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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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之后，董仲舒搞“罢黜百家、独尊懦术”，儒家文化虽然从此得到尊重，但也未必迎来了好光景。从此前被始皇帝视做魔鬼，到后来又被汉武帝当做天神，归根到底，侨家文化所受的都是“非人的待遇”。当中原儒文化大行其道，在春秋战国时代生龙活虎的吴楚文化开始气息奄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了中国的传统。五四运动时期，孔子本以为从此可投生凡胎，谁想到黑云电火之下，又被激进的知识分子当成鬼魅推进了臭水沟。
关于孔子及其学说的是是非非，直到今日，似乎仍未脱离大一统的思想枷锁。即使几位曾经与我论战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挟孔子以令诸侯”，又何尝不是想有朝一日在学术上一统江湖。
笔者真正关心的是接下来的问题：今日中国能否建立一种不关乎神鬼，而是关乎芸芸众生的“人的传统”？中国洋洋洒洒几千年历史，难道只有孔子这个千疮百孔的传统？难道孔子生前死后的中国人都枉度了他们的一生，以致中国传统“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当后现代主义者鼓吹一切宏大叙事都已经寿终正寝时，我坚信有个东西却是与人类同在的，这就是人类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最大传统。如果今日中国人能够心怀高远，学着打开视界，就不难发现，中国的传统不过是人类大传统中的一个小传统而已。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传统，争国家的自由。
传统如文化，无远弗届。今日中国人谈宪政、谈人权，往往要先跑到欧洲去找哈维尔先生帮忙。然而，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孟子就说过“民为贵，社禝次之，君为轻”。短短十个字，便道出了“人权高于主权，主权高于政权（君权）”的真谛，把一个立宪国家的价值取向讲得清清楚楚。
什么是一个国家的传统？在我看来，人人皆有自己的传统，一个国家的传统应该具体到每个人身上。中国人说自己是“炎黄子孙”，其实这里讲的炎黄并非炎帝与黄帝本人，而是一个符号，而炎黄子孙亦更不是炎帝和黄帝的子孙后代，而是炎黄那一代人的子孙后代（当然也包括其他许多外域融入的血统），也就是说，所谓“炎黄”是指一个时代的生息，而非一个家族的血脉。
从血缘上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先；从传统继承上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血缘（或传统血缘），比如我读胡适，胡适的思想便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进入我的思想；我读董时进，董时进为我研究农民问题加入历史感；我读英人卡尔·波普尔，波普尔同样会成为我在文化上的思想来源。这些思想相互辉映，加上我自己习得的经验与日常的思考，久而久之，会在我身上形成一种既属于我自己，同时又可能影响他人的传统。换言之，传统离不开具体的人，且因人而异，因此传统是有个性的，是可能变化的，而不是大一统、人人可以如法炮制的。
每时每刻都在成为历史，并且形成新的传统。没有哪个时代是属于一个人的。历史也不会为了一个人，或一种思想书写。所以我说，人类有一个大的传统，中国有一个相对大的传统，每个人有自己的小传统。由于每个人成长的环境、经历的世故、接受的教育不同，这个小传统自然也不同。正是这些甚至可能大异其趣的传统，组成了中国的大传统。它们有些被历史淹没，有些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甚至成为流行物。
鉴于有许多比金子还珍贵的传统被王权淹没或被历史遗忘，所以我坚持弘扬传统的最好方式，不是给皇帝老儿迎驾一样让某个曾经称王的传统或学说再次称王，而是逐步恢复历史的记忆，让所有的传统、智慧在知识的图景下复活。我相信凡此种种努力终有回报，就像我们下围棋，一颗貌似死去的棋子，在新的时势下会恢复生机，甚至于无声处翻盘，就像那瓦霍语那样建功立业。二战时期，正是那瓦霍人使用的已经类死的语言，在被编成密码用语后，让日本人很快输了太平洋战争。
在《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一文中我谈到：我虽然已经离开乡村很多年，却依稀记得老家的坟山上时常有人哭错坟头的情景。想来一个国家的传统就像是一大片坟地，理论上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祖先，属于自己的传统。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或遇到风暴雷雨，或有人搬走了墓碑，拿去捣衣或做猪场，祖坟因此并不十分清晰可辨。于是来了几个貌似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站在高地之上，指称某个巍峨的土包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所有祖先的坟，仿佛其他的那周遭的坟头都是兔子逃生时刨出来的。然而，在这个渐次开放，崇尚知识而非真理的时代，谁还会去相信那些鬼话？！谁愿出那哭错坟头的洋相？
【“我们是欧洲的先人”】
言及“中华文明”，人们多随之以“源远流长”。由此可见，文明永远“在河床”“在路上”，处于不断地交汇与形成之中。文明没有定型，只有转型。
如上所述，真正伟大的传统，是人的传统，是具有开放精神的传统。人类千百年来的努力，不过是建立一种关乎人类幸福与自由的人的传统。因此，我们既要敢于面对过去、不遗余力地打捞历史记忆，又要敢于面向未来、倾情打造一个生龙活虎的社会。而不是以“成王败寇”的庸俗与短视来钦定本国“大一统”的传统，或在“子为父隐”的历史观里耗尽青春岁月。
每个民族都有伟大的传统和卑劣的传统，如今领先于世界的文明，不过是伟大的传统压倒了卑劣的传统。西方国家并非自古就尊重人权，上世纪的美国，仍然在废奴运动的旋涡里挣扎；而法国妇女取得选举权，也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事。
在巴黎，我曾遇到一位到欧洲旅行的中国官员。他的心态和中国这个充满活气的国家一样同时充满了悖论。一方面，他为“没落的欧洲”没有北京、上海那样用高楼大厦装点的现代化而不知所以；另一方面，又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自卑之情。有一次，他甚至直截了当地问一个德国人：“你们歧视我们中国人吗？”
显然，较之于欧洲，尤其在如何维护人的权利等方面，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任何积极推动中国文化与社会改造的人都没有理由自卑。作为历史的迟到者，当代中国人更像是欧洲的先人一样肩负时代命运。今天的法国知识分子不能嘲笑那些致力于国家转型的异乡人，正如他们不能隔着时代嘲笑雨果、大仲马及其笔底走向宽恕的冉阿让和基督山伯爵。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渐渐恢复了信心。笔者以为，弘扬中华传统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恢复人们关于过往知识和历史的记忆。只有真心寻找失落的记忆，我们才有可能立足过去再造伟大的传统与文明。当记忆留存，伟大的传统不会死去，即使睡去也会在夜半觉醒；而卑劣的传统，无论如何改头换面、招摇过市，终究会被人们识破与抛弃。
托克维尔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影片《满洲候选人》同样见证人之存在决定于自己的真实记忆与自主块择。当记忆被淘空与置换，当思想被控制与操纵，我们便不再是我们自己。正因为此，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希望就在于可以不知疲倦地寻找那些供散于历史旷野中的或强或弱的声音，寻找那些我们百倍珍视的信念与价值，共同建设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的伟大的传统。
整理国故：从墨子到胡适
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成长，中国同时迎来了传统文化热。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从一个曾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大国，沦落到在西方的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巨大的反差，使中国知识界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纷纷将矛头指向了本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它是导致中国落后与受辱的根源。同样，迫于革命形势的需要，扶正革命理想的合法性与优越性，传统文化也被彻底否定。
而当中国渐渐走出意识形态的桎梏，走出“不破不立”“推倒重来”的革命思维，开始诚恳地对待周边国家与地区，尤其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的发展，人们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而重拾传统文化也被视为中国人恢复民族自信心的一个象征。
当然，在此背后，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推动，填补后政治全能主义信仰真空的民族主义的回潮，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社会诚信与商业伦理的缺失，以及政治层面以德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诉求的推波助澜。正是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天时、地利、人和，在商业媒体的包裹下，成就了以“孔子热”为代表的“国学热”，以“学术超女”于丹为代表的“读经热”。
【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命运，让我们重新审视上一世纪的极端年代。在革命思维下，“整理国故”运动一直被视为一股反动的文化逆流，颇遭物议。论者一方面批评它在政治思想上诱导青年脱离现实政治，另一方面又指责它在文化思想上背离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事实并非如此，胡适并没有脱离中国现实的国情。在揭蘖整理国故运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强调“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对应的便是当下的问题。而且，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人生切要的问题”，是“关切人生”的“逼人的活问题”，亦即正视社会现实的政治问题与人生问题，而非仅局限于学术问题。虽然中国后来有启蒙与救亡之争，但胡适的意义与远见却是无人可以低估的。
另一方面，“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又是一个在时间上打通过去与未来的先行者与协调者。当时的中国，正陷于两种极端力量之间，保守者极度恋古，而革命者又秉持“不破不立”的思维，认为但要有个好的未来，就必须推倒重来，完全否定过去。如陈独秀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6卷1号10页，转引自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相较而言，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则是介乎其中又超乎其上的一股力量。他们中和、理性，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主张立足“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
胡适认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比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