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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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江西直升机基地；豫西鄂西湘西兵器工业基地；云南的船舶工业基地等等。
　　长期以来，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的争论一直存在，一个焦点就是，当时是否真的有战争爆发的可能？
　　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已满30年，由于美国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其中一部分终于被曝光解密，证实1964年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且不仅仅是设想而是变成了具体实施方案。
　　1963年4月，通过卫星和U…2高空侦察机侦察，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十分惊恐。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1963年9月，蒋经国到美国，商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核设施问题。
　　1964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又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的绝密报告。报告认为：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即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空投一支100人的破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9月15日，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约翰逊和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举行了聚会，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于是，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
　　那么，中国领导人当时是否了解到美国的这些绝密计划？如果不了解，三线建设决策未必就是有的放矢。笔者看到的档案证明：1964年9月16、17日，也就是美国最后讨论对中国核基地进行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主持了由军委和国务院负责人组成的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有人提出推迟到1970年在三线地区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核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按计划10月爆炸。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附上罗瑞卿起草的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
　　1969年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之下掀起的。
　　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时，苏联领导人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多次进行了研究。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划。还有一个意见，即有限地对中国实施“核外科手术”，主要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苏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反对这样做，认为太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两颗原子弹难以消灭其抵抗，反而会使苏联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1978年叛逃美国的苏联人舍甫琴科（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回忆说：“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最后的决定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联的实力。”
　　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都是面临美国、苏联袭击的危险之下进行的，并非无的放矢。但是不是反应过度？档案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也是有战争打和打不起来两种考虑的。问题不在于哪种可能性大，而在于没有后方基地的中国，无疑是在拿国家命运赌博。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即使得出入侵战争的可能性较小的分析，也不能不考虑到对方违背理性的行动。准备的后果可能是浪费，不准备的后果则可能是灭亡。由此看来，进行三线建设，建立后方基地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三线建设是否算一种浪费？
　　回答这个问题，经济效益是一个关键。由于“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企业选址不少选在不利生产的地区，加上缺乏论证，上马过急，产品过分为军工服务等问题，造成了严重的浪费，许多企业经济效益低下，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问题是普遍的还是部分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整体数据下定论。否定和肯定三线建设者，都是抽样举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否定者举出甘肃、陕西、贵州等偏僻山区很多企业难以生存、被迫关闭搬迁的事实；肯定者则举出攀枝花钢铁集团、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昆铁路等发挥巨大作用的成功案例。
　　从1983年开始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战略，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基本摸清了状况：三线地区共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1945个。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功的，占48％；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产品方向变化后，经济效益不够好的，占45％；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有的至今产品方向不明，没有发展前途的，占7％。由此可见，三线建设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基本上是发挥了作用的。
　　有严重问题的小部分三线企业，包括三种情况：1、企业所在地自然灾害频发、生活条件恶劣，危及生产和职工生命安全。2、选址过于分散，或是远离原料产地，不适合行业特点3、因国家改变战略或资金困难，长期停建缓建，靠国家补贴度日。
　　1984年，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开始，对有问题的企业分别关、停、并、转、迁。原则是：向原料产地、产品市场、有利于发挥本身技术优势和加工协作的地区、有利于技术和市场信息交流的大中城市搬迁。解决“脱险搬迁”问题的三线企业有201个，于2005年底全部完成调整搬迁。
　　也有人要问，如果当时不把大批企业建设在西部山区，是不是能免除后来的调整改造，效益会更好？这样看，三线建设还是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上看，在无法判断战争是否会爆发的情况下，只能立足于最坏的结果来考虑。这是为国家安全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线建设究竟有何价值？
　　如果从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看，三线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经济效益。
　　1949年新中国成立，面对的是旧中国留下的沿海和内地极不平衡的经济布局。据1952年统计，沿海七省三市的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73％。重工业中钢铁工业80％以上的生产能力在沿海地区，而资源丰富的西北、西南、中南地区几乎没有什么钢铁工业。轻工业中纺织工业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分布在沿海，内地广大产棉区的纺织工业却很少。其他工业的分布情况也大多如此。到1963年，西部七省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例甚至低于1949年。这种情况，通过三线建设得到了初步改变。
　　首先，在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工业交通基础设施，新增了一大批科技力量，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西部地区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三线地区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三线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原值1980年比1964年增长了4倍。
　　其次，在西部建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初步繁荣。随着大批资金、科技人员和工业设施的投入，铁路、公路、邮电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给西部荒芜的落后地区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荒山僻野中拔地而起，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过去都是山沟野岭，现在成为世界著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几十个古老的历史县乡城镇被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四川的绵阳、德阳、自贡、乐山、泸州、广元，贵州的遵义、都匀、凯里、安顺，云南的曲靖，陕西的宝鸡、汉中、铜川，甘肃的天水，河南的平顶山、南阳，湖北的襄樊、宜昌，山西的侯马，青海的格尔木等等。
　　可以说，如果没有三线建设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那么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要实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战略，将会遇到原材料、动力供应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三线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物质条件。以四川为例：三线建设以前，四川工业较发达地区主要限于重庆、成都两个城市周边。而川西地区是中国乃至世界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综合利用价值极高。金沙江、鸦砻江的水力发电资源也是我国最丰富的。川西平原、西昌地区，农业自然条件很好，盛产粮食和经济作物。但是，由于交通不便，缺少工业基础，川西经济得不到发展，远远落后于川东地区。
　　毛泽东决定把三线建设重点放在四川后，1965年邓小平视察川西地区，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布局。即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线，向重庆和六盘水两点做钟摆式辐射。这个“两点一线”的布局现在发挥了巨大作用。成昆铁路沿线辐射范围13。6万平方公里，包括四川、云南的7个地、市和所属50个县、市。如今铁路支线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企业和科研机构星罗棋布，崛起了西昌、绵阳、雅安、乐山等新型工业城市。攀枝花集团主产高铁钢轨、无缝钢管、特殊钢、钒钛钢铁的企业，延伸到凉山州、成都市、绵阳市及重庆市、广西北海市等地建厂。当年的点线分布，已经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区。　“两点一线”带动了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相当于跨越了50年。
　　如果把评价三线建设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西部大开发联系起来，思路就会更加开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的出口产品基地。2004年，中国GDP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67％。中国经济必须开创新的市场和对外通道。三线建设时兴建的内（江）昆（明）铁路，到21世纪初全面通车，成为连接东南亚经济圈的重要国际通道。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在三线建设的基础上，又新建了大批高速公路和机场，向西打开了对外开放与合作的新路。形成西北部由新疆、内蒙古至俄罗斯、中亚五国、蒙古，西部由新疆、西藏至巴基斯坦，西南部由云南、广西至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