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世界里，为妻子另辟一块安定的绿洲，使她能像以前那样夜夜攻读；“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实验室被封闭、研究专题被取消，他便把全部的聪明才智都用在家务上，使陆文婷免去了后顾之忧；甚至在他接受了陆文婷的建议，搬到研究所去，准备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就在第一天中午，他原先不准备回家的决心便动摇了。他想起了妻子：“今天她在病房，手术能按时完吗？一想到她疲乏不堪地走进家里，又要手忙脚乱地做饭，总觉得过意不去。他还是蹬上车回家了。”是的，傅家杰是一个好丈夫。这一点陆文婷最清楚。所以她在昏迷中想起他们的爱情的时候，还是感到了生活的美好。爱情曾为垂危中的她注入了生的活力。
“断裂”的原因既不在陆文婷自己，也不在丈夫傅家杰。那么，在谁呢？
在院长赵天辉吗？他确实沾染了一些官僚习气，但作者并没有过分责备他。陆文婷病倒之后，他多次来看陆文婷；总是忍不住要把陆文婷的病和焦成思的手术连在一起，因而心里感到不安，甚至后悔自己当时竭力推荐了她；他要眼科搞出一份中年大夫的调查材料，决心拿了它去找市委，找卫生部，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求爷爷，告奶奶，也要把这张状子递上去”；而当陆文婷出院的时候，也是他亲自打电话给行政处要来了一辆小卧车。透过这些行动，我们看到了陆文婷的“断裂”对他思想的冲击，看到他还有正常的人的感情和良心。
在“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吗？不错，秦波那两道不信任的眼光，那些不顾别人尊严的盘问，也曾使陆文婷感到难以忍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作者又反复强调，陆文婷并不把这一切放在心上。对于这些难缠的高干夫人，“她接触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在她和秦波谈话之后，从院长办公室出来，是“心平似镜，一如往常”，“没有把秦波的刁难，视为难以忍受的凌辱”。显然，和这样的高干夫人打交道，她已经不止一次了，而且，秦波也未必就是其中最难缠的一个。何况焦成思又是那天上午三个手术中的第一个手术，谈不上是陆文婷“断裂”的直接诱因。
显然，作者并不把陆文婷“断裂”的原因，归结为某个个人。有人认为，没有在这一点上树起一个直接的对立面，是不好的。其实，正因为作者排除了个人的直接责任，才能引导我们从更复杂、更深广的社会背景上，去探讨这种“断裂”的原因。这正是作者对生活认识深刻的表现。
那么，陆文婷“断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从作品的具体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陆文婷是在工作和生活的双重重压底下，在身心两方面的超负荷运转中，产生“断裂”的。虽然她对生活没有任何非分的企求，“一间小屋，足以安身；两身布衣，足以御寒；三餐粗饭，足以充饥”。只要有一张平静的书桌读一点书，能够不受干扰地开一个夜车研究一点学问，她和她的丈夫就感到这一天过得非常充实。可是，随着两个孩子的出世，连这样简单的生活要求也达不到了。她经济上是拮据的，月月入不敷出，大街两旁琳琅满目的陈列橱窗，以及人行道上农民自由出售的稀缺的农副产品，都与她无缘；甚至想买一双白球鞋给孩子也难以办到。而工作的担子又是沉重的。老的老了，走的走了，骨干作用历史地落到了她的身上，甚至为“大官儿”看病，也得由她出场了。于是，“每天中午，不论酷暑和严寒，陆文婷往返奔波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放下手术刀拿起切菜刀，脱下白大褂系上蓝围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分秒必争的战斗。从捅开炉子，到饭菜上桌，这一切必须在五十分钟内完成。这样，圆圆才能按时上学，家杰才能蹬车赶回研究所，她也才能准时到医院，穿上白大褂坐在诊室里，迎接第一个病人。”紧张忙碌到这种地步，甚至无法为小女儿扎个小辫儿，系上蝴蝶结；甚至住在北京，却已多年没去北海；甚至天天在医院走来走去，竟没有发现医院的院子里还有鸟儿。这样的超负荷运转，即使金属也会疲劳和“断裂”，何况乎人！
这样，作品就通过陆文婷的遭遇提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中年人的苦恼问题，中年人所肩负的重担和他们的实际待遇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这正如刘学尧在“含泪的晚宴”上所说的：
中年、中年，现在从上到下，谁不说中年是我们国家的骨干？是各条战线的支柱？医院的手术靠中年大夫；重点科研项目压在中年科技人员身上；工厂的各种难活是中年工人顶着；学校的重点课程也要中年教师担当……
……
我请问：谁都说中年是骨干，可他们的甘苦有谁知道？他们外有业务重担，内有家务重担；上要供养父母，下要抚育儿女。他们所以发挥骨干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才干，还在于他们忍受着生活的煎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他们的爱人和孩子也忍受了痛苦，作出了牺牲。
……
不幸在于他们最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林彪、“四人帮”的动乱耽误了……现在，这批中年人要肩负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智力、精力、体力都跟不上，这种超负荷运转，又是这一代中年的悲剧。
《人到中年》通过感人肺腑的艺术描写，提出这个普遍的、严重的、人人关心的社会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作品在读者中，尤其在中年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是没有缘故的。
然而，我们分析这个中篇小说的主题，还不能仅仅到此为止。粉碎“四人帮”以来，描写中年人的困境的作品，也不鲜见。《人到中年》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这通过精心设计的人物关系的描写，揭示出了造成这个普通的社会现象的更深一层的原因。作品中的一些描写是很耐人寻味的。
比如焦成思看病。因为是副部长，赵天辉就得在几净窗明的院长办公室接待他，就得不顾病人的等待，把正在门诊的陆文婷叫来；因为是副部长，赵天辉便要把最好的医生推荐给他，秦波也可以挑三拣四地进行挑剔；住院前，赵天辉还要特别关照陆文婷做好手术准备；住院后，抽血、透视、做心电图，都可以不用排队。试想想其他病人，比如张老汉和王小，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吗？没有。不要说其他病人，就是陆文婷自己病倒在家里，她丈夫想叫一辆车，打了电话到医院，几经周折，还是没有弄到。为什么？就因为一个是堂堂的副部长；而另一个不过是个普通大夫。社会已经习惯根据地位、身份来评价一个人，来决定对一个人的态度了。在有人享受特权的时候，就必然有人的正当利益要受到漠视和践踏。普通中年人的苦恼，并不引起注意和关心，是不奇怪的。
当然，要说对这些普通的人都不关心，那也未必。可是，关心的是什么呢？当秦波对陆文婷的体质不很放心时，赵天辉说了这么一句话：“她在我们这儿，就算身强力壮的了。陆大夫，我记得，你这几年一直是全勤。”这个赵天辉，身为一院之长，他并不懂得陆文婷一家几口，工资多少，住几间房，却能记得她这几年一直是全勤。显然，他关心的只是他手下的人有没有完成任务，却没有关心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人们是作出怎样的努力，付出多大的牺牲；却没有考虑作为一个领导，该提供和创造什么样的条件，以便让人们能够胜任并愉快地去完成这些任务。严格地说，他不过是把人当作完成某种任务的一个工具。
这样，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之所以无法解决的症结所在了。在中年人的苦恼的背后，有一个如何看待人，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问题；有一个如何对待人的肉体和精神的需要，如何摆正人在革命工作中的位置的问题。长期以来，封建主义的流毒，左的路线的影响，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我们忽视和讳言这个问题。这是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妨碍人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人才的成长的不利因素，因而也是影响“四化”进程的不利因素。《人到中年》把这个问题揭示了出来，这是它比同类作品高出一筹的地方。这个主题思想的开拓，和表现在作品中的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切，对普通人价值的肯定，对普通人所具有的高尚情操的讴歌，一样鲜明地体现了作者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
二
为了加强主题的尖锐性，作品在展开陆文婷的“断裂”这条主线的同时，揉进了姜亚芬夫妇出国这条副线。
“我是个中国人，不敢说有多么高的政治觉悟，可总还是爱国的，真正希望我的祖国富强起来。”既然如此，为什么却要出国去呢？刘学尧在晚宴上的那一番感慨万千的议论，姜亚芬在机场伴着泪水所写的那封长信，已经把原因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他们深深感到了中年人的苦恼；虽然也相信“黑暗已经过去，光明已经到了”，但是，又感到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一代人的偏见，绝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中央的政策来到基层，还要经过千山万水；他们既惧怕过去的噩梦，又缺乏等待的勇气。于是，他们出国去了。
对于姜亚芬夫妇的出国，作者是谅解和同情的。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强调了他们在出国问题上的深刻的内心矛盾，细致而动人地描绘了他们在临行前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故土亲人的依恋。有的评论者认为，姜亚芬夫妇应该留下，写他们出国，是不好的。而更多的评论者则认为，既然写了姜亚芬夫妇的出国，那作者对他们就应该有所批判，而不能“滥施同情”，甚至认为作者为姜亚芬夫妇洒下的同情之泪，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感情力量。
我很难同意这种批评。
首先，姜亚芬夫妇的出国，是符合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的。在十年浩劫中，他们受到过磨难。面对恶意的中伤，无端的诽谤，他们无法像陆文婷那样以“坚强的毅力抵抗着那些袭来的石子，走着自己生活的路”。他们看到了中年人的苦恼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又不相信这个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今天，能够很快地得到解决。他们敏感而又脆弱，既没有坚定的信心，又缺乏等待的耐性。因此，他们终于出国去了。这是人物性格所决定的，怎么能责怪作者呢？
其次，作者对他们的同情也并非“滥施”。他们是值得同情的。不是因为追求纸醉金迷的生活，而仅仅是因为感到不公平的处境难以改变，自己的抱负无法伸展，他们才忍痛离开祖国的。不错，他们也许眼光不远，从个人角度考虑较多。但是，当他们含着眼泪，矛盾而痛苦地离开祖国的时候，只去责备他们，而不去追究造成他们不得不忍痛出走的种种社会原因，那是公平的吗？
第三，更重要的是，正因为作者谅解和同情了姜亚芬夫妇，不把责任主要归结为他们自身，才会引起人们对造成他们出走的种种社会原因的追究和思考，才会从人才外流的现象中，看到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而这，正是作品的主题所需要的。如果作者不是谅解和同情姜亚芬夫妇，而是在否定和批判他们，那么，在追究他们个人责任的同时，势必在实际上放松了对社会责任的思考，因而也就必然削弱主题的尖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