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报仇看电影-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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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又可以安然地、惬意地活下去。当真要做点实际的让步，谁都不愿意。
让我记住你的姓名
波兰电影大师安杰伊·瓦依达的作品《卡廷惨案》，给我的触动点之一是：他们都有名字。
“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波兰战俘，在无理性、无秩序的战争状态下，两万多名波兰军人，在卡廷森林遭到屠杀，但即便在那样的状况下，他们的名字还是留了下来。后人都知道他们是谁，有多少人，甚至有人冒着风险保留他们的档案和遗物，使他们不至于湮没和被遗忘。
记住他们，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是最好的纪念。因为，记忆，也需要命名，也需要语言文字为它们划出边界，像熊秉明先生所说，画家给自己的画作起个名字，其实是“像扎下一个木杆拴住一头羊”。文字，是没有边界的时空里的木杆，拴住记忆所针对的那些真实存在的往昔。
“南京大屠杀”，对我们而言，曾经是没有边界的，曾经只是一个模糊的“三十万”，但我们终于开始让他们的面目清晰起来。在“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整理方面：“第三批《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于2009年年底出版面世，至此该史料集总卷数有望达八十卷、字数达四千万，成为世界上最详尽、最系统描述南京大屠杀的原始历史资料。”其中，由学者用七年时间整理的八卷《遇难同胞名录》在几年前就已出版：“该名录采取卡片的形式，以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及群众来函等为基础，收录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较为详尽的个人信息，目前已收录遇难者信息卡片14961张，除重复调查者外，本次史料集共收录13000余名遇难者的个人信息。”
尽管与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6200万份各类和大屠杀有关的文件、档案，近27万张照片，数千份录像带等影音资料”相比，与他们所提出的目标“直到每个遇难者都有名字”相比，我们做得还不够。但《遇难同胞名录》的出版，说明我们终究进了一步，我们开始尝试，记住他们每一个人，使他们不至沦于湮没和遗忘。
不止战争，即便是灾难中的遇难者们，我也想知道，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是叫“田五妹”，还是“张阿毛”？我想知道，他们都在什么样的年纪遇难，有没有留下什么话，有没有亲人在纪念他们。知道他们的名字，记住，并传下去，是最好的纪念，是最好的缅怀。
真的，时光在飞逝，记忆在逐渐模糊，幸存者已经濒临死亡，战争或者灾难留下的废墟被推倒建上了新的房屋。一次又一次的情景再现，让痛感也变钝了。何况，一直以来，个人体验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细枝末节，常常被挟裹在“集体痛感”中下落不明。于是，战争和灾难仅仅成为一个凄美的象征物，我们意识到了要“痛”，却不知道该如何去“痛”。
也许，“痛”的方式之一，就是把“痛”落实在和我们一样的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记住他们的名字，并且传下去。在没有边界的时空里，给他们一个坐标。
让他们在我们的记忆里，继续活下去。
一种生物性的隐喻
我的朋友柏邦妮，作为作家及编剧，梦想之一，就是拍一部《蓝色大门》那样的电影。一部干净的、清爽的，能让人想起十六岁的早晨的那种电影。
但我觉得非常非常难，最难在，内地的十几亿人里，恐怕找不出一对陈柏霖和桂纶镁那样干净的脸。内地也不是没拍过青春片，但男女主人公，总是有种令人如鲠在喉的感觉，或者腮帮子太大了，或者眼神不干净，或者声音沙哑，或者衣服穿得很可怕，或者身体语言不过关——某个当红的青春偶像，总是含肩塌背地走路，双腿呈“X”型。或者太胖了——像是上个月还在吃野菜，这个月突击地吃了几天肉之后的那种胖，显得腻、脏。总之，总是有哪里不对劲。培育出林青霞和陈柏霖、桂纶镁，至少还得两代人。
年轻的都不对劲，老的是不是好一点？作家大会现场走一圈，无论如何找不到一张福克纳、保罗·奥斯特、麦克尤恩或者奥兹那样的脸，那种适合拍摄黑白照片的、可以印在书里的、“仙人掌般不动声色坐落在时间荒原”的脸。要想得到诺贝尔奖，大概先得长一张诺贝尔获奖者的脸，因为“从最高意义上说，一个人的相貌就是他的人”。
台面上的人是这样，台下的又如何呢？因为住在海边，夏天经常可以去海滩上看人，轻易地，就能把我们内地人和香港、台湾及韩国人、日本人分开。穿再贵的衣服都没用。我的朋友宋毅曾经痛斥欺骗过他的某人的相貌，认为“不正常的外貌是一种生物性的隐喻”，其实，所有的相貌都是一种生物性的隐喻。
别的事物，也足以构成这种隐喻。比如春节，拜年回家的路上，车走在高速路上，收音机里放出某位当红民谣女歌手的新专辑。她已经竭力地空灵清澈了，但还是哪里不对劲——还是“不干净”。歌的曲调、编曲也都疙里疙瘩。而上世纪的台湾民歌运动中，声音干净的女歌手，实在太多了，包美圣、陈明韶、刘蓝溪、王海玲、郑怡、银霞、徐晓菁、杨芳仪，都拥有最干净的、“水晶一样的声音”。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陆校园民谣，处处模仿民歌时代，但却从来没能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干净的女声，女歌手们的声音形象都十分奇怪，不清澈，也不通透，似乎感冒没有好，似乎咽炎正发作，又似乎哪里哽住了。总之，总是会有些不对劲。
还有建筑的样式、书籍的封面、报纸的字体——有段时间，所有的报纸都一股脑地使用舒同体，而我苦苦思慕的，却是香港台湾的华文报纸用的那种精致的宋体字。其实只差那么一点，但就是差的这一点，就要用尽全身力气去追赶上三五年。还有照片的色调、风景的气息、甚至天空云彩的排列——我总能轻易地看出哪些风景壁纸是在国内拍的，哪些不是。一切一切，总是有点不对劲。而一件事物，真正取得合法性的标志，是已经取得了美学上的合法性。不美，就不合法。
美，或者不美，或者那种不对劲的美，那种差一点的美，都是生物性的隐喻，所有这些隐喻合起来，其实就是我们时代的面貌。谁都没可能走出独立行情。
俗套的重要性
前几年最火的几部戏，不论《木乃伊3：龙帝之墓》，还是《命中注定我爱你》、《十全九美》，全都由大俗套累积而成。
《木乃伊3》开始十分钟之后，我已经猜到了后面的故事。我猜想杨紫琼扮演的紫媛肯定会死，李连杰扮演的龙帝肯定获得了邪恶的力量，却最终被打倒，插科打诨的配角一定活到最后，甚至成为替故事画上句号的人。而《命中注定我爱你》，只要知道是一出台湾电视剧，就可以想象到人物设置，灰姑娘式的女主角，除了温婉可人，似乎没有别的优点，英俊多金但却花心的男主人公，照例被她驯服，其间还有一个浑身上下无不完美的千金小姐，以刁蛮的性格给两人添堵，为剧情添上一点波折。至于《十全九美》，我甚至能想到它会有一首怎样的主题曲，在何时出现。
它们照例招来了批评，但，从来只见到人们骂俗套，却没见人论证过俗套的必要性。对于一切文艺作品，俗套是头等大事。俗套的重要性在于，它制造出了一个不易改变的世界，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和掌握之中。我们知道，剧中人听到噩耗，手里的碗一定会掉到地上；缝衣服一定会扎到手，被害人还没来得及交代凶手或者藏宝地点，就会死去；未婚的女孩子突然奔去呕吐，原因只有一个，她怀孕了；发誓再做一次就金盆洗手的善良盗贼，一定会死得很难看；得了绝症的男女，一定要设法把自己的爱人气跑。对这个世界，我们的有把握程度远远超过现实生活。我们在电影、电视里，要的压根不是新鲜感、惊奇、意外，我们求的只是一个放心。
编剧的想象力，其实也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集体培育出了这些情节，这些情节也反过来影响着我们的想象习惯，我们习惯了这些套路，并且热爱这些套路。好人跌下悬崖就死去，战火中分开的情侣终于没有重逢，未必能伤害到我们的感情，却损害了我们对那个世界的自信。
俗套，像走了十年，永远也不会走错的那条路，像是摸了二十年，也不会摸错的门后的电灯开关，像不用吃就知道是酸是甜的水果。然而，世事多变，一条路渐渐不可能让我们走十年了。门后的电灯开关不可能永远在那里——连房子都在拆迁大潮中动荡，电影电视小说里的俗套因此尤为重要，因其虚拟，它们反而成为最少变动的、最可以依傍的。什么都在变，但至少它所蕴含的价值观没变，或者变化极为细微。所以，那些漫长的电视剧，诸如《再见阿郎》、《意难忘》、《人鱼小姐》反而更受欢迎。因为它们总在那里。换一个电视剧去追看造成的心理动荡，不比换一个工作来得小。
我完全理解一个老太太或者主妇，或者一个中年人，面对时间流逝、世事变迁时候的困惑。外面在拆迁，很可能明天就拆到楼下了，做了十年的公司，很可能明天就关门了，唯有电影电视里的套路不变。看着看着，终于安心地睡着了，屏幕上的画面变换着，给屋子染上忽明忽暗的光与色，有种小而温暖的圆满。
下一个孩子只好裸奔
同样是欧洲导演，同样以底层生活为作品题材，我喜欢比利时达登内兄弟，却讨厌意大利导演伊托·斯高拉。后者有一部著名的电影《讨厌，肮脏，下流》，讲述意大利棚户区贫民生活。伊托·斯高拉因此片获得了1976年的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但我看过它之后，却觉得异常反感。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反感的由来，直到我看到了长平的文章《假如穷孩子穷得连故事都没有》。
文章里的穷孩子，是云南山区的孩子，因为没有新鞋子穿，每个冬天都要挨冻。他们的老师拍了一组照片，写了动情的文章，发到了网络上，引起了注意，由此得到了捐助，孩子们收到了许多鞋子。长平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一个人要穷出故事来”，才有可能引起媒体的注意，才有可能得到援助。我们不过根据这些故事，来决定我们的帮助。所以，重大疾病患者的家属，到报社求助时，编辑和记者会帮助他们策划一些故事，卖身、卖肾、卖终生当牛作马，是好心，也是无奈。不然，就没有新闻点，不然，就没有故事。人穷可以志不短，却不能短了故事。
从那时候，我懂得了达登内兄弟和伊托·斯高拉之间的区别，达登内兄弟是从底层角度出发拍电影，他们的作品因此缺少故事性，而伊托·斯高拉是从底层之外看底层，因此热衷于故事性，甚至是怀着兴高采烈的态度去发掘故事。《讨厌，肮脏，下流》让我反感，是因为那里面的所谓底层充满故事，他们偷情，他们乱伦，他们互相下毒，他们把孩子圈在栏里胡乱地养大。他从他们身上取得的，无非是一个又一个让人惊骇的故事。他固然是一个艺术家，他也是一个掠夺者。
由内往外看和由外往内看，从低处看和从高处俯瞰的区别，大概就在这里。而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我们总能看到故事。前段时间，有个十一岁的女孩，母亲患了肾病需要换肾，这个从六岁就开始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