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感精英-第3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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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对于雷涛来说，的确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决战黄海》这部电影本身就是描写的华夏和菊国历史上的一次决定两个民族历史命运的战争。而且这部片子的立场是站在华夏一方的立场上拍摄的。现在菊国国内正处于一个逐渐右倾化的阶段，现在的菊国政府也一直都试图掩盖曾经的侵略历史。将这样一部电影送去菊国参加京都电影节……
这似乎有些异想天开了。
“雷君，您恐怕是对菊国目前的社会环境有些误解了……”听到雷涛的疑虑，熊泽奈子笑了笑说道。
熊泽奈子对雷涛介绍了一下目前菊国社会的一些现实情况。这对于雷涛来说的确是之前都没有深入了解过的。
事实上，从二战结束后，菊国战败投降至今，其国内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从未中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战争责任论。
战后的菊国人因战争体验、政治立场、社会地位、生活阅历、出生地域、工作情况和教育程度等不同，往往具有不同的战争责任认识，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随着经济环境、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菊国战败投降至今，其国内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也从未中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战争责任论。其中，既包括菊国进步派人士对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也包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对战争责任的顽固否认，还包括进步派与保守派围绕战争责任的交锋和争论，以及两派彼此内部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分歧和区别。
战后初期的菊国社会，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检讨。但探究其内容，除个别反战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菊国对亚洲邻国的战争责任外，实际上大多数人竟然是站在受害意识上讨论战败责任。
由于摩国占领军司令马克森与朝鹤天皇达成妥协，天皇不仅以《人间宣言》的一纸诏书逃脱了京都战犯审判，而且还时不时对于当初那些被判处绞刑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死表示惋惜。战后菊国的第一任首相东迩太一不仅为战犯掩盖、开脱罪责，而且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提出了“人人有份”的“一亿总忏悔论”。
这种“忏悔”并不是向侵略战争中的那些受害者“忏悔”，而是向天皇“忏悔”，为战争的失败反省。而大多数菊国知识分子和普通国民，普遍接受了摩国宣扬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到了军部领导者的“欺骗”，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提出追究导致菊国陷入战争灾难的“责任者”，而忽视了自己也曾经协助或默许侵略战争的发生。
在“军部”轰然倒塌和每个加害者都认为自己是受命于“上峰”的菊国社会，如何认定战争责任的主体一直都是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在菊国国内主流民意中如今也开始了对当初的这种整体责任出现了一种反思和反省的思潮。熊泽奈子就是这种思想的支持者之一。
第四百四十六章 遗失的战争责任
说起菊国人的战争责任问题，每位华夏人，甚至任何一位遭受近代菊国侵略之害的受害国国民都义愤填膺，批评战后菊国人欠缺像德国人那样反省战争责任的勇气和道德品格。受害者很自然地将菊国人统统视作加害者，很少有人将实施直接加害行为的菊国人与战后出生的菊国人，以及战后菊国右翼与菊国进步派、普通国民区别开来。
而事实上在菊国国内，战后菊国政府、天皇、保守派、进步派、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直都在变化着。战后初期、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经济平稳发展时期、冷战结束之后每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战争责任的认识都有相对明显的变化。
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暧昧，天皇对战争责任貌似超然的态度，保守派对战争责任的否认，进步派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与忏悔，普通民众在各种战争责任认识之间徘徊。
菊国社会至今都没有能够搞清楚战争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多数的菊国人在检讨别人战争责任的同时也遗忘了自身的战争责任。菊国社会就战争责任一直都未能达成一致或大体相近的共同认识。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菊国民众，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提高生活水平，不愿提起或刻意忘记悲惨的战争记忆，战争责任意识似乎也变成了一股埋藏在国民内心深处的潜流。
但是，随着菊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实现了“赶超欧美”的经济目标，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民族自信心”的右翼分子，按捺不住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野心，公开叫嚣“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否定南靖大屠杀，推动战犯合祀靖国神社和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
而保守派的翻案逆流和摩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暴行，极大地刺激了刚刚经历过大战的菊国民众和进步的知识分子。著名历史学者井上清等人愤怒地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著名作者小田实系统地提出了战争加害与受害理论，宗教界也纷纷发表战争责任告白，对菊国人的战争责任表示反省。
激进的菊国青年成立了“东亚反菊武装阵线”，不加区别地追究古代菊国人对虾夷、爱努、朝鲜的战争责任，近代菊国人对亚洲邻国的战争责任以及当代菊国人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掠夺，甚至发动了一系列爆炸事件。
这些在菊国人看来十分激进的言论和行动表达了对保守派和右翼拒不反省战争责任的愤怒，但也因这些过于极端的手段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媒体的攻击和民众的误解。
战后菊国保守派与进步派围绕战争责任的争论和交锋，使本已相对沉寂的战争责任意识潜流变得波涛汹涌，并随着朝鹤天皇战争责任的旧事重提而引起菊国人的深思。1975年10月，朝鹤天皇在访美前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声明发动战争的责任不在他，而结束战争的“圣断”却是他作出的，试图以此缓和摩国国民要求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敌对”情绪。
菊国政府和保守派学者通过著书立说，极力塑造朝鹤天皇在战前是遵守“立宪君主主义”的“和平主义者”的形象。既然天皇及其近臣都坚持“和平主义”，反对那场战争，那么，亚太战争自然无法正当化。这与保守派、右翼一边叫嚣维护天皇的尊严和地位，一边推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明显地自相矛盾。保守派与右翼无法自圆其说，只得破绽百出地根据具体情形选择天皇“和平主义者论”或“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即使进步派学者之间，也因为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出现了分歧，粟屋宪太郎、井上清等人就不赞同家永三郎所谓既然战后大审判没有起诉天皇，故天皇就不应对战争责任负责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的菊国民众，也逐渐破除了20世纪60年代严禁谈论皇室事宜的“菊禁忌”。据时事通讯社***年的调查，当时至少有524％的人认为天皇“有全面责任”和“多少有”战争责任，而认识到自己也有加害责任者约为30％，但这已是战后菊国社会认识战争责任的顶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国际格局的解体、菊国泡沫经济的破裂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全面肯定“大东亚战争”的论调虽明显地“衰退”了，但加害责任认识的程度依旧在菊国徘徊不前，且有越来越倒退的迹象。对加害责任认识的程度有越来越倒退的迹象。
冷战结束后，要求菊国对过去的战争负责、反省、道歉和赔偿的呼声喷涌而出，成为一项国际性运动。这种井喷式的运动被菊国保守派和媒体恶意地转化为华、韩等国是在打“历史牌”，意在进行“经济敲诈”；将中、韩等国批评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分子等与普通国民强行捆绑在一起，在靖国神社、教科书事件等历史问题上，煽动“菊国人”与亚洲各国的矛盾和冲突，激发狭隘的大和民族主义。
菊国政府在苏联解体之初，曾野心勃勃地试图建立摩日欧三足鼎立的国际秩序，故在战争责任的表态上似乎有了积极变化，以求得亚洲邻国的谅解，但除了联合政府时期昙花一现式的民间赔偿外，基本上拒绝了亚洲各国的赔偿、补偿要求。
如今菊国政府也一直在试图用别的方式缓和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
“这应该是一个机会！”熊泽奈子对雷涛说道，“战后60多年来，菊国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很难用翻案或反省这样简单的二分法来解释，菊国保守派或进步派的战争责任认识，都很难称得上是战后菊国社会的战争责任认识的主流，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也是千差万别，纷繁复杂。而雷君您所投拍的这部电影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这种主体和群体的战争责任问题。我想在当今的菊国社会肯定是能够引起重大反响的……”
“这种反响如果在菊国国内出现，甚至在京都电影节上得到奖项，那无疑对于审片委员会提出来的所谓对两国关系有影响的意见就是一个最有力的驳斥！”陆宋元听到此时也有些兴奋地一把搂住了熊泽奈子，“奈子！你真聪明啊！”
他这种亲昵的举动让熊泽奈子的脸一下子红了。她忸怩着挣了挣没有挣脱，头低垂着小声嘟囔了一句：“宋元君，别这样……”
陆宋元这才意识到雷涛还在一旁，松开了手之后朝雷涛讪讪地笑了笑。
雷涛刚刚听熊泽奈子阐述菊国社会战后对“遗失的战争责任”的阐述，条理分明、论述有据，这让他对熊泽奈子心中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认识。而这时他也想起了另一件事。
“奈子小姐，我听说您父亲贺太郎先生是丰南会的荣誉会长？”雷涛看似不经意地提起了熊泽奈子的父亲。
熊泽贺太郎出生在摩国，今年五十七岁。在摩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一直都从事经济学研究。在摩国也算是知名的经济学家。当年陆宋元去摩国留学的时候就曾做过他的学生。陆宋元和熊泽奈子就是那时候认识的。
自从上次在澳城和南港两次遇见熊泽贺太郎之后，雷涛对这个突兀地出现在他的记忆深处梦境中的人物做了一些调查，发现熊泽贺太郎从摩国回到菊国之后除了在京都大学担任教授之外，就只有在丰南会担任荣誉会长这么一个虚衔。而他年轻时期在摩国除了在经济领域发表过一些文章之外，这个人非常之低调。
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一个菊国学者，他当初在澳城和南港遇到熊泽贺太郎的时候，所看到的随身带着一众保镖的场景就很难解释了。
经过他的调查和分析，如果要把资料记载中的熊泽贺太郎和他所见到的合二为一，那么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熊泽贺太郎在丰南会担任的荣誉会长并非是一个单纯的虚衔。
丰南会这个组织，在菊国虽说没有松下政经塾那么有名，但却同样是一个影响力巨大的精英组织。而且丰南会的历史比松下政经塾更加久远。
丰南会的成员很多都是菊国政治经济文化各界的精英人士，但这个组织对外很少会发布什么言论，似乎仅仅只是一个精英俱乐部而已。而且其成员各自的政治理念，经济理论也不尽相同，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样的一个神秘而低调的组织，加上一个神秘低调的熊泽贺太郎，还有熊泽贺太郎在他梦境中出现的那些片段，让雷涛产生了很大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