湿润了。
寇文是辽河省辽安人，这个情况雷涛是知道的。可他不知道寇文的祖籍正是旅顺。
“我家原本就是旅顺人，我曾祖父就是那三十六个幸存者之一……”寇文说道这里语音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对于旅顺大屠杀国内的历史记载相对来说要比南靖大屠杀少很多，一方面是历史久远的关系，毕竟那是发生在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初留下来的幸存者不多，直接记述很少。
如今的人们只能在一些当年外国记者的报道中找到只言片语。
据英国人艾伦的《龙旗翻卷之下》记载：“菊国士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
“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
“倭寇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据摩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描述：“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打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
“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
“次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
据英国法学家胡兰德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引用维利尔斯的记载：“当时菊国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华夏人，全市中只剩36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
菊国第二军司令长官大山岩陆军大将的国际法顾问有贺长雄，在旅顺当着西方记者的面承认：“我们在平壤抓了几百名俘虏，可是我们发现要养活和看护他们，既费钱又麻烦。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一个俘虏也不抓。”
菊国官方也是清楚知道倭寇在旅顺屠杀平民的。
外交大臣陆奥宗光私下里并不讳言倭寇在旅顺屠杀平民的事。他在旅顺大屠杀发生的一周后致电外务次官林董电称：“今天，会见了从旅顺归来的一《泰晤士报》记者。据他陈述，菊**战胜后有过相当粗暴的举动，将俘虏捆绑后活活杀死，连平民，甚至是妇女也杀害，似乎这是事实。这些事实不仅西洋记者亲眼所见，还有各国舰队的士官、特别是英国海军中将也在现场目睹……《泰晤士报》记者多次询问菊国政府将采取何种善后政策……请阁下理解本大臣的意见，即使是上述事实被公开，也不能有任何表态，就是现在菊国政府发表如何处分之后，如果没处分的话，甚是被动。
陆奥明知旅顺屠杀平民是事实，但又不能做任何公开表态，尤其是处分有关责任者等于承认了事实，不处分有关责任者又在国际舆论面前非常被动。
可仅仅只是这些深藏在历史文献中的只言片语，要让人们了解真相那是远远不够的。雷涛非常清楚寇文的想法，对此他也表示十分赞同和支持。
“寇文，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承诺，《甲午三部曲》这三部电影，只要你想拍，绝对能拍成。所有的投资都由我负责。至于发行……”雷涛说道这里顿了一顿，“我会竭尽全力的！”
第四百四十九章 海外发行权
如今由于华夏经济的飞速发展，而菊国经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一直低迷徘徊，在华夏和菊国两国关系中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政冷经热的现象。
政治方面由于菊国整体右倾化，政坛人士时不时地会冒出来一些破坏两国关系的举动，主要表现在否定战争历史、歪曲美化战争罪行方面。这一点对于华夏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在政治交往中两国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冷淡明暗对抗的状态。
但在经济文化领域，两国的交往却越来越密切。这主要表现在菊国企业大批进入华夏投资，借华夏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维持自身的发展方面。而为了促进两国的经济交往，俗话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论是华夏方面还是菊国方面在经济文化领域的交往上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愿望。
熊泽奈子所在的菊国驻海州总领事馆文化交流部直接隶属于总领馆文化参赞森谷喜一郎。
“熊泽小姐，这部电影我大致看了一下，它对菊清战争的描写是站在华国的立场上的，这样的电影如果在京都电影节上放映……似乎有些不太妥当吧？”森谷喜一郎虽然不是保守派的官员，但作为菊国官员内心里对于两国之间历史上的纠葛自然是站在本国立场上的。而且他的考虑更全面一些，这样的电影如果在国内放映肯定会受到右翼势力的攻击，会闹出很多麻烦事情来的。
熊泽奈子的级别不高，但她在面对森谷喜一郎的时候却很奇怪地并没有像一般下属一样站着，而是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她听了森谷喜一郎的话淡淡地笑了笑回道：“目前我国政府在对华的政策上一直都保持着固有立场。这样的做法对于促进两国经济文化交流阻碍一直都是非常大的。这部影片虽然是站在华国的立场上来描写那场战争的，但它并没有过分渲染我国的责任，甚至有些地方还是非常理性和客观的。特别是对男二号渊田大佐的描写，并没有丑化和歪曲。电影将这两位男主人公都描写成了战争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