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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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我在欧洲读书与采访的几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明晰了自己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其间零零散散的写作也多是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展开。而这些思考也成了日后我开始梳理《重新发现社会》时的重要材料。
2009年初，一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被炒得沸沸扬扬。因为北京媒体朋友的邀约，我也写了几篇批评性的文章。实话实说，对这种以“中国”口吻说大话的书我了无批评的兴趣。一方面，我认为中国当下最重要的是让民众说说自己具体的不高兴，而不是大谈什么子虚乌有的国家不高兴。国家只是一个工具，它不具有情绪能力，这一点理应成为常识。所以我写了《说说我为什么不高兴》这篇评论，相信许多读者都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当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年已经收获了哪些成长以及有着怎样的历史大脉络，我在即将出版的这本书里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分析，不想赘述。对于我这样一个日日享受思维之乐的人而言，重复自己的观点去说服他人本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更何况，你心如明镜，知道人家也许只是在做一单民族主义的生意而已。
早在几年前，我在思想国网站提过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单位？众所周知，在过去中国人多生活在单位体制与单位文化里。陌生人见面，或是办点儿什么事，也难免被人问及“你是什么单位”。既然大家总被问到“你是什么单位”，为什么不干脆多花点儿时间好好回答呢？
网上答案异彩纷呈，包括“思考单位”“权利单位”“赚钱单位”“消费单位”“生活单位”等等。当说，这个问题本无所谓标准答案。然而，在我看来，以上回答均限于从政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阐述人的功用，而没有从哲学意义上触摸到人的本质。我以为，一个人若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心灵，就必须在时间与空间上对人之内涵拨云见日，而我关于“人是什么单位”的回答则是“人是时间单位”。
事实上，这些年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甚至让我痛苦不堪，即“我死以后，谁计算时间”？是钟表？是日月星辰？还是对时间感觉各异的人？若都不是，当一个人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那死后的世界他将如何丈量？在此，暂且搁置这个近乎无解的问题，留给有心的读者去思考。在本文中我只负责陈述自己对“人是时间单位”的理解。
为什么介绍思想家胡适时，会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一段时间——胡适（1891～1962年）？道理很简单，人是生命，有生卒年月，人归根到底是一段时间。我们在时间中获得生命。没有时间，就没有生命。
那么，胡适是不是地理（空间）单位呢？不是。胡适生于绩溪，长在上海，学在美国，死在台湾。显然，我们不能在“思想家胡适”后面加上“绩溪－上海－美国－台北”这样一条地理尾巴。因为这些标注既不完整也不准确。一方面，它会遗漏其他许多地理信息；另一方面，这任何地方都不属于胡适。真正属于他的只有他曾经生活过的72年光阴。
理解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更不是属于某个单位的单位十分重要。承认“我即单位”“我是时间单位”“我是时间的尺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挖掘，将不再是忠诚于某个地理与环境，而是忠诚于我们自己的一生（这段时间）——正是通过这段时间我们参与并见证一个时代。一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生命本身，站在一个时代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心声，而非生在中国便只为中国人表达，生在美国便只为美国人说话。君不见，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留下丰功伟绩并且值得后世怀念者，其所创造的价值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而非“划地理意义”“划种族意义”或者“划单位意义”。
那些真正推动人类进步者，因为将自己归属于时间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生。人首先应该爱的是时间，其次才可能是空间。时间之爱是面向个体的，是绝对的，那是我们唯一的存在；而空间之爱则是相对的，是面向公众的，是通过物质或精神的契约才得以实现的。一个人，如果生于猪圈，便说自己“热爱猪圈”，这种“爱猪圈主义”显然不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断定这是一种“以空间之名限制或屠杀时间”、灭绝人类未来与希望的庸俗情感。是故，我愿意以更广阔的视角将我所热爱之国视为时间之国，一种立于时间维度上的精神与思想之国，而非空间意义上的逆来顺受或与生俱来的“嫁鸡随鸡”式的地理之爱。
做一个在时间里耕耘的人远比为空间疲于奔命可靠得多。回顾历史，多少国家因为对空间的迷信（比如罗马、苏联）而丢失时间——美国将来又会怎样？其实，人亦如此，无论占有多少疆土与财富，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其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的一生。真正的强者是能够把握自己时间的人，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或者奴仆），因为只有这样的时候，他才可能是自由的。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在2007年《新京报》的新春社论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说中国是我们地理上的故乡，那么这个时代就是我们时间上的故土。如果说我们精神的疆土就是国家的疆土，那么我们生命所创造的价值就是时代的价值。不管我们正见证着怎样的繁华与荣耀，经历过怎样的忧惧与坎坷，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我们一生的机遇。我们手握的时间与生命，正如我们所拥有的智力与权利，都是我们一生的资本。”（《走在雪地上，走在时间里》）
人是时间单位而非地理单位，而且必先站在时间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才有条件回到人与历史本身。我以“把一生当做自己的远大前程”警省自己，其实这句话同样适合劝诫一个国家。我自知我最真实的居所是时间，而非空间，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站在个体权利与生命的角度而非空洞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思考中国命运之缘由。
所有真心关注中国命运者，理应回到每一位国民的具体命运中来。当“重新发现社会”之旅程又一次铺开，让我们从空间回到时间，从国家的命运回到个体的命运，让时间站在我们一边。
2009年4月
本文曾刊于2009年10月4日《南方都市报》，原题为《问世间国为何物》
第一章 国家与社会
灵魂有多少形状，国家就有多少形状。
——柏拉图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亚伯拉罕·林肯
从国家解放到社会解放
国外有些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总是疑虑重重，要么替中国担心，要么担心中国。“崩溃论”害怕中国经济一落千丈，因“内爆”导致“黄祸”；“威胁论”则担心中国崛起，因“外爆”引发“红祸”。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本国崛起乃“和平崛起”，但是，有些学者们终究放心不下，他们认为你既然要“崛起”，就不可能“和平”。除了宏观政治、经济等分析外，甚至还有个细腻的理由——有汉学家对“崛”字不放心。
【“崛”字新解】
有一位外交官朋友，曾经和我谈起美国某些汉学家如何通过构词法理解“中国崛起”。只是，这些汉学家的说法多少有些耸人听闻。他们说，大家注意了没有，在汉语字典里，“崛”是“山峰突起”的意思，而熟悉地质学的人都知道，“山峰突起”的一个大前提可能就是发生地震！
人的想象真是离奇。汉学家发现“崛”字里有“出”和“山”，就想到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国“出山”，而且“出”字是两“山”相叠，凑一块儿就变成出“三座大山”压迫世界了。更让他们胆战心惊的是，在一山之旁、两山之上，更有伏“尸”要“出”。
或许有人说，这种解构难免牵强附会。不过，文化是观念的反映，美国汉学家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们对比其他大国的历史，担心崛起的中国会穷兵黩武，延刀兵之祸。
汉学家们有汉学家的局限。若要通汉学，仅仅知道“崛”字的几种解法远远不够。熟悉“愚公移山”的中国人知道，其实山是可以堆出来的。所以，若想平息汉学家们的忧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印点“愚公移山”的小册子给他们，或者带他们到中国北方城市里的“堆山公园”里转转，借此告诉他们“和平崛起”是可以堆出来的。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和平崛起”是结果，那么作为过程的“愚公移山”“愚公堆山”的合法性同样值得关注。比如，堆山之土从哪里来？国家做“愚公”时，民众如何避免做“愚民”？如果山是公民自己的，“社会山”本来风光无限，却要被强行拆迁到国库里去堆积“国家山”，自然令人担忧。如此枉顾民权的“愚公移山”，虽常见于和平年代，但以权利论，也可能像几百年前贝卡利亚描述死刑一样，被理解为一场“国家对公民的战争”。
一个国家，若不尊重本国国民的权利，如何能舍近求远，尊重他国？事实上，这也是一些西方人士担心发展中国家崛起会走德国老路的原因所在。更何况，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
【国家崛起与民权衰弱】
1840年，是意味深长的一年，它被视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开端。就在同一年，年仅35岁的法兰西青年托克维尔在漂洋过海、充分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后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此前，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托克维尔曾以寥寥数百字，概括了大国崛起的两种模式：
“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美国人在与自然为他们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在与人进行搏斗。
“一个在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另一个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因此，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的，而俄国人的征服则是靠士兵的剑进行的。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
“而为此目的，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前者以自由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的行动手段。”
托克维尔像预言家一样指出：“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托克维尔无缘像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一样见证这两种模式如何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更无缘看到主宰世界一半命运的纳粹主义德国、军国主义日本与极权主义苏联的倒掉。历史给这些国家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所谓“大国崛起”，对于它们来说，不过是在国家主义的威权之下集全国之力空放了几个一毁俱毁的大礼花。
进一步说，根据各自实现的价值目标，“崛起”实际上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国家崛起，二是国民崛起。前者是国家权力（政府）的崛起，后者是国民权利的崛起；前者信奉外表的强力与统一，后者注重内心的自由与幸福；前者信奉国家道德上团结，后者注重个人思想上创造；前者使社会走向封闭与单一，后者使社会走向开放和多元；前者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