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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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作者还写了三部篇幅较短，但却很有代表性的小说。除反映金钱势力和犯罪行为的《巨大的希望》（一八六○——一八六一）外，应注意的是接触到尖锐阶级斗争的《艰难时世》和《双城记》。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也表露了他对群众性的暴力革命的极度不满与恐惧。《艰难时世》（一八五四）写某工业市镇的生活，纺织厂厂主庞德贝和议员兼教育家葛雷梗共同控制着市镇的经济命脉和教育机构。他们都信奉唯利是图、不讲情义的功利主义生活原则，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葛雷梗把自己年轻的女儿嫁给了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庞德贝，使她备受痛苦。在葛雷梗自己的教育原则指导下，他的儿子成了盗窃犯。他通过切身的经验，又受到一个马戏团的穷苦女孩子西丝的感化，改变了生活态度。庞德贝始终是作者十分憎恶的反面人物。他吹嘘自己是劳动起家，诬蔑工人由于妄想过奢侈的生活才有不满情绪。作者还创造了一个纺织工斯蒂芬·勃莱克普尔的形象。他虽然受到了各种折磨，但是不愿参加工人运动，也不当庞德贝的奸细。他希望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谅解，但却不能达到目的，因此感到一切都是“一片糊涂”。通过庞德贝这一人物，作者谴责了自由主义的工业资本家，批判了功利主义和马尔萨斯学说等反动理论。作者同情被压迫阶层的悲惨生活和他们勤劳友爱的优秀品质，但是他不赞成群众性的工人斗争，丑化组织工人斗争的工联领袖，并把一个主张阶级谅解的落后工人斯蒂芬写成正面人物。马戏团的孤女西丝具备普通贫民的某些优秀品质，但更多是体现了作者的温情主义和以感情教育来促成阶级谅解的幻想，成为作者理想的传声筒。
《双城记》（一八五九）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作者以相当篇幅描写了广大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受欺压的情景，又描写了农民的小儿被贵族的马车压死、自己又受到绞刑，以及曼奈特医生因揭发贵族的罪行而被监禁十八年。这两个动人情节，揭示了革命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到来。但是狄更斯从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和人道主义出发，一方面同情广大农民和曼奈特医生的悲惨遭遇，但又反对雅各宾专政，丑化革命的积极分子，歌颂为友献身的人道主义、理想化的人物卡登。
狄更斯在政治上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一个坚定的改良主义者。这种民主思想崇尚个人主义的道德品质，只追求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幸福。从文学是形象思维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一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引人十分憎厌的各种各类资产者。作者对其中的多数毫无姑息，横着竖着来加以鞭挞。他的漫画和夸张手法就是这种强烈憎恨的自然表现形式。这种憎恨不仅针对资产者中的统治阶级，也针对一切腐败的政治、社会机构。狄更斯的笔头经常饱含着强烈的感情，写成文字时常常是一首一首的散文诗、讽刺诗或政治抒情诗。他的思想弱点则是暴露在他所描写的正面人物身上。这些人物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中的成员：贫民、普通人、纯洁的女孩。他们完美无缺，友爱互助，温情脉脉。他们简直没有一点儿反抗性，连一句分量重的话也不说，一味的含冤受屈，耐性等待。那么狄更斯的正面人物就一点战斗性也没有了吗？也不是绝对如此。尼古拉斯·尼古尔贝就曾执鞭痛打那个虐待小学生的教师司贵也斯；收租人潘克斯在“心碎院”的群众面前突然打掉了道貌岸然的房东坎斯比头上戴的宽边帽子，剪掉了他的白发，使他露出了本有的狰狞面目。但这些都只是暂时解气的行动，并不能动社会环境的一根毫毛。
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往往头绪繁多、情节结构复杂。他又常用突出人物形象的某些特点或某些常说的话、常作的事、常用的姿势的方法来揭示他们的精神面貌，并把他们个性化。虽说狄更斯的艺术风格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但他决不是一个精雕细刻、事事安排妥贴的能工巧匠，又和某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欧美小说家不同。他才气横溢，信笔写来，自成文章。他的风格当然是谁也不会学、谁也学不会的。
赵萝蕤
花草辩
从手抄本《第二次握手》联想到的
夜深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内万籁俱寂，唯有主楼编导室的一排窗口灯光明亮，通霄达旦。第二天上午，十几位眼角布满红丝的编辑，将四份十多万字的小说稿，整整齐齐地摆在办公桌上。这由十几双手连夜复写出来的小说稿，就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原名《归来》）。读者诸君大概绝不会想到，当它的作者还处在狱中之时，编辑部已经开始组稿了！现今，青年业余作者张扬已平反出狱。他的这部命运奇特的手抄本，经进一步修改后，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而且，还将经过改编后搬上银幕。
如果将今年年历上的最后一个“9”字倒过来的话，这样的事纵然侥幸不会给编辑们招来“杀身之祸”，也准定会被判刑治罪，与作者共同分尝“铁窗囚徒”生活的滋味。若是发配到什么穷乡僻壤去接受“监督改造”，当然该是属于“从宽处理”了！乃至就是目前吧——手抄本？！可能仅仅这三个字，仍足以使某些人惶然，愕然，竟于悚然了！更可能还会有人挺身而出，大兴问罪之师：“这还得了！你们存心使出版工作和电影堕落么？”这顶帽子是颇有些份量的。如此罪名也着实会叫许多编辑人员不寒而栗，心惊肉跳。啊呀，且慢，可敬的勇于锄草的同志们，请不必如此大惊小怪，还是先服点镇定剂，平静地思考一番吧！我们从未怀疑你们要开拓一片文艺“净土”的诚挚愿望，并且一向尊重你们维护文苑纯洁的良好动机。但是斗胆在此试问：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起，“手抄本”三字竟无形中成了“反动黑文”和“毒草作品”的同义词？仿佛凡属“手抄本”，不是“诲淫诲盗”，“黄色下流”，便一定是“毒汁四溅”，“反动透顶”。而其作者，也“理所当然”地变成了“教唆犯”和“现行反革命”。这究竟有几分道理？又有些什么法律根据？我们对中外文学史、出版史所知甚少，但就我国人民妇幼老少皆知的古典名著，如《红楼梦》、《西厢记》、《聊斋志异》、《水浒传》等，都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过。或许有人会反驳道：“那是古代，印刷术不发达，当然要代之以手抄了！”就算这样罢。可是今天将以千年不朽，万古不磨的金字载于现代文学史中的《天安门诗抄》，不也始于手抄吗？我们并非要把《第二次握手》捧到吓人的高度。赞誉过份就会流于庸俗的吹嘘捧场，而吹嘘捧场虽然会将一部作品捧入“云端”，但同时也会使它失去读者的信任。我们不过要在此替“手抄本”三字“平反昭雪”，并提醒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手抄本”恰恰是文化专制主义胎育出来的畸形儿。它在妊娠时期就往往宣布了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叛逆和挑战！文化专制主义愈是横行霸道，“手抄本”往往愈是大量地诞生并广泛地流传！其中自然难免糟粕，但往往杂有香花，甚至隐匿着奇葩异蕾。
手抄的《第二次握手》被反动文痞姚文元诬为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一本很坏的东西”，于是乎，年仅二十余岁的知识青年作者张扬同志被捕入狱，判定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囚禁了四年之久。他在科学院工作的舅父和一家老少也被株连，遣送到农村劳改。《第二次握手》不但被视为“反动小说”在全国各地遭到清查、收缴，许多传抄过这本书的男女青年也受到种种迫害，造成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文字狱”。那么，这本“很坏的东西”究竟“坏”在哪里呢？因为许多人还没有机会读到它，我们在此简略地介绍一下故事梗概：
医学科学家苏冠兰的青年时代是在黑暗的旧中国度过的。在一次游泳中，还是一位大学生的苏冠兰奋勇救起了一位溺水的姑娘。年青而美丽的姑娘名字叫丁洁琼，她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革命音乐家，中共地下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在监狱中。苏冠兰与丁洁琼在以后的相处中产生了深厚而真挚的爱情。但是，冠兰的父亲苏凤琪，却执意要使已故的好友叶生的遗女叶玉菡成为冠兰的妻子。冠兰在父亲的压力下，许下了“二十年后同玉菡结婚”的诺言。叶玉菌也是个正直、善良、温柔并才华超众的姑娘。她一心深爱着苏冠兰，并且丝毫也不了解苏冠兰已爱上了丁洁琼，因此宁愿痴情地等待苏冠兰二十年。而当她无意中从丁洁琼写给苏冠兰的信内发现了他们的爱情之后，便毅然决定从此关上心窗，将自己对冠兰的爱情永远封闭在心里。那时，丁洁琼已被苏凤琪利用自己在科学界的名望和手中的职权，以培养“留学生”为名，送往美国去了。从此，苏冠兰与丁洁琼这一对有情人远隔重洋，音讯断绝。二十年后，苏冠兰相信了丁洁琼在美国已结婚的传说，也深深被叶玉菡始终不渝而又长久默守的崇高爱情感动，便同叶玉菡正式结为夫妻。一九五八年深秋的一天，苏冠兰结束了出国访问，刚刚回到家中，正准备换上拖鞋与妻子儿女吃饭，“……却听到窗外小院中有一点动静，侧脸一瞥，透过湘妃竹帘，看见一位女客人刚从大门外走进来。她是谁？苏冠兰心中掠过一丝疑惑，怎么有点面熟似的？这位身材瘦弱，体态均匀，略微上了点年纪的女子，穿着华贵的兰色西服，敞领中衬着洁白的印度纱巾，披着长长的柔软的卷发，两手插在衣袋里，静静地伫立在院中，显出非常端庄而又不平凡的气派。她那非常美丽的脸庞上透出冷静而严肃的神情，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她那一双黑晶晶的、深邃的眼睛，目光冷峻、沉静、忧郁……。”这位不邀而至的女客就是丁洁琼，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并没有结婚，一直坚守着爱情的誓言，等待着苏冠兰。她也已经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女科学家了，是随同一个访问代表团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