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爱大米-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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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听到张德培在失败之后所说的话，不亚于“空谷回音”。这才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更高、更远、更快”的体育精神的真谛。张德培的洒脱、张德培的顽强，体现出一名真正的体育运动员健全而博大的心胸，用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话来说，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此，他虽败犹荣，他是自己的灵魂的主人。他作为“战士”的尊严和人格的魅力，已经超越了一场比赛具体的胜败而具有永恒的感召力。当然，张德培能够具备这样的心态，还得益于他所处的良好的、宽松的外部氛围，以及健康向上、外向包容的文化“大气候”。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拥有“自足”的文化氛围；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拥有张德培这样的运动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恢复体育的真谛？
拜寿与拜年
满清王朝崩溃前，其吏治已经一败涂地。吏治败坏，渐失人心，武昌首义，乃得以拉枯摧朽。满清之亡，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于自己内部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腐败份子是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奕劻继荣禄以后，得到慈禧太后重用，领袖军机，大权在握。慈禧虽然知道其人昏庸贪婪，但也正因为他一心爱钱、不会玩弄阴谋反对自己，加之又是皇室近亲，所以放心给予他巨大的权力。专制者喜欢使用贪官，自古皆然。于是，奕劻公然开门卖官鬻爵，门庭若市。老百姓戏称之为“老庆记公司”，说他像个公司老板，把“国家公仆”的位子标价买卖。
奕劻敛财的方式，也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他常常借助过生日、祝寿为名，大肆索要贿赂。许指严《十叶野闻》中记载，奕劻在七十诞辰的时候，大开祝典。各省长官以下，以及京师尚书、侍郎以下，全都掏钱拜寿。奕劻表面上严厉告诫手下，绝对不要送礼物，私下里却专门设计一套档案，记载各级官员送礼的情况，并按照数量多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送礼现金万金以上以及礼物三万金以上的，登记在以“福”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二等是送礼现金五千金以上以及礼物万金以上的，登记在以“禄”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三等是送礼现金千金以上以及礼物三千金以上的，登记在以“寿”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四等是送礼现金百金以上以及礼物数百金以上的，登记在以“喜”字命名的小册子中。数日之间，他收受的现金和礼物就折合数百万金之多。庆典持续了三天，三天中自福晋以下打麻将，统计一共输的钱就达三十万左右。
当时有个广东人，买了四川候补道的官职，听说海关道既有权势、也有油水，便谋求调任海关。“闻庆王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志”，于是带了二十万金到北京拜寿。他一出手就是现金十万的寿礼，而且门包仆费额外花了三万。这样一来，他在“福”字册上顿居首位。奕劻心花怒放，请他上门出席酒宴，亲自把酒，奉为上宾。不到半月，其人果然如愿以偿，得到了海关道的官位。临行前，他去庆亲王府邸辞行，献上一枝四川邛州产的方竹杖，云：“可以扶老，以为纪念。”奕劻很不满意：为什么送如此寒酸的礼物？待客人走后，他一摸拐杖，才发现拐杖头可以卸下，中空的竹杖里面装了银票三万两。奕劻这才大喜，称赞说：“此诚可儿也。”
奕劻的办法很巧妙：拜寿是礼节性的，是中国人特有的“人情世故”。所谓“礼尚往来”，算不上贪污腐败。谁不过生日呢？奕劻选择“拜寿”作为索贿的“突破口”，与之相似，今日的某些贪官选择了“拜年”作为捞钱的新招。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是一个“人情炼达皆文章”的聪明人。1995年，尚在广西自治区主席任上的成克杰，春节前夕曾经一天走访四个市县。他口口声声地说这是关心基层工作，给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拜年，实际上却是赶赴各地拼命收取红包，是“霸王硬上弓”式的让下属给他拜年。据行家估计，地方领导给成克杰这样级别的高官拜年，红包至少在十万以上。成克杰一天走四个市县，收入超过了一百万。一天之内即成为百万富翁，再精明的商家也不敢想象。上行下效，在广西，仅仅以一个县委书记而论，过年期间收到的红包也会超过二三十万之巨，尽管跟主席大人相比望尘莫及，但是比起清朝时候“一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来，也算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
成克杰的继任、广西的某主政者，最近也因行藏败露而受到审查。他堪称成克杰的“好学生”，在春节前后，也是打着“体察民意”的幌子，马不停蹄地巡视各州县。行程中，他始终带着还在上小学的孙子。这位首长凛然正气地向下属表示：绝不收取任何名义的红包。而下属们也心领神会：给首长的孙子“一点点”压岁钱，首长是不会怪罪的。于是，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孙子知”的情形下，首长满载而归。如此办事，真是滴水不漏，心思之巧、手笔之大，前无古人。庆亲王，你这个满清的王爷，如果地下有知，知道后人青出于蓝胜于蓝，该有多么欣慰啊！同时，又该多么惭愧啊！比起你赤裸裸地、劳力劳心地操办祝寿典礼来，子孙们的手法多么艺术、多么含蓄、多么隐蔽啊！
著名学者丁学良在分析台湾选举中的贿选现象时，透彻地指出：买票在许多台湾人的眼里不是被理解成“贿选”，而是被理解成和“人情往来”以及“面子”有关的东西。“买票从一种政治行为（按照原则来说是一种不正当的政治行为），演变成人情风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成为人类学上所谓的象征性的行为。”由此，丁学良揭示出文化传统对民主制度的侵蚀。用同样的视角来观察从昔日官僚们的“拜寿”到今天领导们的“拜年”，我们则发现了一个更加隐秘、更加晦涩的腐败地带。这种灰色的腐败，与那些相对暴露的腐败相比，对社会的进步更有致命的杀伤力。“人情腐败”和“面子腐败”在东方文化中最为彰显，对它们的根除，既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实土壤进行化验。
近年来，韩国的反腐败运动雷厉风行，高官显贵一个接一个垮台，在国民心目中声名狼藉。韩国实行的“阳光政策”，要求所有的国家公务员必须公开银行帐户以及其他财产。这也许是遏制包括“拜寿腐败”和“拜年腐败”在内的各种腐败的办法之一。“他山之石”，何时能够被运用过来“攻玉”呢？
遏制腐败的灵丹妙药
召商局蛇口工业区的开创者袁庚，在一次采访中，专门谈及深圳市委常委、南山区区委书记虞德海腐败的历程。虞德海被认为是袁庚当年开发蛇口的一员得力干将，他是怎样堕落的呢？袁庚有他自己的判断。
袁庚回忆说，八十年代初刚刚创业的时候，虞德海从宜昌来到深圳，工作在工厂第一线，生活很简朴。后来，因为工作出色，步步高升。“他到南山区当区委书记，南山区管蛇口、深圳大学、华侨城等等，那正是大开发大建设的时候，捞钱的机会太多了，权力太大了，他的问题就出在这一段。”袁庚痛心疾首地说：“这种人道德的败坏很快。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可以用那个淮南的橘逾淮变枳来说明，土壤变了，生态环境变了，人就变了。虞德海为什么敢剪那些跟他发生关系的女人的头发保存着？500万元的现金为什么敢随便放？是因为他把人不当人，有恃无恐。”
面对今日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人们提出诸多解决方案。有人说，应当加以严刑峻法，杀一儆百，让官员们心惊胆战而“不敢贪”。然而，杀头的贪官不在少数，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掉了脑袋，腐败现象却毫无被遏制的趋势。有人说，应当加强干部的道德修养，唤起其泯灭的良知，让官员们提高觉悟而“不屑贪”。然而，教育贪官无异与虎谋皮，已被处死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轰轰烈烈的“三讲”中不是顺利过关、获得优良的评语吗？也有人说，应当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高薪养廉，让官员们生活富裕而“不必贪”。然而，比起失业工人和被税收压弯腰的农民来，官员的收入算是相当高的了。即使是年薪高达十万，也无法消除他们要贪污一千万的念头，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那么，究竟有没有遏制腐败的灵丹妙药呢？
袁庚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回顾二十多年前出任香港召商局第29代“掌门”、开创改写半个世纪闭关锁国历史的蛇口工业区的风风雨雨，83岁的袁庚开出的并非一个标新立异的方子，而是昔日曾经实践过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办法。“蛇口原来的办法，是用选举，用监督。1983年春，我向胡耀邦当面提出，经他批准的。民主推选候选人，候选人要发表施政演说，接受质询。获选以后，在一个月内，必须有具透明度的汇报。全体职工对领导进行信任投票。这里当官的都是在群众的监督之下的，没有特权。当时要建海滨浴场，投资几百万。全体投票反对，就停下来了。做官不能为所欲为。当时有一个领导的弟弟在蛇口盖了一座房，就有人质问：请问你的弟弟为什么能够建这个房子？”袁庚的办法很朴实，却很到位。如果有了选举和监督，当政者必然不敢为所欲为，这仅仅是常识而已。有人却说，在中国实行选举和监督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的民众素质太低。我不禁要说：说这样的话的人才是真正素质低的人。中国的老百姓受教育的程度确实不高，但谁黑谁白他们还是能看清楚的。拿破仑说过：“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人类的自私心。”普通老百姓固然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但仅仅从“自私”的角度出发，他们也会善待自己所拥有的民主权利。打个比喻，如果一个偏远乡村实施村长选举，一个候选人是极其贪婪的贪官，另一个是不那么贪婪的贪官，村民们毫无疑问会选择后者，而不会选择前者。因为基于每个人自身的利益考虑，如果选择后者，自身利益受到的伤害会小一些。回过头来看袁庚的一番表述，平易近人，合情合理，没有让人难于理解的地方。这也是改革的先行者和实践者一贯的风格。说到底，遏制腐败的灵丹妙药是、也只能是民主制度。
早在18世纪，英国政治家威廉？皮特在议会的发言中就说过：“不受限制的权力，容易腐蚀掌权者的心灵。”后来，阿克顿勋爵更加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权力对于使用它的人可能造成的影响：“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名言在无数的政治学著作中被广泛引用。1787年，刚刚在独立战争中获胜的美国人，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与会者普遍对权力可能造成的腐败表示警惕。尽管他们本人都是领袖人物，但他们却要制定一部制约领袖权力的宪法和一套监督政府的制度。他们知道：政府是靠不住的，领袖是靠不住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都是靠不住的。最年长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先生们，有两种激情对人类事务存在强大的影响。这就是野心与贪婪，一个是对权力的爱，一个是对金钱的爱。”而最年轻的代表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说：“人类酷爱权力。”他们不是道德至上论者，他们认识到了人
